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成熟的体制，面对监督和质疑，官员是应该解释或是正面回应。遗憾的是，有关方还在沉默，试图以这种炼金术避开民意的锋芒，寄希望于信息爆炸时代的社会遗忘。 媒体发达的时代，有人因为炒作成名不得而郁闷，也有人因为被推上舆情的风口浪尖而苦恼。作为近期焦点人物，周森锋就属于后面一种情况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中国最年轻的市长”的桂冠一经披露，随即引起人们极大的好奇。周本人惨遭“人肉”，吸烟、打伞、写的论文，每个被捕捉到的公开细节都成为热门话题。公众尤其对本人及其配偶的家世表现出莫大兴趣，把履历翻了个底儿掉，希图寻找“背景”、“后台”的蛛丝马迹。
对于这个事件，至今仍然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质疑者大有人在，赞同者也不乏其人。不过现在来看，问题的焦点主要还是落在其如何成为市长的程序问题上。这就涉及到一个普遍性的体制问题。由此而言，如果对此现象只做个体化的理解，纠缠于个别细节，并没有太大意义。
随着官员年轻化趋势的不断增强，这样的现象恐怕还会越来越普遍。政府部门中80后官员早已不再是什么新鲜话题。这不，最近就有昆明24岁海归硕士出任市委办公厅厅务委员的案例，在副处的级别上刷新了记录。
年轻当然不是周的错。应该说，相比于终身化和论资排辈，干部年轻化、知识化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然而，在这一事件的脉络中，的确也暴露了当前官员遴选机制的重要缺陷。公众对年轻官员背景的严重关注，恰恰体现了对此缺乏一定信任。周虽毕业于名校，但学历背景在文凭贬值的年代，显然难以构成人们对之认同的来源。媒体强调“全票当选”，反而让人们更不相信这样的奇迹发生，对程序是否公正持强烈的怀疑态度。
尤其是在“买官”、“跑官”问题层出不穷，一把手说了算、权力荫庇、裙带风盛行的现实情况下，人们已经被培养出一种思维的惯性或定势。系统的社会调查也显示，不仅亿万富翁中高干子弟占据了90%以上，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至于有人担心年轻干部被别有用心者投资作潜力股，也可以透露出当前官场文化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因此，不能完全责怪公众对于年轻干部不习惯，甚至怀有妒忌中伤的暗黑心理，需要反思的也不仅仅是周本人，也包括当前整个官员选拔任用机制。
官员身份意味着一种授权，因此说到官员产生和委任问题，必然涉及到正当性的问题。人们所质疑的，也正是这个东西。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区分了支配结构正当性的三种类型：一种是基于合理制度赋予的、理性化的“科层制”；一种是基于受传统权威关系的“家长制”；第三种则是对具有超然性的特定权威信仰的“卡理斯玛”类型（Charisma）。随着历史的世俗化和民主化，世界普遍经历了一个去神圣化的过程。祛魅的时代，没有了伟人、先知和救世主。就正当性的来源而言，传统的君权神授、出身血统或者归因于一种神秘抽象的历史力量或意识形态，已经让位于普遍选举的民主政治。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随着革命年代的领袖们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卡里斯玛的光环也逐渐隐去。人们对权威不再是无条件地信任和服从，正当性认同更主要来源于法理性的制度框架。后革命时代的治理秩序，尤其是转型时期国家-社会关系发生重要转变的情况下，无疑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法理基础之上。
由此观之，公众对官员背景的质疑，实际上是在呼唤选举程序的透明化。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围绕官员的招考录用、培养选拔、挂职晋升等的制度设置，对公众来讲依然是相当神秘的运作过程。增加其正当性，无疑需要在官员选拔和任用的问题上，继续推进普遍主义的考核选拔和民主选举改革，强化公众参与，消除选举中的任何形式主义，通过相应的制度建设，破除任人唯亲的庇护主义、权钱交易的非法行为等等。
在政绩考核上，也要改变单一化的、风险不断增大的、以GDP是瞻的发展主义标准，强化公正作为正当性来源的基本内容。
正如科学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所言，“实际上，公众监督力量是社会里个体首创精神的守护神，它也是防止个体堕落的粘合剂”。周事件被置于公共领域之中讨论的意义在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开始摆脱官本位社会中权威主义服从的习惯心理，从一种公民社会的角度树立对权力体制正当性的认同并对彼此之间的关系重新定位。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趋势。
现代社会中，传统的权威主义崇拜已经逐渐淡去，国家治理与发展也不再全部希望寄托于某个精明强势的能人。构建一套民主高效、制度化、法制化的科层体制，才是国家正常运作和国民幸福的基本保证。
作为制度化的一部分，信息公开、财产申报等等，都是现代行政体制的通行惯例。只听说丢官罢职或引咎辞职的，却很少有被迫当官的。既然进入了权力运作的部门，官员就要适应隐私被公开的尴尬。
同样，在成熟的体制中，面对监督和质疑，官员应该解释或是正面回应。然而，近期很多事件上，当事方都一贯地采取“鸵鸟战术”加以冷处理。不过，如此的沉默并炼不出真金，而只能表明程序透明化的缺失，让不信任更加不信任。（毕然 社会学博士 高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