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希望创办一间学校，从中学开始就专门为香港发展创意人才，而且是透过艺术去影响学生。比如，我们会通过戏剧去教授历史，通过舞蹈来传授文学……” 唯一一条校规由学生公投制定
卡夫卡说过，“没有经过思考的创作，最终可能只是一连串的驯化过程。”六甲班（相当于高三）的林添祥当初知道本地有家创意书院时，便直觉这是实践这句话的最合适之处。
第一天去上学，林添祥便碰到了一件让他至今想起还觉兴奋的事。
“学校保安居然认出了我衬衫上的卡夫卡像，还拉住我讨论壁画和香港漫画……”
跟林添祥一样，兆基书院的许多学生都是冲着这里“自由”、“艺术”的氛围来的。
这间成立于2006年的高中，是香港第一所提供全面创意教育的直资中学（注：指由香港教育局根据其学额提供若干资助的学校，但其课程、收费及入学要求等均由学校自行决定，所以在课程设置上有着相当大的自由度）。
这之前，香港没有专门教授艺术课程的直资中学，这些课程一般都在体艺（即体育和艺术）中学里，或是职业培训学校，课程包括旅游、装潢、美容美发等。
阿诗是创校第一年进来的学生，她记得，那时很多同学都是看了媒体报道，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过来的。
“翻开新学期的选课表，我既兴奋又不安。这里除了中学文凭考试必考的中文、英语、数学和通识课程外，还有四门学校专设的设计、电影、多媒体表演和环境研究类的课程供我们选。此外还可以选修文学、历史、伦理宗教等课。”
因为反感之前所在的传统中学纯粹为了应试而教的内容，阿诗一度产生厌学情绪甚至逃学，在这儿居然渐渐找回了学习的快乐。
“内容太多了，知识多到要让你脑子爆炸。都是原来学校没教的，但却是我最想吸收的东西”。
不像他们读过的任何学校，这里的课堂上几乎没什么教辅书，更不用背考点和做模拟试卷，老师完全根据自己的方式来教学。
语文范文找的是报刊文章、经典文学；数学的等差数列可以和手工立体书、透视绘画法结合起来；中国历史可以通过戏剧编排来加深印象；就连体育老师都会联合书法老师一起给他们教武术……
至于那几门兆基独有的创意专业导向课程，更是跟传统教学方式大异其趣。
老师全是本地或海外请来的艺术家，包括电影美术指导、建筑设计师、进念二十面体成员等。他们长年驻校执教，学生们因此能随时接触到业界第一手信息。
学校还有短期的“驻校艺术家”课程，去年找来一位日本服装设计师驻校三个月，跟同学们一起创作，举办了一场时装秀。而今年则请了民间一位扎大头佛的师傅来开设工作坊，
“这里给我的最大感觉就是太自由了。”John看上去像个乖乖生，过去读的是一间“精英学校”，中四那年自己执意转了过来。
“香港有些学校连袜子的长度也要规定，同学们都像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而他喜欢的艺术类课程，在学校只被称做“闲科”，老师教得马虎，学生学得没劲，因为这些科目不在高考范畴内。
刚刚到兆基时，John的心情可以用“惶恐”来形容。周围每个人的教育背景和兴趣点都不同，大家都恣意挥洒着自己的个性：校服可以按自己品位随意搭配；化妆染发不被禁止；教室可以任由学生自己布置――重刷墙漆，点缀装饰，随意编排桌椅，堆满自己的作品，甚至在教室后放张沙发，上课困了跑去睡觉。
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喜欢上了这种氛围。因为兆基书院尊重每一个同学的选择，有些同学在课堂上打瞌睡――也许并不是懒散，而是前夜通宵在学校剪影片――而对于这种创作激情，老师会留校陪伴，校门更是始终开放，不会一放学就赶人回家。
翻开人手一本的《校园生活手册》，上面看不到任何“禁止”类的字眼，只有“不接受行为”。唯一的一条校规是：“迟到或无故缺席20次，学生需要离校。”
