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以来，全球性通货膨胀形势持续发展，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复苏和稳定运行的最大风险。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出现与美西方国家奉行宽松货币政策有关系，有全球经济长期以来的结构性因素，也与近期的突发性国际事件相互牵连。通胀的持续和蔓延在国际经济、政治、社会领域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对中国外部环境也具有微妙、复杂的影响。
当前全球通货膨胀形势严峻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强劲。粮食、能源、矿产资源等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凸显通胀严峻态势。国际粮食价格突破近几十年来的高点，持续上涨势头明显。国际粮农组织报告显示，全球主要食品价格指数出现连续上涨，达到了自开始统计食品价格起20年来的最高值。粮食危机是否会再度出现，成为国际社会重大关切。几大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纷纷上涨，在相当一个时间段内，油价在每桶120美元上下的高位浮动，创下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国际市场上铁矿石、煤炭、铜、黄金等价格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2011年一季度，中国进口铁矿石价格上涨超过60％。国际市场黄金价格上冲至每盎司1500美元的历史纪录。
新兴经济体面临较大通胀压力。中国国内通胀压力骤增，2011年1―4月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同比增长分别为4.9%、4.9%、5.4%,和5.3%，居民经历着食品、日用品等价格的轮番上涨。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出现明显的通胀。印度通胀率超过8％，主要食品、矿产品、油气的价格与2010年同期相比涨幅分别达10％、12％和23％。俄罗斯通胀率居高不下，2011年前4个月，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了4.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俄2011年通胀率将超过9％。巴西通胀率目前达6.3％，巴央行预计通胀率将在第三季度突破6.5％的目标上限。越南等“新钻国家”也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国际货币基会组织预计越南、印尼2011年通胀率将高达13.5％和7.1％。韩国央行预计其通胀率2011年将达3.9％，接近2―4％目标区间的上限。
主要发达国家通胀苗头逐渐显现。美欧经济复苏带动了通胀水平的回升。美国1―4月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环比上升分别达0.3%、0.4％，0.5％和0.4％，出现了2009年6月份以来最快的涨幅。欧元区3―5月份通胀率分别为2.6％、2.8％和2.7％，处于2008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德国4月份通货膨胀率上升至2.4％，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英国3―4月份通胀率由4％上升到4.5％，达到将近两年半来的最高水平，使得英国家庭处于“非常艰难”的时刻(英国财政大臣在5月份欧盟财长会后言论)。由于担心欧元区国家能源和食品价格普遍上升，欧洲央行4月份决定上调基准利率，自金融危机以来首次提升利率，货币政策趋于紧缩。
各种因素综合作用
导致当前通胀势头凸显
除了需求拉动以外，当前通货膨胀更与发达国家奉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全球经济失衡及地区局势突变等因素密切相关。
西方国家奉行宽松货币政策累积了流动性，成为全球性通胀的重要推手。美、欧、日长期以来执行低利率政策。金融危机后，为维持充足的流动性，美联储又连续推出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先后向市场注入1万亿和6千万美元巨量资金。欧盟为防止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希腊等国主权债务危机在欧洲蔓延，推行高达7500亿欧元救助计划，欧洲央行入市购债进行配合，结果向市场释放出大规模流动性。美欧巨额资金陆续注入市场，为缓解债务违约而来，在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出现的情况下，难以寻觅到更好的增值获利渠道，就成为抬高国际市场以粮食和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的推手。
