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问陈忠实的哥哥看《白鹿原》的感受，哥哥说，里面的好多事儿他都很熟悉，都是身边发生过，或者从小听说的故事。 茶几上摆着几张与张雨绮的合照，陈忠实解释说，是电影《白鹿原》剧组送来的。
半个多月前，他去剧组探班，跟几个主要演员聊天，张雨绮不在。后来，张雨绮托人找到他的电话，请他帮忙讲讲田小娥这个人物。陈忠实觉得，这是原著作者的责任，于是就跟她吃了个饭。
陈忠实没有参与电影剧本的改编。别人改的本子，他也还没有看到定稿。“改得好我欢迎，改的蹩脚，我也不说啥。”
和千千万万的传统文人一样，他也有特别看重的东西。当《中国周刊》记者跟陈忠实聊起他对《白鹿原》的那次修改，以及外界对此事的误解，陈忠实竟突然变得激动起来，眼睛瞪得溜圆，半弓着的腰也一下绷直了，“哎呀呀，那两句话还保留着，人物的性格也没有改变，只是在一些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做了一些调整，咋就涉及谁骨头硬、谁骨头软哩？”
修订本风波
近50万字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是作家陈忠实所有作品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一部。但《白鹿原》给陈忠实带来的，也不是单纯的荣誉。
1997年12月19日，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公布，已经发表了四年多的《白鹿原》摘得桂冠。但与另外三部获奖长篇不同，这部小说后面特别标明了“修订本”三个字，一时间，引发了众多读者影影绰绰的联想。
第二年3月，曾经担任《白鹿原》终审编辑的何启治，专门就此撰写文章披露背后隐情：“《白鹿原》自1993年面世以来，固然是好评如潮，深受各个层次读者的青睐，但确实也有不同意见，甚至有尖锐的责难和简单的行政干预。”
根据何启治的文章，《文艺报》1997年12月25日曾有报道，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对这部小说做出了如下修订意见，“作品中儒家文化的体现者朱先生这个人物关于政治斗争‘翻鏊子’的评说，以及与此有关的若干描写可能引出误解，应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廓清。另外，一些与表现思想主题无关的较直露的性描写应加以删改。”在随后的评议过程中，评委会主持人打电话给陈忠实，向他传达了上面的修订意见。
“借作品再版的机会，陈忠实又一次躲到西安市郊一个安静的地方，平心静气地对书稿进行修订：一些与情节和人物性格刻画没多大关系的、较直露的性行为的描写被删去了，政治上可能引起误读的几个地方或者删除，或者加上了倾向性较鲜明的文字……”
尽管何启治在文中一再强调“牡丹终究是牡丹”，“修订过的《白鹿原》不过是去掉了枝叶上的一点瑕疵，而牡丹的华贵、价值和富丽却丝毫无损”，坊间还是有文学青年认为“陈忠实骨头软”。
2007年8月出版的《当代》杂志，曾以“老周对话小王”形式刊发《文坛往事》一文，里面就通过“小王”之口，批评陈忠实“为了一个茅盾文学奖就卑躬屈膝，与《白鹿原》里面体现的经典气质不符”。
对于这一段“公案”，作为当事人的陈忠实，并不太愿意敞开谈。他先是跟《中国周刊》记者态度平和、一五一十地解释“翻鏊子”说法的来龙去脉；接着很自然地过渡到自己的观点，并且反复强调“文中人物的观点并不代表作家本人的立场”，“朱先生并不是陈忠实”，“小说里还有一些国民党或土匪出身的人物，他们把共产党看成是共匪，你能说这也是陈忠实的看法么？”越到后来，语速越快，语调越高；最后说到有关“骨头软”的问题时，明显地带有怒气在里边。
《中国周刊》记者问他，当初在做那些修改的时候，是不是心里并不太情愿？陈忠实答，“不能这样说，不情愿怎么可能接受人家意见呢？调整在我的接受范围之内，不接受是不可能作调整的。”