就是这唯一一条校规还是学生们提议出台的。这两年，学校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多，迟到缺席的问题日益明显，引起了许多师生的争论。于是在去年，全校四百多个师生决定趁周三聚会的时候，认真讨论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其实，学校一开始并没有设定任何条条框框，许多规则都是我们共同制定出来的。”阿诗回忆说。
课桌涂鸦，很多同学都爱干，但有些老师不赞成，觉得画得太难看。这种行为在普通学校可能就是记个小过，再罚擦桌子解决了事，但在这里，又引起了全校公投。
“课桌涂鸦到底好不好？”“怎样的涂鸦才叫美？怎样的涂鸦算恶心？”于是学生们把一张张被涂鸦的桌子搬到了舞台上，让全校人评选。最后的结论是，入校时每人定一张桌子，爱怎么画怎么画，离校时把它全部擦干净就可以。
“我们不喜欢空降一套规矩来逼我们服从。也许我们仍然不喜欢某条规定，但至少大家理解这条规定是怎样跟为何被定出来的。”如今，这种全校大集会已经成了每周三的惯例，需要讨论解决的问题、嘉宾演讲、全校公开课等，都会在这天进行。
教师办公室是学生最喜欢去的地方
你也许想象不到，放学后最受学生欢迎的闲逛地之一，居然是学校的教员办公室。这间约有三四百平方米的大房间，用矮矮的格子壁板隔开了几十张办公桌。每张桌上除了资料外，还堆着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手工艺品、公仔、玩具、篮球、乐器……
“在我以前读的那间中学，教员室是个禁地。如果要见老师的话，你只能在门外按对讲机，请某某老师出来。而在这里，想进来随时欢迎。你一眼看过去，基本上分不清谁是老师谁是学生。”助理校长刘天明笑着说。他原来在舞蹈团工作，兆基书院刚创办时，他是第一批老师中的一员，“来这所学校时，我抱着一个理想：到底文化艺术能不能改造一个人呢？而我现在每一天都在验证着。”
刚来的第一年，他的挫败感非常强，上课时简直想哭，他教的是中文课的语法修辞，学生似乎完全听不懂。而来上学的孩子，也大多哭丧着脸。可是慢慢他发现，只要用心去关心每位学生的成长，他们是会进步的。
“你到大多数中学外面看看，挂的横幅上都写着：谁谁拿了什么奖，谁谁考上了名校……但社会需要的并不仅是这些人。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心里装满了对艺术的热爱。要他上中文或数学课也许会非常痛苦，但他却不介意日以继夜地看电影，跟你整个通宵聊设计。”
那这类学生是不是就没法教了呢？在传统学校，答案也许是不能，老师只能拿出各种规则来规范他。但兆基书院不想这样做。这里一个班只有二十多人，老师完全可以有针对性地给他们作出辅导。
“这里没有所谓优生、差生，每个人的个性和能力都相差太大了，而这种独特性也是我们努力让他们保持的。所以你没法用同一种教学方法对待所有学生。当然，这就变成没人告诉你事情应该怎么做，也没人告诉你这个做法好或不好，你得为自己做的一切负责。这非常刺激，也非常累。”教伦理和宗教课的谢国俊老师同样是刚创校时便来的，之前在一所国际学校教音乐。
在兆基书院教高考科目的中、英、数、通识的老师，共同的目标就是在艺术的氛围内让学生学到尽可能多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学习的兴趣。
这间学校非常多元化，但也容易让人误解它是一间“差生学校”，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也有个使命，就是让人们发现这间另类的学校是能学到东西的，它只是让你用另一种方式去发展而已。
有趣的是，不论是哪个科目的老师，或多或少都有些文艺上的造诣：历史老师喜欢吹长笛，中文老师是诗人，体育老师书法写得很好，正在修读艺术类硕士……
“我们非常希望招到这样的老师，他们不仅通晓自己所教的那一科，同时也有其他方面的造诣，这样上起课来便可以‘跨界’，达到更通达的效果。而且，有这么一个榜样，学生也会有更多的追求。”
