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19日，作为国家三大出版传媒集团之一的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它的成立“被赋予了做大做强中国科技出版产业的重要历史使命”。另一家出版界“巨型航母”――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公司也已于2010年年底宣布成立。这两家出版集团目前都在积极筹备登陆A股主板。
截至2009年底，中国80%的出版社已完成或完善转制工作。
在2010年转制的148家中央各部门各单位经营性出版社中，除1家出版社停办退出，13家原本没有核定过编制外，余下134家出版社均基本完成了清产核资、核销事业编制、注销事业单位、加入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进行企业工商注册登记等转制必须履行的手续，全面完成中央确定的任务。
至此，包括地方出版社、高校出版社、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在内的全国所有经营性出版社全部完成转企，成为市场主体。
中国出版业正在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
出版业“航空母舰”纷纷试水
“成立集团公司是为了整合资源，做大做强科技出版的平台，但今后有关业务合作、协调发展的任务还很艰巨。”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津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是以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主体，人民邮电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参股组建的。这三家出版单位在不同的科技出版领域各具特色，集团成立之后则进一步形成了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内容资源的优势互补，在发展品牌和开拓出版市场上，增强了竞争力。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核心企业――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改上市工作正在按计划推进，力争在2012年实现上市。”王津表示。
而教育出版集团的筹建和上市工作可谓分秒必争。2010年10月，不仅股份公司尚未设立，集团公司也仍在组建过程当中，但上市事宜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2010年12月18日，教育出版集团才正式成立，而2011年3月31日，教育出版股份公司已经完成整体变更。
地方出版集团如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也传出即将上市的消息。
这些巨型的出版集团多靠行政捏合而来，公司治理结构仍问题多多。“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好行政条块管理与内容资源有效整合的关系。”王津董事长和记者提及他们的难题时说。
出版集团往往由于旗下几家出版社独立经营时一些业务的重合，内部整合时不可避免地牵扯到利益分割。例如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语文出版社的语文教材和人教社竞争，而人教社、高教社、语文出版社这三家都有职业教育类的出版物。
改制之后的人员安置和待遇问题也是不能回避的，事业单位转成企业，各出版社为此付出的代价不菲。“五险一金”是改制必需的支出，某些出版社在这方面的支出“数以亿计”。
科学出版社的改制是采取整体改制的方法，即确定纳入改制范围的资产、业务以及相关人员，整体改制为有限公司。对此，王津董事长说，“按照人随资产走、人随业务走的原则，原科学出版社所有人员进入改制后的有限公司，待遇逐年有改善，对原离退休员工采取老人老办法亦得到妥善安置。”
在对原有出版业务形成垄断性优势之外，这些出版“航母”还有开拓新业务的打算。王津董事长说，对于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来说，“出版和传媒将成为集团的重要业务方向。我们的定位是成为中国最大的科技内容信息服务商。要在做好出版业务的基础上，大力开拓传媒相关业务。”
出版界“航空母舰”纷纷试水资本市场，是落实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明确提出“打造一批大型出版传媒‘航空母舰’”战略规划的具体行动。成立之后所形成的垄断性优势当然不在话下。但对于它们来说，或许真正的、巨大的考验也才刚刚开始。
换汤不换药？
早在2009年底，北京大学出版社按照国家规定，履行了转企改制规定手续之后完成了转制工作，更名为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当年，首批列入高校出版体制改革转企试点的19家单位被要求在2009年底之前完成改制工作。
但据记者向北大出版社内的一名编辑了解，虽然也知道转企改制这个事情很多年了，但其出版社改制的具体情况，作为一名员工，他基本上不太了解。
之后，本刊记者向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总编室负责人陈健求证，他也有些顾虑地表示，虽然公司已经完成了改制工作，但是从公司管理结构、员工构成、员工待遇到业务方向等各个方面都“和原来基本一样”。但他也还说，现在的“管理规范更健全了，比如说，加强了员工的考勤管理” 。
根据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2007年共同制定并下发的《高等学校出版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高校出版社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才算真正改制“达标”：一是学校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和完善出版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建设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出版企业；二是出版单位通过清产核资，完成资产评估、产权登记，以及资产授权经营工作，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三是出版单位的出资人身份得以确认，出资人权利得到明确，资产经营责任制得以建立；四是实行企业财务、税收、社会保障和劳动人事制度，建立适应市场需求、调控有力的经营管理模式。
目前，我国共有108家高校出版社。在第一批19家出版社改制基本完成后， 2008年，第二批61家改制使我国高校出版社改制工作全面铺开，高校出版社将全面完成改制工作。
其实不少的出版社早就已经开始按照企业化的方式来运作了。在一定程度上，高校出版社的业务方向都是以出版高校教材为主，这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占据很大的市场优势。对于他们来说，自负盈亏并不是什么大难题。而在转制之后要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实行真正的公司化管理才是真正的挑战。
