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切弱点，心理师都具有”。毕淑敏以作家的悲悯，曾经心理师的体验，追索着当代中国人的心理。 “今天，她穿了一件灰蓝色的毛衣，下着灰蓝色的长裤。每当她启用灰蓝衣物时，谈话过程就格外顺利。如同犀利短剑，适宜贴身肉搏。”毕淑敏笔下，虚构的女心理师贺顿在灰蓝色的盔甲中出场。她要接待的第一个来访者自称姓无，一无所有的“无”。来访者递过来一张照片，一眼看过去红彤彤霞光万道，一道粗重的白色堤岸，很不协调地横亘在红光之中，似海上日出。定睛一看，红色是一摊血，白色是苍白下垂的手臂，正中是壕沟般的深深切痕。那显然是一个自杀现场，根本没有出现头脸。来访者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了解我。”女心理师言简意赅：“你很孤单。”
现实生活中，曾经的女心理师毕淑敏身穿明亮的蓝色，家中摆了一圈红沙发，陈设极简。房间有些冷，毕淑敏递上披肩，又端来了一杯水，解释说，“我给你倒的是温水，我怕热的太热，凉的又太凉。”周到与周详旋即粉碎了陌生防备。
今年4月，小说《女心理师》正式出版，在毕淑敏的建议下，北京和上海的图书首发式选择在监狱和公墓举行，面对的分别是刑期15年以上的犯人和殡葬人员，目的就是要促进人们对心灵健康的关注。正如毕淑敏所言，“生命和死亡，是我们人生的两个翅膀，你只有都思索了，才能飞翔。”而这类心理奇招在毕淑敏的小说中运用娴熟，结局永远出人意料，过程智慧又诡异。毕淑敏本人则在文字中冷眼旁观，她用朗读般的节奏宣布心理游戏开始，“也许你会哭，我不敢保证。但你一定会笑上几次。微笑，哪怕在地狱里，也是盛开的莲花”。
跋涉到金字塔尖
“不要奢谈命。你的命，还只是一个标题。你不要和命运对着干，命运是残酷和强大的。但你可以顺着命运大致的方向漂流。你要锻炼你的手，这样在有可能划水的时候，才会有一点力量。”小说《女心理师》中，乡下女孩柴绛香得到了上述指点，她努力不辍，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机遇，她通过参加培训获取了心理师资格，改名叫贺顿，彻底倾覆了前生。
“贺顿”的原创者毕淑敏面临的则是另外一种奇异的全无章法的命运。1969年，16岁的毕淑敏入伍，奔赴西藏阿里，隐没在青藏高原最险恶的山峦中。另一位同样军人家庭出身、半路成名的女作家王海翎则在同年赴海岛当兵。她们有着同龄人没有的幸运，也有着一代人的集体不幸。阿里的生存状况无疑更加恶劣，毕淑敏想到过自杀，她曾经热切地渴望死亡，因为活着太苦，“比当年的红军还要苦”。
20多年后，已经转业成为北京铜厂卫生所内科主治医师的毕淑敏写下了处女作《昆仑殇》：司令员“一号”为了自私的荣誉感，按照副统帅的最高指示，执意将部队带入高度缺氧的无人区拉练，无谓的死亡如草芥。毕淑敏人到中年的时候成名，《昆仑殇》的肝胆、锋芒与眼界至今仍然是一个文坛异数，而她却为自己除文字天分外的缺憾沮丧：“那场可怕的‘革命’，中断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学业。对于数理化，对于文史哲，我似乎总停留在一个初中生的水平。无论怎样自学，无论怎样读书，就像一株误了生长期的植物，再也抽不出绿色的枝条。”
1983年，北京出现了第一批“倒爷”，更多的人还是尽可能地留在稳当的体制内随波逐流，尚有着工厂医生铁饭碗的毕淑敏却为自己的写作梦踏上了艰难的求学路。电大中文专业招生，毕淑敏报了名，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学完了半脱产学员三年制的课程，并且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来，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班录取了她，她又因此而成为了文学硕士。“有几个作家老老实实地这样学过文学?”作家王蒙感叹。而此时的毕淑敏不过是兼职作家，上完课后还要赶回卫生所务自己的正业。
1998年，毕淑敏报名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孟平合办的心理辅导硕士班，后来又续上博士方向研修班。这一年，她已经46岁了。毕淑敏认认真真地付出了四年光阴，一次也没有迟到过。她一度觉得自己很弱智，有太多的功课要补。同学大都是专修心理学出身，各种心理学术语对他们轻车熟路，对毕淑敏则很陌生，不得不一再请教，而每问一次就暴露自己的无知。她认真写作的论文也因为像散文被质疑批评，被认作是学术上的不成熟。而当毕淑敏终于可以写出漂亮的论文时，她认为自己写小说的能力下降了。毕淑敏因此而放弃了对博士学位的角逐，“我写作的风格已经是中规中矩了，再去写一个认认真真的20万字的心理学论文，你可以想象会怎样?”毕淑敏最终于心理学博士方向研修班结业，并且在2002年8月，与同道一起开设了一个心理诊所，名为“毕淑敏心理咨询中心”。在咨询业协会注册后，毕淑敏正式成为了一个女心理师。曾经的高原女兵在做医生、作家之后，又面临着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变。