“什么人对这部作品有什么看法，具体情况我不知道，当时负责评奖的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我能理解。我相信，一个好作品暂时不被理解，最后一定会被理解的。我的心一直都很平静，照常做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因为我经历过十七年的阶级斗争，从‘文革’前的极‘左’，到‘文革’时的更‘左’。你想，这些都经历过了，几句批评的话，我还不能接受吗？这不是说我超脱，而是心里已经有很多承受。”
他这样一字一句地兀自说着。直到切换到另外的话题，情绪才稍稍平复，但还不忘提醒：“多少年前的事情，都成了是非话了，再翻出来没有任何意义，反而让人家讨厌。希望你不要在这上面做太多纠缠。”
“冷娃”陈忠实
其实，陈忠实的骨头不软，在他所工作过的陕西省作家协会大院里，流传着各种各样有关他“硬气”的传说。用陕西话讲，陈忠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冷娃”。在陕西，“冷娃”有几个鲜明的特点：性格上庄敬实诚、不耍滑头，有胆有识，执著、一根筋；做事上不善变通，寡言少语，不好接近，实则面冷心热。
《小说评论》原杂志主编李星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则小故事：1991年，陕西省酝酿省文联和省作协的换届，省委有意让陈忠实去省文联做党组书记，当时他还在乡下老家写《白鹿原》，对此事完全不管不问。后来，上边有人找陈忠实说此事，他就接连两次写信给省委主管领导，说自己正一心写作，不愿意当领导。
后来，这位领导见到他，说，“忠实，你的信我看了，你还是去吧，省作协安排了另外的同志。”陈忠实再三说，自己留在省作协，也仅只是为了专心写作，绝不是要当领导。弄得那领导有些不悦，有些生硬地跟他说，“这已经是定了的事，你要服从组织决定。”
陈忠实的犟劲也上来了：“我要不去会不会开除党籍，不让写作？”
领导沉思了一下说：“那当然不会。”
陈忠实接过来说，“那就这样，我不去文联，也不在作协担任任何职务！”
不过，有些宿命性注定逃不掉。两年后，原定陕西省作协主席人选路遥意外病故，陈忠实还是被推到了领导岗位。
白鹿书院常务副院长邢小利在《近观陈忠实》里，记录了陈忠实担任省作协主席时的另一则故事：陕西省作家协会毗邻“西安事变”旧址附近，以前曾是国民党高官高桂滋的公馆，陈忠实就任时，已经破旧不堪。为重修办公场所，陈忠实放下文人身段，找省上领导伸手要钱。一名省长约见了他，但却闭口不谈给钱的事儿，只跟陈忠实聊他对某地区一个小戏的看法，从中午11点一直侃到下午1点，后来一看表，挥挥手说要吃饭休息。
“陈忠实出来后在省长大院冷笑几声，又仰天狂笑几声，对同来的同志说，这省长是个二球、白痴，旧时代的官僚尚且知道尊重文人，这人则连为官做人最起码的常识都不懂，而且还在我们面前卖弄他那点可怜的见解！”
被改变的文学路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在《白鹿原》的扉页上，陈忠实引用了巴尔扎克的这句话。他出生的地方，也叫白鹿原。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后来被陈忠实经过酝酿，写入了小说。
1942年，陈忠实在那里出生，夏日三伏的燥热天气，让他刚出生全身就起满了痱子，小嘴唇也暴起了燎泡。后来，母亲常把这个与他遭遇的坎坷联系起来，“你落生的时辰太焦躁了，那天能遇着下雨就好了。”
文学成了他的雨。在哥哥陈忠德眼里，陈忠实很早就显示出了文字上的天赋，大约是初中二年级的时候，陈忠实读到赵树理的小说《田寡妇看瓜》，也仿照着写了篇《桃源风波》，语文老师给了他一个比满分还要高的评价。
正当一个文学青年的瑰丽梦想刚刚开启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来临了。