同时，某些高校出版社的业务方向已经不囿于教材，而是真正转向市场、开辟出另外一方天地，其中不乏改制成功的例子。人民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的业绩可圈可点。
地位与高校出版社类似的其他体制内出版社，其改制工作也有某些程度的相似。
国台办下属的九州出版社一位负责人对本刊记者表示，2009年底该社已经完成了改制工作。改制后，出版社挂靠在国台办下属的海峡两岸交流中心，业务主要是出版涉台图书，涵盖了文史哲类的学术书籍，以及小说类、教育类的大众文化图书等等。“在我们社，改制前后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实行了分社制。”“分社制”具体说来，就是把出版社的编辑工作分成了三个部分，成立了三个分社，每个分社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除去每年给社里上缴一定的利润和员工工资之外，剩余的利润，各分社可以自行提领一定的比例来发奖金。该负责人表示，其实九州出版社在改制前，基本上就已经是公司化管理。改制后到目前，员工的待遇并未发生太大变化。至于以后是否会发生变化，“那要看我们自己的经营能力了。如果各分社经营得好，按照规定就应该会提高收入的。”但是这位负责人也表示，“说白了，改制前也是看社里自己的经营能力，以前这样，现在也这样。”
据该负责人说，出版社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实体店销售比较差，网络店销售上升，但回款情况整体不好。
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民营书业与国有出版企业一样，是推动中国出版业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两者的合作更推动中国出版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速发展。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全国的民营图书公司已达1万多家，而在北京就有5000多家。民营图书公司具备更高的市场敏感度和灵活性，从早期小规模的“书商”模式，到现在越来越多、更有实力的民营图书公司，并随着与国有出版社开展更深入的版权合作，十几年来民营书业正在逐渐做大做强是事实。在出版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出版政策不断放宽的当下，“以价值论，不以出身论”的论调也日趋主流。对于民营图书公司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我们不是作秀。”
9月底，在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或许只是机缘巧合，磨铁图书及其旗下的磨铁中文网一起，推出了“网络文学千书出版计划”。10月底，坐在一个墙上的玻璃板密密麻麻写满数字的办公室里，负责“千书出版计划”的磨铁数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毕建伟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我们不是在放空炮，而是要把这个事情做实。”
“我们这个计划从策划到推出大概是2周的时间，”毕建伟对记者谈起“千书出版计划”推出的初衷说，“网络上已经很久没有出现（文学）英雄了；我们也想要在这个计划中打击盗版，增加版权意识；同时，在目前的网络文学类型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作为以网络文学起家的磨铁，也是想借此回馈网络，让网络文学再繁荣起来。”“扶植新人和原创新作品”，“开创新的类型化作品”都是磨铁这个计划的特点。
毕建伟坦言，放到别的图书公司或者出版社，这个计划也许根本不能成型。这取决于紧要的几点：公司渠道是否有经验推广此类产品？公司团队是否有能力做？公司愿不愿意冒风险，不能光想着挣钱？而这些或许也正是以“跟文化死磕”为口号的磨铁图书能够做到如今中国民营书业之翘楚的重要原因。
“千书计划”目前号称将投入1亿元资金，而毕建伟说：“这些资金还未必够用，主要将投向生产成本、宣传成本和稿费三大部分。”
分别于2007年和2011年获得两笔投资之后，磨铁图书已经成为目前民营图书业内融资额最大的公司。引入投资之后，“给磨铁带来的都是积极的、正面的影响，” 毕建伟说，“从目标设定到资金投入，都能比以前做得更充分，也更自信。像‘千书出版计划’就是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资本，不至于有心无力。”等到磨铁做得规模更大也更成熟时，不会排除未来上市的打算。
而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其他更多的民营图书公司若要获得投资的机会，还有更长的一段路要走。
“磨铁有一个很成熟的平台。一个公司可能一年做1本书会做得很好，一年做50本书也许也能做得好，但是一年要做500本书，那就未必能做到了，而磨铁就具备这种规模化的优势。”毕建伟说自己作为一个“局内人”这样看磨铁，“磨铁这个团队本身非常优秀，产品设计、宣传推广、销售通路、运营管理这‘四条腿’都很结实。还有一点，就是磨铁是一个非常注重数据分析和数据追踪的公司，注重市场反馈。”
多样化的图书产品和营销方式是民营图书公司在摸爬滚打的生存之战中，逐渐摸索出来，但也是不得不走的一条路。日益开放民营图书业也是一种趋势。
同样作为民营图书公司，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自2006年成立以来，目前主要从事人文、学术、电影、摄影、经管、生活类精品图书的选题策划，先后出版过刘香成的摄影集《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毛以后的中国：1976-1983》、《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等很有代表性的图书。公司负责人吴兴元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则表现得非常谦虚，认为“后浪”在民营图书策划发行这一块还“很不具代表性”。他个人则非常欣赏老六（张立宪，《读库》出版人）作为“个人出版”的出版模式，“读者非常喜欢，虽然供货量不是很大，但是收支情况却比较好。”
虽然频频通过与国营出版社的合作，“书号”或许已经不再是困扰民营图书公司的难题。但是业界仍公认的一个事实是，它们的日子却并不好过。
市场份额有限，是每一个民营图书公司都要面对的现实，如何在有限的份额里能够分得自己的一杯羹？公司之间的竞争也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市场份额发生不利于自己的变化时，会不会焦虑和害怕？市场的蛋糕变大，自己公司的份额是否会随之变大？毕建伟认为这些都是民营图书公司应该思考的问题。
市场风险是民营图书公司面对的最大的压力。由于没有政府的扶持，每一分的投入都是自己辛苦得来的，所以对像毕建伟一样从事民营图书业的人来说，他们都是“每时每刻带着压力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