毕淑敏后来在文章《你在金字塔的第几层》中引用了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名言解释了坚持的意义：“如果你有意地避重就轻，去做比你尽力所能做到的更小的事情，那么我警告你，在你今后的日子里，你将是很不幸的，因为你总是要逃避那些和你的能力相联系的各种机会和可能性。”毕淑敏说，每逢读到这段话，她总是心怀颤栗的感动。
你究竟要什么
“我挺佩服来访者的，他们其实对自己的问题已经有觉察，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并决定有所改变。”毕淑敏介绍，正如同当年率先看西医的中国人，看心理医生的人大都是比较有知识的阶层，毕淑敏认为这部分人是社会中具有更多前卫意识的人。不过，毕淑敏自己的观察是，这种前卫的生活方式以很快的速度向下普及了，她接待的来访者中也包括了下岗工人。“中国在从温饱到小康转化的过程当中，人们迅速意识到了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变化太快的时候精神是会感冒的。”
前高原女兵毕淑敏面对的是一个方方面面都有问题的现代心理溃疡。“所有的人都焦躁，都烦闷，都忿忿然，都觉得也不知道谁亏待了自己。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要什么，所以你得到什么都不满足。”毕淑敏认为这是所有心理疾病的根源。她几乎跟所有的来访者谈论，你究竟要什么?而每次问到这个问题，大家都愣住了。毕淑敏冷静地剖析根源，对于年长者，“当年没有改革开放，你的人生目标都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就没有人去考虑过自己要怎么活着?没有个人的目标?”而对于年轻人，虽然物质的目标明确，但身处多元价值观的时代，剧烈的社会反差更容易产生心理创伤。毕淑敏的解决之道就是提示那些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们抬头眺望远方最终的目标。“我和他们讨论人生啊、哲学啊这些和具体问题有些距离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搞不清具体问题怎么做的人几 乎没有，他只是被各种各样的观念绊住了。”
也不乏极端的案例。毕淑敏后来就自己的一些复杂的来访者案例向导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孟平请教。导师都出乎意料，她认为内地来访者的心理问题的复杂程度，比起香港和美国都不逊色，甚至更为严重。虽然这其中不乏中国内地人内向的因素，不到积重难返的时候不会去看心理医生。毕淑敏的幸运在于，与其他的心理咨询师相比，来访者有足够的公开信息对她进行研究，一开始就能够进入彼此信任的阶段，而毕淑敏的压力也恰恰源于来访者的偶像情结。毕淑敏表示，作为心理师是非常容易被人崇拜的，而她的来访者往往还加上了对文学的崇拜，对作家的崇拜。也许有的心理师可能会很享受这个过程，但毕淑敏知道按照严格的专业要求，要对此很警惕。来访者也许会说――我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你。我可以不可以以后还给你打电话?毕淑敏认为心理医生要恪守原则，作为咨询师是不能够和来访者在私下里有交流的，除非是来访者遭遇到特别大的危险，紧急呼救。有的来访者希望可以给毕淑敏照一张像，困惑的时候可以看看。毕淑敏耐心解释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一个人的照片就有力量。她巧妙地将来访者的崇拜化为了药引，“你为什么这么容易崇拜一个人，无条件景仰，丧失自我?这也很容易探讨到他成长的经历里去。”毕淑敏说，考虑到为来访者节约费用，自己常常是力求较快地推进疗程，疗效相对也较快。不过她也有一点点内疚，因为进度快了强度会比较大，挑战会比较大，来访者有时会有比较剧烈的情绪反应。
