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到复旦求学之前,从未坐过火车,从东阳到上海的感觉不亚于中国人初到美国。 我的家乡是浙江东阳,东阳当时很穷,但却以“教授市”而闻名。我在东阳中学读书时,也同样被东阳刻苦求学的“梅干菜精神”所激励。那时,住校和大多数的同学一样,每周带到学校的伙食是一袋白米和一罐梅干菜,妈妈是尽了最大的可能,在菜里多加些猪油,所以,每顿吃着铺着梅干菜的热气腾腾的饭时,我的心里就已经很知足了。
1985年前后,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全新的思想观念影响到了东阳,我也以中学生特有的幼稚和热情,开始了自己的思考。那时,读了较多鲁迅先生的文章,印象最深的是鲁迅先生的这一段话,鲁迅先生说:“光有良好的体魄,没有健全的头脑,这也是民族的悲哀。”我深深地被那种要启发国民思想的热情所激励,当时,我认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放国民思想的问题,所以那时,在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我将复旦哲学系作为了自己的第一选择。
进入校门的第一天,学长们迎接我们新生的欢迎词,居然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当时这句话,远远比国政系的“欢迎未来的政治活动家”等等更让我心潮澎湃,我全身心地投入到那种要成为“失败的英雄”的悲壮情绪中,想的是如何去完成“五四”所未能完成的启蒙任务。所以,在当时复旦校园里,穿着旧军装,三五成群在大谈如何超越马克思的人之中就有一个是我,这也是当时的复旦一景。
那种青年人特有的热情与执著,现在每每想来,自己也很为之感动。这也始终是我个性的真实,这种理想主义也是复星人创业的初衷和底蕴,只是我们现在更懂得用理智和成熟的方式去实现这种理想。我一直说,如果没有教育,那么现在从浙江东阳来沪打工的人群中,肯定有一人叫“郭广昌”。复旦老师的博学才华,复旦校园的宽容精神,逐渐引导我从徒有热情走向成熟。
从求学到团委任职的七年里,有几件事一直影响着我走到今天。
1987年暑期,我一个人骑一辆旧单车,兜里仅带着200块钱,去了北京,最后到了长城,完成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目标,自己也亲身体验到了长城再远,只要走出第一步,哪怕只有一辆破车,也能到达。1988年暑期,我和11位同行者,又骑着拉赞助得来的单车,组织了一次“黄金海岸”6000里考察,到了海南。
一北一南的两次出行,对我有了极大的触动。直接与社会最底层人们的接触,亲眼目睹了南北各城市的状况,我更贴近了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经过这两次可以说是生存锻炼的出行,也增强了对自己的信心。
途经的种种,引起了我对古人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知识分子价值观的思考。中国古人历来推崇“官本位”的思想,所谓“学而优则仕”,读书考状元,进京做官,是一条光明大道,其实现在还有一脉相承的体现,级别划分总以处级、局级作类比,教授有相当处级、局级,和尚也分处级、局级。总之,从政为官是知识分子的目标理想。而且,当时社会的生活主体是以家庭为单位,经济主体也是以家庭为单位,所以,从“齐家 ”,可以直接走向“治国•平天下”。
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又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经过几年的哲学学习,也非常赞同这一理论。中国的实际国情也要求我们坚持这样的理论基础。历经了百年的动荡,国家更需经济建设,空有一腔热情,只能振臂高喊,而不能有具体作为,尤其是对经济建设的具体作为,富民强国将永远只是一个梦想。做官从政并不是知识分子“治国”的唯一出路,社会需要坚实的中产阶层,需要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和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工作者,他们是承担经济建设的主体,是创造社会资源的主体,也是社会稳定的根本。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先富起来的是一批个体户,所以当时社会很盛行“原子弹不如茶叶蛋”、“手术刀不如剃头刀”等说法。但是,他们所形成的经济主体,恰恰是单薄的,是缺乏持续增长性的。只有知识分子成为经济主体,社会经济秩序才会更理性,社会才会更稳定、更良性地发展。
出于这样的思考和对自己个性的判断,我认定自己也必将走从商这一条道路。
在团委工作的时间里,我也特别关注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通过组织社会调研、社会实践,体验了具体的经济活动,积累了工作经验,也结识了很多经济领域的朋友。1992年小平南巡之后,改革开放进入了又一个高潮,国家的各项政策也进一步鼓励了各种经济实体的产生。年底,我把准备用于出国的美金,换成了人民币(当时还小赚了一笔),毅然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开始了真正的“下海”历程,全身心地投入了经济的大潮中。同时,我和我的同仁们也一致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目标,复星的理想与追求就是围绕“修身•齐家•立业•助天下”这个目标展开的。