看到古今中外甚至包括建国后的文艺作品全都被拿来当做“毒草”来批判，甚至一些人的日记也被翻出来，捕风捉影地查找里面的“反动言论”。 被抽调到公社新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搞运动”的陈忠实，赶紧趁一个周末返回老家，把厚厚的一摞日记一页一页撕下来，拿到茅房里烧了。
尽管如此，陈忠实还是没能逃脱厄运，一帮“红卫兵”小将从他的几篇作品里“找出”了问题。他被扣上了一个“保皇派”的帽子，被罚去学校养猪。有一天，他拉架子车到西安一家面粉厂买饲料麸皮，偶然看见一串游街队伍，正在那里挨批斗的，正是他所崇拜的柳青、杜鹏程等作家。
早年曾被称为“小柳青”的陈忠实，多次跟媒体说，很喜欢这位同为陕西人的前辈作家，“文革”时上五七干校，他的背包里只有两本书，一本《毛选》，另一本就是柳青的《创业史》。在之后的岁月里，陈忠实与柳青也曾有过两面之缘，陈忠实都没有勇气去和自己敬仰的作家说说话。
柳青被批斗的情景让陈忠实感觉到了绝望，“中国连柳青这样的作家都不要了，我还想干什么。”
后来在他的散文《汽笛?布鞋?红腰带》里，陈忠实以第三人称的口吻写到这段日子，“他被划进刘少奇路线而注定了政治生命的完结，他所钟情的文学在刚刚发出处女作便夭折了……很快便觉得进入绝境，而看不出任何希望。不止一次于深夜走到一口水井边，企图结束完全变成行尸走肉的自己。”
时代没有改变陈忠实对文学的热爱，却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1976年，《人民文学》发表了陈忠实的小说《无畏》，故事背景是1975-1976年从全面整顿到“反击右倾翻案风”，主人公是一位在“造反”中起家的公社党委书记，作家的思想倾向在文中表达得过于明显：认为全面整顿是“反革命逆流”，在农村必须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用大批判来促进生产。
这部被认为是“迎合当时潮流的反‘走资派’小说”， 给陈忠实带来了新一轮的厄运。陈忠德告诉《中国周刊》记者，那段日子大家都在风传，陈忠实正在接受上面的调查，其职位也很快由公社党委副书记变成了文化馆馆长，他担心弟弟想不开，就跑过去问他彼时的情况，陈忠实对他说，“没事，都过去了”，陈忠德这才放下心来。
陈忠实在自己的散文里，称那是一段充满“自虐式的反省和反思”的日子。他在文中说，是自己主动辞去的行政职务，转到位于郊区的文化馆工作，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安静读书，“用真正的文学来驱逐、涤荡我的艺术感受中的非文学因素”。
就这样，陈忠实面壁两年，1979年，他终于捧出了荣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信任》，并以此重归文坛。
回不去的白鹿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国内文学的热点渐趋多元化，陕西省作协赫然发现，旗下的作家们大多集中在中短篇小说创作领域，每隔三年（现在已改为每隔四年）评选一次的茅盾文学奖，竟然连一部长篇小说也推荐不出来。为扭转这一局面，1985年夏天，陕西作协专门召开了敦促青年作家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会议，路遥、贾平凹等一批与陈忠实同期成长起来的作家，很快投入到了长篇小说的创作中。
白鹿原上的故事开始发酵了。
陈忠实的老朋友冯希哲教授告诉记者：陈忠实是那种很“笨”的作家，《白鹿原》里的每个人物，在现实中基本上都能找到原型，曾经有一篇论文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搞人物索引，冯希哲拿给陈忠实看，陈忠实哈哈笑笑，硬说自己是虚构的。
陈忠德也说，弟弟送给他10套《白鹿原》，他只看过一遍，就全部被熟人要走了。记者问他看《白鹿原》的感受，哥哥说，里面的好多事儿他都很熟悉，都是身边发生过，或者从小听说的故事。