毕淑敏心理咨询中心的业务迅速扩展。她在心理诊所开业伊始就与合作的伙伴们约定，每周抽出两个半天担任咨询工作。结果，不久就不得不每周七个整天都去做咨询。有人坐飞机从东北、广州赶过来，一周一次。毕淑敏一天往往要应对7个来访者，不得不连喝七八杯咖啡提神。她后来表示：“现在我连一口咖啡都不喝了。只要一看见咖啡，就想起那个时候高速运转的状况，简直都成了条件反射。”而即使是这样高强度的劳动下，来访者也还是应接不暇。可以录60组留言的值班电话每天都是满的，都是在催问什么时候能够等到毕淑敏。“根本不知道答应谁不答应谁?像海边的救生员，你突然看见这片海域到处都有人在伸手，你不知道去帮忙谁。”毕淑敏后来意识到，自己既不能够开连锁店，也没有办法加大工作量，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提高产量，“这样下去，且不说我自己会不会崩溃，人的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而是说我不能够写作，连一个字也不能写。我每天就被这些事情包围着。所有的文学刊物连一篇稿子都没发过。”即使是在若干时日以后，毕淑敏回忆自己的心理师经历，仍然有没有褪尽的焦虑。
2004年底，毕淑敏选择了退出。她依然有意外收获，在心理探讨的氛围中，在超级忙碌的心理师工作之余，毕淑敏写出了大量的心理散文：2003年出版的小说《拯救乳房》，讲述一个心理学博士组织乳腺癌患者成立癌症小组，在互助与启发中解开心结的故事，号称是中国第一部心理诊疗小说，这些心理文字被大学教授当作必读书推荐给学生。毕淑敏开始饶有兴味地享受着这三重身份的组合：“我想我其实是一个对人有兴趣的人。做医生是从正面看，做作家是从侧面看，再翻到后面看，原来还有一个心理学。我觉得自己已经从生理、心理上把人整个地解剖了一遍，不但是外部而且内在的结构都了然于胸了。”
目前不可能做得更好了
“这一行千万不要迷信，比如那些吓人的头衔。你就凭自己的直觉，觉得心理师对你是否有帮助?”毕淑敏认为，学术研究除外，临床的心理咨询和治疗与艺术领域一样，都需要人道主义情怀，需要多学科的知识积累，需要对于他人感情的细腻体会，包括对人本质的了解。这与人的悟性有关，和文凭则没有本质的关联。她比喻，这就像你从大学中文系毕业，但是并不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作家。
针对小说《女心理师》中的主人公从养老院护工到心理师的戏剧性转变，毕淑敏表示，小说是虚构的，但还是基本上描述了心理咨询业发展最早期的状况。毕淑敏介绍，在美国，必须是心理学专业的博士才可以做心理医生。但是具体到中国的情况就不能完全照搬。她认为这更多是一个配套的问题，假如一个博士毕业，然后做临床心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培养过程。而心理咨询费用根本没有纳入到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也就导致了这些受过正规训练的人可能不能够进入医院，甚至不能够进入社区。但心理咨询的需求现实存在，而且越来越旺，在“柴绛香时代”，心理师就已经成为热门的就业途径，各种收费培训班多如牛毛，只要有一张高中文凭，短暂培训一下通过考试拿到证书后就可以上岗。毕淑敏告诉记者，她曾经到一个单位办事，登记时传达室的看门人告诉毕淑敏，自己刚刚拿到了心理证书。
“门槛其实真的不很高。那我也还是觉得有人来做比没人做好。”毕淑敏无疑更倾向于先解决实际问题。她在《女心理师》中描写了一段反驳学院派的争论，“就像原本一穷二白的农村，缺医少药。来了赤脚医生，这就是好事。”毕淑敏觉得这种状况“有点像当年革命星火燎原前的一些马列主义小组，像最早的战争是游击队在那里打，但是最后是一定要变正规军的。”
虽然是基于现实的反映，毕淑敏否认自己的小说是现实生活中中国心理医生大全或者必读，更没有将来访者的病历顺手牵羊。所有的故事和人物都是虚构的，“就跟看战争片和真正的战争一样，在战争片里我们能够看到战争，但是真正的战争不是这样的，只能够让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但是不能够去对号入座，特别是一些细节上。”毕淑敏举例，比如《女心理师》中，贺顿按照严格的心理师的要求，就不能够在一楼开诊所，而自己就住在楼上。心理师要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方开设诊所，因为有很多精神病人首先是过来看心理医生的。但是按照小说中回迁户的情节设置，贺顿就不得不因陋就简。
毕淑敏自己在现实的操作中则非常注意此类细节，比如她从来没有穿过一身黑，因为如果是抑郁症来访者，就会因此而更压抑；她的心理诊所也从来不放艳俗的假花，“如果我放花，一定放生机勃勃的绿色植物。花不能够总保持盛开的状态，有颓败之感的时候，我会马上换掉，因为那对来访者来说可能传达的就是枯萎的信息，要知道，人常常是很敏感的。”只要一涉及到诊疗，毕淑敏话里话外都流露着关切之心，无法准确地定义她的身份。一如作家王蒙的评价：“她有一种把对人的关怀、热情和悲悯化为冷静处方的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
毕淑敏的传奇在《女心理师》中告一段落，她用自序的最后一句话表达：“我不知道它好不好，只知道我目前不可能做得更好了。因为，我已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