“早上喝一杯三聚氰胺毒牛奶，吃两个硫磺熏毒馒头，中午买条避孕药鱼，再买点牛肉膏牛肉炖点膨大西红柿，回到豆腐渣工程房，开瓶甲醇勾兑酒。饭后抽根高汞烟，晚上钻进黑心棉被窝。”
这是网友编的段子，在网上流传甚广。这样的段子，虽然只是现实中的“倒霉版”，带有文艺的夸张，但无可否认，我们的衣食住行，似乎都罩上了一层不安全的色彩，而且大多数人无处可逃。
还有地铁追尾、桥梁坍塌、飞机事故、环境污染……这类风险，像食品有毒、物价上涨、生活压力增大一样，已然弥漫在中国人的生活空间。不安全感和焦虑成为精神的常态。
折磨着我们的不安全感来自哪里？又该如何应对？本刊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教授。
不安全感摧毁一个人的生活
《南风窗》：您如何理解现代社会的不安全感？
周孝正：人们的不安全感来自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现代高风险”这个概念，是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来的。现代高风险，从大的来讲，是全球的、国家的，比如恐怖袭击和核泄漏；从中的来讲，是经济的，比如通货膨胀；从小的来讲，就是生活准则，比如你找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可她是整形整出来的。
《南风窗》：不安全感的蔓延，会导致什么后果？
周孝正：现在有各种各样应对的招数，比如有人买东西只买进口的，有人在郊区买块地自己种菜，也有人建立消费者联盟，这些办法各有利弊，也能解决个人的小问题。但总体来说，大家没有安全感，也没有信仰，最后就只信金钱了。
《南风窗》：富人移民潮也是近年热议的话题，富人的不安全感来自哪里？
周孝正：富人虽然有钱，但也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首先，一些富人的钱来得不干净，害怕被追究责任，其次，近年民间的“仇富”，使得富人更没有安全感。
《南风窗》：富人还可以移民，相比之下，穷人的选择更少。穷人的安全还有什么可以保障？
周孝正：看是什么层次的安全感，对于较为底层的老百姓来说，当然买不起昂贵的进口产品，没法移民海外，但是他们还可以回老家。中国的春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一年多么辛苦，受了多大的委屈，都要赶回家，与家人一起吃一顿年夜饭。回家，与亲人团聚，是维系亲情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安全感。在这个层面上，富人的安全感要少很多，富人还要担心自己被身边的人算计。我特别反对现在城市流行的在饭店吃年夜饭，这样一来，必定要有人给你服务，这些给你服务的大部分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底层人们，这些人就没法回家过年了。要知道，回家过年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当然，对于底层老百姓来说，多挣钱才有安全感。
政府应是风险控制的主体
《南风窗》：您前面说，风险不可消灭，只能规避或者经营。那么，在一个国家，规避和经营风险的主体应该是谁？个人起的作用大不大？
周孝正：政府掌握了大量稀缺资源，应该起主导作用。而作为个人，首先要了解高风险社会，知道存在哪些风险，才能进行规避和分散风险，比如买保险，甚至经营保险公司等。
《南风窗》：在中国社会，规避风险有时会以一种荒诞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过去数次发生的抢盐、抢醋等事件。
周孝正：这说明大众很不成熟，对于风险的应对能力很差，而政府也没有风险预案，说到底，还是政府工作不到位，该干的事情不干。
唯知情权能消除不安全感
《南风窗》：不安全感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而减少，反而越来越严重，为什么会这样？
周孝正：中国面对的高风险大多数不是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中国是从传统集权社会走向现代集权社会，问题在于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食品不安全、建筑不安全和司法不公，等等。
《南风窗》：如何辨别哪些是因社会发展和技术不成熟而导致的问题，哪些是官僚化管理带来的问题？
周孝正：大多数风险来自人为，很少是纯天灾。那么，规避风险也更多是事在人为。
天塌了和豆腐渣工程都会导致人的死亡，哪个是天灾，哪个是人祸，很容易分辨。要以技术手段来规避现代化的风险，也不是很困难的事。
比如，针对醉酒驾车，可以研发出酒精度数超标，汽车就不能启动或报警的新软件。不过，一旦有防止醉酒驾车的软件，不久可能又会有针对这个软件的新软件。
依赖纯技术主义无法解决心灵问题，关键在于要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政府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在老百姓关心的食品安全、公共交通工具安全上，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有关部门不公布，不让老百姓知道，老百姓还有什么安全感？积极、稳妥地公开，是让老百姓感觉安全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