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以来，以反对政府改革传统福利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抗议风潮在多个欧洲国家同时爆发并持续升级、激化，并有引发国内政治危机的可能，这引起欧洲各界及世界各国的极大震动。法国政府的“首次雇佣合同”法案招致全国持续不断的抗议活动，且愈演愈烈，学生和工会组织已经两次发动上百万人参加抗议活动，这是法国去年10月经历了1968年以来最严重的社会骚乱后的又一次社会危机。与此同时，英国百万市政工人举行大罢工，抗议政府拟提高退休年龄以弥补养老金不足的改革计划，这也是英国8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罢工。除了法、英外，德、葡、意、西等国近年来也相继爆发了反对政府改革措施的大规模罢工及游行示威活动，导致本国出现不同程度的社会动荡或政局变动。
一石激起千层浪
欧洲主要国家近期经历的社会动荡再次显现并进一步加剧了近年来欧洲各国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一体化进程等政策领域所遭受的严重困难。
（一）以改革传统福利制度为中心的欧洲发展模式调整遭遇巨大阻力，无法顺利推进。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对欧洲传统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根本的结构性改革已势在必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各国政府就已逐渐开始推行以减少财政赤字，缩减社会福利开支，改革劳动力市场、医疗保险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计划。近年来，由于国际竞争的压力，改革的紧迫性日益提高，欧盟国家也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德推出了“2010议程”，法、意、西等国也相继出台了退休制度改革与就业政策改革计划，但改革涉及削减“工资”及“福利”等民众既得利益，不可避免地引起不满，罢工、示威、游行活动频发。近年来，德国、葡萄牙及意大利等国工潮频发，其规模之大为20多年来所少见，阻碍了政府的改革进程。此次法国的社会风潮，不仅造成全国性混乱，也给政府推行改革造成强大阻力。
（二）社会动荡在多国引发党派斗争，导致政局不稳，执政党地位受挫。欧盟国家的福利制度改革以经济自由化为基本取向，极易成为党派斗争的借口。去年，因社会模式调整与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引发的民众不满已经在欧洲几个国家造成了政权更迭与政局变化，葡萄牙的社民党因解决经济社会问题无方，执政能力低下，在3月的选举中严重失利，丧失了政权；德国总理施罗德因推行“2010年议程”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计划，付出沉重代价，在一系列地方选举中接连失利，被迫提前大选并最终挂冠而去。意大利贝卢斯科尼政府推出就业市场灵活化及养老金制度改革引起民众及工会的广泛不满，政治声望受到严重打击，支持率大幅下降，其领导的政党在一系列地方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中一路败北，在刚刚结束的大选中又输给了普罗迪领导的中左联盟。今年法国的抗议风潮也加剧了主要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的内部分歧与矛盾，希拉克总统与德维尔潘总理的威望与支持率大幅下降，执政党地位受到威胁；英国最近的市政工人罢工则进一步加剧了工党及布莱尔首相的执政困境。
（三）一体化进程受牵连，欧盟政治与经济建设陷于危机。民众对“向右走”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在欧盟特殊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中，国内的经济社会矛盾使国家政府动辄拿欧盟当挡箭牌，使民众对一体化的疑虑上升，欧盟一体化建设进程因此常常成为社会矛盾的出气筒与替罪羊。其一，法、荷两国公众出于对政府的不满，分别以55%和62%的多数否决了欧宪，致使批宪进程受阻，将欧洲推入一场“深刻的政治危机”。其二，去年的中期财政预算方案搁浅及促进服务业统一市场建设的《博尔肯斯坦指令》被否决都沉重打击了经济一体化进程。最后，成员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爱国主义”思想抬头，为提高欧盟产业竞争力的跨国企业收购案常常遭到成员国反对，欧盟的超国家管理权威受到成员国主权挑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近年来欧洲主要国家的社会动荡，根本上是欧洲各国深层矛盾长期积累的突出体现。
首先，欧盟主要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国家因收入减少、财力有限而不得不削减公共开支、特别是社会福利开支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直接原因。近年来，欧洲经济增长率一直徘徊在1-2%的低位，尤其是法、德、意等“核心”欧洲国家的GDP增长率只有1%左右，内需持续低迷，失业率居于10%的高位不下，贫困人口不断增加。与此同时，高福利制度使社会福利的各项开支在公共支出中的比例不断提高，对国民经济与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比如，法国福利支出就已经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40%，德国的比例也达到33%。社会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出现严重失衡，维系传统欧盟福利模式的经济与社会成本大大增加，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削减社会福利支出成为各国政府的必然政策选择，但利益受损的大部分民众对此则难以接受。
第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及国际经济竞争不断加剧在“老欧洲”国家引发不适应症。在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中，由于资本、商品及劳动力的全球流动速度加快，“老欧洲”国家在工资与就业等方面面临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强大竞争，跨国公司把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优势与发展中国家及“新欧洲”国家的低成本优势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不断扩大对外投资赢得了巨额利润，但这同时导致“老欧洲”国家投资减少、资金外流、企业外迁、就业岗位不断减少。要想提高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解决就业问题，欧洲国家就不得不按照现行全球化的规则，即国际资本寻求利润最大化的规则对自身发展模式进行深层调整，这就意味着必须降低生产与劳动成本，包括压缩调整税收、公共赤字、削减福利待遇、强化劳动市场灵活性、增加劳动强度及减少劳动保护等，而这些措施客观上直接损害了中下层劳动者的利益，因而引起他们的强烈不适应及普遍不满。
第三，日益老龄化的社会人口结构导致欧盟国家民众的保守心理日益强化，不愿接受全球化带来的变化与挑战。欧洲的公众普遍已经习惯了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习惯了稳定的社会模式，习惯了从摇篮到坟墓都生活在国家的庇护下，老年人希望守住既得利益，年轻人则希望同样享受父辈们的荣耀，排斥可能带来变化或动荡的改革。在不少欧洲民众心目中，激烈的全球化竞争及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印度等国的崛起都成为“威胁”的代名词，不安与恐惧心理在欧洲社会日益扩散。
第四，欧洲政治制度下的党派斗争是矛盾不断激化的催化剂，加快了抗议浪潮向整个社会蔓延甚至发展成政治危机。尽管欧洲大多数主流政党，无论是中左或是中右，都对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有充分的认识，但是它们在改革方式与改革时机的选择上则明显不同，而且其取向往往与政党利益直接相关联。在野党往往借机利用民众对改革的危机感与恐惧感向执政党发难，为自己争取民心、换取选票。而执政党为了推进改革，与反对党相抗衡，有时又依仗自己在议会中的多数地位强行推行改革措施，这就往往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引起社会大面积反弹，使单个问题演变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目前，欧洲一些国家已相应调整了政策，以平息动荡。但动荡的深层原因仍将长期存在。在目前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情况下，欧洲一些国家的发展模式必然会起变化，改革是必然的趋势。而改革又会触动一部分群众的切身利益，从而引起社会动荡。处理好改革和稳定的关系，对相关国家的政治家将是个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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