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医儿科界,久有“南江北王”称誉。“北王”指的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的王伯岳教授,“南江”指的便是江苏省中医院的江育仁教授(1916-2004)。 我们家与江爷爷家是世交,我的外公徐志冲先生与江育仁先生都是一代名医,他比我外公年轻17岁。江爷爷出生于常熟白茆镇,14岁时一场伤寒使他矢志学医。17岁那年他拜常熟著名儒医李馨山为师,李先生是晚清的末代秀才,擅长内、妇、儿科,亦以治伤寒名声远播。在四年的学习中,由于李先生的严律,同窗五个同学有两个退了学。结业后,江育仁荫老师盛名,在常熟开业行医。但在处理疑难病症,尤其是诊断变幻多端的小儿科疾病时,仍感心中无数。于是在1936年,他考入中国医学院,跟随我国近代著名中医儿科大家徐小圃先生学习儿科专业。徐小圃先生是中国近代温阳派学术思想集大成者,江爷爷秉承了徐小圃先生的温阳扶正之法则,并在使用其法则上创立了自己的独到理论,他提出,在抢救和处理危重病儿时,医生只需掌握病儿阳气不足的一二主证现象,就可以放大胆子使用温阳药抢救。这一学术思想运用于临床后,收到了事半功倍的疗效。
记得我第一次去取江爷爷的药方是在文革中的1969年夏天。我4岁的妹妹查出来患了急性肾炎,还在发高烧。刚在医院挨斗过的妈妈匆匆赶回家里,叫我马上去省中医院找江爷爷开个药方,她急着要赶回医院继续开批斗会,“拿到药方就去配药!”临走前,妈妈塞给我五块钱。
为什么要找一个被罚扫厕所的老中医开药方呢?13岁的我懵懵懂懂……在省中医院的三楼厕所里,我找到了江爷爷――一个六十开外的中等个头的长者。听罢我言,他拉着我来到门诊大厅的挂号窗台旁,拿起一支简易蘸水笔在一张处方笺上写了起来……“去吧!”他把写好的处方递给我:“告诉你妈,我家被赶到石婆婆巷公厕旁边的平房,离你家更近了,晚上我去你家看小囡。”
那时的江爷爷并不苍老,没有白发,穿着一件发黄的圆领短衫,显得有点单薄。被周围铺天盖地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的他,仍一脸抹不去的温存。
我花了两角七分,从药房拿着配好的五帖药回家了。三天后,母亲让我把几斤油票送去江爷爷家,并告诉他,妹妹的肾炎好了,尿常规正常了。
当我成年后,江爷爷已是名冠全国的医界泰斗,我如常地抱着女儿去他家蹭饭,诱因是江奶奶烧得一手地道的常熟菜:碧绿的蕈油平菇,浓油赤酱的冰糖扒鸭,滚烫的炖面筋,尤其是亮晶晶的血糯饭,再撒上一把松仁,总让我垂涎三尺!饭菜虽可口,但要候时良久,因江爷爷每周只看一次专家门诊,他老人家这辈子从不拒绝任何病人,常常是把菜再热一遍,才可用饭。
我第二次拿到江爷爷的药方是为了自己的女儿:女儿出生三个月时,便开始腹泻不止,这种常见病,我没当回事,便带女儿去医院看普通门诊,实际上,却经历了一次痛苦的劳顿:重复的挂号取药;重复的吊水;重复的理疗……两个月后,女儿仍腹泻不止,眼睛越来越大,脖子越来越细,我这才感到事态严重。
“真要命!把小孩的病拖到现在。”江奶奶一把夺过小孩,“爷爷今晚省里人大常委会一结束就回来,一道吃晚饭,勿急哉。”
终于等到老人家回来了,他看了看孩子,“小赤佬!都做爹了,还不知轻重!”他随口骂道,便去厨房,顺手拿起胡椒粉瓶,就往孩子肚脐上撒,又取来十滴水浇上,“叭!”再贴上一块大胶布。他关照我赶快去药房买一盒纯阳正气丸,取两粒磨碎放在牛奶里喂小孩。“我先吃饭了!”江爷爷累了,在饭桌前坐了下来。
当晚,女儿历时70多天的腹泻戛然停止,静静地睡着了……家里沉浸在万分宁静之中,可我却体会到了一种奇迹出现的激动。
“十滴水加胡椒面治腹泻”,我像祥林嫂一般告诉我周围的人,重复诉说着一段传奇。可两个礼拜后,女儿的腹泻又复发了,这一次,我觉得自己已悟真经――十滴水加胡椒面嘛,我如此演绎,可孩子拉得更凶……五天后,我又抱着孩子站在江爷爷面前。
“哈哈!那下次你开方,我帮你抄抄方,可好啊?!侬个小赤佬!”江爷爷哭笑不得。这次,老人家只开了四味水药,女儿一喝,又如平常了。
记得我曾为此事写了一篇散文,登在《扬子晚报》上,未料到,这篇散文又捡回一条命:当天傍晚,当我刚回到家门口,只见一位男子手捏着刊有那篇散文的报纸迎了上来,从他语无伦次的叙述中,才知道他的女儿一出生便腹泻不止,已近四个月了,仍住在医院里。当时,我很有成就感,热情地陪他去找江爷爷……“这样吧,把我开的水药灌在奶瓶里,带进病房,悄悄地喂她。否则,医院是不会用其他医生开的药。”原来,庄重的江爷爷也有机灵的一面!
这个女婴后来随父母移居美国了,不久前,我曾见到过她,已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了,当她的父亲热泪盈盈地跟我谈起江老时,姑娘一脸木然,但我还是相信陶渊明讲过的话:“此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总会有人记得他的。
吕林:文学博士,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