关于“修身”。古人常需“吾日三省吾身”,通过不断的反省来修正自己的行为,以促成个人不断的完善。我们所说的“修身 ”,个人必须是一个学习型的个人。一个小学生,只要他还在不断地学习,那他也是有希望的;而哪怕是一个博士,如果一旦丧失了不断学习的能力,那他也就没有希望可言。
一个组织也是同样,必须是一个学习型的组织。现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每天都在做一种创造性的工作,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大多是我们昨天未曾遇到的,甚至是没有想到过的,如果都要在自身的经验教训中成长,复星就不会有今天。我们都是通过向书本学习,向前人学习,向成功或不成功的企业学习,才能健康地成长起来。
同时我们更要求我们的经理,要有“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气度,这也是保持学习能力的前提。没有这样的气度,就不可能自觉地接受优秀的人才,更不用说向别人学习。因此,我们的经理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能培养使用比自己能力强的人。
关于“齐家”,古人所谓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应该是“齐家”的精神实质。在复星,我们一直很强调“企业家庭”的概念,这决然不同于“家庭企业”的狭窄理解。后者有一种很强烈的排外感,而“企业家庭”则倡导一种宽容、互敬的氛围。
作为我个人,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团队,对每一位复星的成员,始终有着一种感恩的心情。在我三十岁生日的那天,我曾对我的朋友们说,过十岁生日的感觉,就是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我能收到多少礼物;过二十岁生日的感觉,就是很茫然,空有一腔热情,但不知道这辈子要做什么;而跨入三十岁之后,则更多地体验到了一种真诚的感恩,对所有成功或是挫折的经历的感恩,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的感恩。
关于“立业”。“立业”是以“修身•齐家”为基础的,同时,“立业”又是达到我们“助天下”目标的根本途径。个人需要立业,这是毫无疑问的,尤其是男人,更是要撑出一片天空。在复星的企业经营中,我们深深感到“无实业不稳,无房产不富,无信息金融不活”这句话。对于做实业我们始终坚持把握方向、选准项目、大胆设想、小心求证;而成功的房产经营会为企业带来较快的经营回报;信息和金融将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大活力,是企业生存的血液。
关于“助天下”。我们理解的“助天下”不单单是一般意义上企业向社会“献爱心”的活动,当然,我们也积极参与并资助了不少这样的活动。我们理解的“助天下”来自于两方面:
首先,在感情上讲,“爱国主义”是植根于我们企业,包括我们每个个人的源动力。这不是一种教条,也不是一种政治的需要。因为我们都自认为我们这些人都应该是,或应该成为民族的脊梁、社会的精英。如果一个人连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社会应有的热爱和责任心都没有的话,那么何以称为“国家栋梁”,何以成为“民族英雄”,正如,松下幸之助先生的用人原则里有一条是要选用那些“在异国看到国旗会落泪的人”。
其次,我更尊重资源的社会性,不管企业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谁掌握了社会资源,就应该去重新组合这些资源,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而创造的财富依然是归属于社会。我们始终觉得,谁掌握的社会资源多,谁就应该对这个社会多一份责任,多一份回报。
从复旦到复星,走出这一步,我没有退路。这些年来,我一直与我的同仁们交流两个话题。一个话题是创业者需要理性,即君子行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兢兢业业。这是说创业者需要“智”,是智慧的“智”,理智的“智”。另一个话题是创业者需要激情,就像朱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讲的那段话: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要一往无前、义无返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说创业者需要“勇”,是勇敢的“ 勇”,勇气的“勇”。我想,我和全体复星人需要的正是这种智和勇的结合,需要智勇双全,创业的理性和创业的激情,在我们身上一起迸发出来。
(本文系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在复旦大学的演讲,原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