全球经济失衡是新兴经济体通胀的重要因素。当前全球经济体系中，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贸易链条中占据不同地位，新兴经济体持有较大贸易顺差，为保持本币汇率相对稳定，拥有高额外汇储备，也导致国内市场流动性过剩。从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角度，新兴经济体发展势头良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阴影，近年来一直吸引着国际资本涌入。据中国外管局测算，涌入中国的“热钱”在过去十年年均近250亿美元，2011年将有450亿美元。国际金融协会预测，2011年将有9600亿美元资金从发达国家流向新兴经济体。如此大量“热钱”涌入，势必构成新兴经济体输入型通胀的巨大压力。
中东局势及日本大地震和核泄漏等突发事件，增加了全球通胀预期。从供给看，中东国家担负着全球三分之一强的石油产量，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已探明石油储量，中东局势动荡、沙特等国家石油减产，市场对中东抑制石油出口预期强烈，直接推动国际油价出现上涨。从需求看，日本地震及核泄漏危机使国际社会更加关注核安全问题，能源选择由核能向石油等转移的预期上升，推动国际能源价格上涨。震后重建对原材料产生大量需求，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乃至全球性通胀产生一定拉动作用。从货币政策看，日本灾后重建要筹措大量资金，日本央行连续向市场注资累计超过50万亿日元，计划发行逾10万亿日元重建债券，也会加剧全球流动性过剩。
全球性通胀将带来
一系列负面影响
对美欧经济复苏不利。美国经济在两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助推下稳步好转，制造业指数上升表明工业核心区逐步在复苏，失业率有所下降，但通胀苗头隐现，债务问题凸显。全球性通胀风险预示着美联储需要提高利率，但美又担心目前复苏过程遭到逆转。6月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结束后，美面临收紧还是放松货币政策的两难抉择。全球通胀迫使美债权国减持美元外汇储备的可能增加，美欧之间利差扩大也对美元构成冲击，美元可能面临继续弱化的境况。总之，美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将增加。欧洲国家饱受主权债务危机困扰，葡萄牙、希腊等重债国当前急需外部资金援助，但严峻的全球性通胀形势必然提高其整体借贷成本，也不利于其国内经济、财政政策调整，市场预期其走出危机的前景暗淡，欧洲债务危机国家走出困境将面临更多的制约因素。
新兴经济体滞胀风险增加。新兴经济体陆续将经济工作重点从促进增长转移到抑制通货膨胀。印度、巴西、俄罗斯、越南、泰国、韩国等为应对通货膨胀，年内纷纷采取上调基准利率或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货币政策普遍呈收紧趋势。新兴经济体全力打压通胀，将驱动国际资金从新兴市场向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回流。2011年1―3月份，新兴经济体股票和债券市场基金已累计流出176亿美元。国际资本快速、大量撤离增加了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波动、经济增长停滞的风险，新兴经济体制造业和服务业增速在2011年首季已经放慢。通胀及对通胀的预期还将压低新兴经济体内个人消费倾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一定程度上将受到削弱。
通胀仍将是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治、社会持续不稳的重要因素。2011年以来，为抗议物价上涨，印度、突尼斯、埃及、约旦、也门等多国民众举行游行示威，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直接引爆了中东国家积累已久的社会矛盾，导致局势动荡，为美西方插手地区国家事务提供了口实。当前埃、突等国虽然建立了新政权，但依然难以消除全球性通胀对社会稳定形成的风险。此外，通胀尤其是粮食价格上涨对非洲一些穷国造成巨大冲击，特别是随着非洲“大选年”拉开序幕，有近20个非洲国家将进行大选，物价及通胀引发的其他问题都可能与政党政治因素交织，诱发新的动荡。
中国外部舆论环境进一步受到干扰。2011以来，中国应对输入性通胀举措屡次遭到一些国家的曲解，人民币升值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有增无减。此轮全球性通胀由以发达国家超量货币宽松政策为主的多方面因素拉动，中国避免人民币短期剧烈波动的举措，是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做法。但一些国家对中国负责任做法刻意歪曲，指责中国长期维持人民币疲软，在国际结算中实际上多支付人民币，输出通胀，强调中国应通过改变汇率政策来应对通胀，对中国上调人民币汇率施压，迫中国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为缓解全球通胀分担责任。同时，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再次引发一些国家对中国资源能源消耗问题的过度关注，“中国需求威胁论”、“中国需求责任论”有所升温，批评中国是资源能源消耗大国，要求中国对拉动国际能源资源价格上涨负责任。
（责任编辑：刘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