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6月，我与梁思成登记结婚。由于我们在年龄上、学识上及社会地位上相差较大，因而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使我感到压力很大，因此我们除了去拜见思成的娘和姐姐，及当时建工部副部长周荣鑫同志外，就没有其他举动。到了11月底的一个星期日，思成突然告诉我，可能有几个朋友要来，倘若真的来了就会留下吃中午饭。我一下慌了神，因为40多年前，市场供应很差，特别是在清华这样的郊区，想请客不在前一天准备几乎是不可能的。幸好当时我们家的老保姆非常能干，她像变戏法似的做了七八个菜。
原来，当时中建史学界正在北京开会，陈从周先生嬉闹着要思成补请一顿喜酒，思成也就随口答应了，并没当回事。那天陈从周先生真的率了一帮朋友来了，有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有罗哲文和夫人，还有几个朋友我已记不清了。大家吃了一顿很不像样的饭后就一起去院子里照相。我们一群人照了一张大合影，又以不同的组合照了不少相。罗哲文又给我和思成照了张合影。那天我为朋友们对我们热情的祝贺而高兴，又为这顿很不像样的午餐感到难为情。当时我和思成的工作都很忙，并且感到来日方长，也就没有再照相。
1965年我去延庆参加“四清”，1966年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从此整天在受批判与认罪中度日,直至1972年思成去世。没有想到罗哲文先生为我们照的这张相片竟成了我与思成唯一的一张合影了。
稿件提供 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