在计划写作《白鹿原》之初的1986年，陈忠实把自己置身于长安、蓝田、咸宁三个县的资料馆里，整天埋头查阅与乡土历史有关的县志。别人问起时，只说自己想了解脚下乡土的历史。尽管陈忠实刻意保密，还是有人洞悉了陈忠实的想法。
一个笔名“李下叔”的年轻作家，与陈忠实相谈甚欢、酒酣兴浓的时候，李下叔问，“你用得着到长安摊时间下工夫查资料？你到底想弄啥？”陈忠实没有再回避，却也没有很直白地回答，他说，“我想给我死的时候，有一本垫棺做枕的书。”彼时，陈忠实四十多岁。1988年清明节前后，陈忠实回到乡下老家的祖屋，开始动笔写《白鹿原》草稿时，作家圈的朋友们已经有不少人知道他在干什么了。中间有一天，他去作协大院买口粮，遇到当时的作协领导胡采，老人家问他，“你的长篇写得怎么样了？”陈忠实答，“已经开始写了。”胡采后来就跟人说，“忠实这个人，总会留有余地，他说开始写了，那起码也写过一半，并比较顺利，甚至初稿都出来了。”
如今，关于陈忠实如何逃离城市喧嚣，独自一人蹲在乡下小屋里，创作《白鹿原》的故事，在西安当地，已经是众口流传。
白鹿原上萧瑟的场景渐次消弭，往日的破败荒凉逐渐被新修的柏油马路和拔地而起的大学城取代，为古老的土塬增添了不少年轻的气息。只是，这片土地依然不太富裕。从县城到陈忠实老家所在的村子，至今没有通公交车，附近几个村子的村民若想进城，需要先走十几里的坡道。
不知从何时起，坡道边上挂起了方砖大小的指示路牌，上面用指示箭头一路指着“陈忠实旧居”，终点就是陈忠实家的那所老宅子。那里现在已经无人居住，屋门紧锁。
老宅子的主人陈忠实生活在西安市区。如若没有其他事情，他会每天七点钟起来，吃早饭，略微锻炼一下身体，然后从东郊住所赶到位于市区西南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他今年68岁了，三年前从陕西省作协主席的岗位上退了休，再过两年，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职位也要退去了。
每年清明，陈忠实都会带着家人回老家上坟祭扫，然后到哥哥陈忠德那儿小坐。两个人尽管年龄只差三岁，但却一直有着“长兄为父”式的礼法，彼此之间除了敬重，并没有多少心里话聊。
尽管如此，村民们还是津津乐道于陈忠实，他们说，每次陈忠实回来，都差不多还是以前的样子，完全没什么架子，路上遇到村子里的人，总会招呼他们坐上他的小轿车，载他们一段。
记者问陈忠实，完全退休之后，会不会回到农村老家居住，陈忠实回答说“不会”，“儿女们都已经在城市工作，老伴也得在这边帮忙看孩子，我已经回不去了。”
障碍
多年以后，有关《白鹿原》修订一事的是是非非，陈忠实已经不愿再提起。接受采访时，他一边解释，一边向记者强调，“都过去那么多年了，再去纠缠它，没有任何意义！”
“这件事会不会影响你日后的生活和创作？”
“不会，我心态一直很平和。我一直认为，文学发展有一个过程，当时恐怕还不能被人接受的东西，大约过一段时间，就能被人接受了。这不是因为我清高，也不是说我有预见性。是因为我经历过‘文革’，当时极左思潮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把中国作家几乎全部都打乱了，只保留了一个浩然，那样的历史都过去了，对于这样几句批评性的话，难道我还不能接受？”
不过，《白鹿原》之后，陈忠实再也没有写出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问他原因，陈忠实无论如何也不愿再做回答。
冯希哲教授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事实上，陈忠实曾经计划写一部以二十世纪后五十年的乡村为背景的秘史小说，搜集的材料已经有一米多厚，中间为了追踪一个重要人物原型的发展轨迹，陈忠实甚至还远赴贵州、云南，四处打听他的下落。
“为什么没写成？可能还是有心理障碍吧，如何适度把握‘文革’那段历史，对他来说恐怕还是难以逾越的挑战。”冯希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