但现实总会让他们回归到一个问题：升学考试。这仍然是一所高中，所有的学生最终依然要走向大学、大专院校，他们必然要跟其他经受多年应试训练的学生一起竞争。
每年高考出成绩时，对于老师来说都不啻为一场冲击，让他们重新考虑，接下来的工作应该怎样进行，他们还可以为学生做些什么？“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寻求一种平衡，如果一个很有天赋的学生有机会上大学，他接触的空间是会更广阔的，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有责任帮他解决。”
既要顾及教学的艺术性和趣味，又要培养学生对付传统考试，的确是不容易的。 “我们曾专门买回我们考生的试卷来分析，有些学生答题思维非常独特，很有见解，但就因为不合考试大纲要求，得了很低的分数，这是让人很纠结的。”谢国俊老师笑言，他们只能让学生上课用一套，应试时又用另一套思维，有时感觉自己都教得人格分裂了。
“其实我们也仍然在应试教育的折磨下生存，只是尝试打开了一些窗口。窗外到底是怎样？没人知道。但我希望有了这个开放的空间，社会会有一点点的改变。”
办一所没有权威的学校
作为兆基书院的副校监，May冯美华的工作可以用“车轮战”来形容：跟学生谈话、与家长面谈、处理大大小小的校务……就没有停歇的时候。
所以当这位剪着利落波波头的女士坐在你面前，用超过常人两倍的语速连珠炮般说话的时候，你一点都不会感到奇怪。
“这所学校太特殊了，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要处理。我们换了好几届校长都没有合适的，所以只好让我代理校长职务。”
她原本是位独立文艺工作者，兆基书院创办时，请了她做项目总监，后来又参与课程规划和师资聘请，再后来，就全身心一头扎进来了。
“我们希望创办一间学校，从中学开始就专门为香港发展创意人才，而且是透过艺术去影响学生。比如，我们会通过戏剧去教授历史，通过舞蹈来传授文学，这是一种很Crossover（跨界）的教学方法。虽然课程密度并不大，但教师们仍然会觉得负担很大。”
兆基书院有四百多名学生，全职老师四十名，再加上兼职教艺术课程的外聘艺术家就更多了。跟请不到合适的校长一样，要找到合适的老师同样是难事。
他们的师资来源一是媒体宣传，二是文化界的朋友介绍。
“招聘时，除了审核教师资格，我们一定会问，你对文化艺术有没有兴趣？看不看书？看不看表演？但很多老师受传统教育模式影响很深，很看重权威和权力，所以来到这儿后有些幻灭：这里的学生这么不听话，那么自由，怎么教？但熬过第一年后，（愿意留下来的）老师慢慢就理解并接受了我们的价值观。”
创办一所没有“权威”的学校，远没有想象中那么过瘾，老师们每天都面对着各种挑战。
化妆、染发、打耳钉等不在禁止范围的行为，也引起过不小的争议，甚至让学生家长看见后产生了很大担忧。其实May自己也很看不惯，她不是不想下禁令，但凭什么？“染发不是一种错误啊，这只是一种审美，一种潮流文化。你只能说你不喜欢甚至厌恶它，但你没法禁止它。因为我们信仰的是艺术，而艺术的宗旨是不能禁止这限制那的，不然怎么创作？还要这间学校干什么？”
于是她每每遇到打扮得像在Cosplay的学生便念叨：“你觉得这样很美吗？你是个香港人，却全身上下都是日本文化，想表达什么呢？我一点都不觉得这适合你，更谈不上好看。”直到有些人后来自己也觉得没趣，悄悄换回了正常着装。
其实，面对这样的学校，不少家长最初也是疑虑重重的，有些甚至在孩子坚持转过来之后，仍留着上家学校的学费不退，希望他能转回去。因此，学校在与家长沟通上非常主动，除了一年四次的家长聚会外，还经常邀请他们来参与学校活动。
终于，看到自己孩子一天天在学习中快乐起来，回家也更乐于与父母沟通了。在新年的留言板上，不少家长在心形纸条上写着：“多谢你们的努力，使我儿子常常喜欢返学。”“你们的关心，我们感受到，加油！”
有些人觉得兆基书院的模式就像大学，强调自律和自由，但他们的对象却还不是大学生，这种做法是不是正确呢？给予这个年纪的孩子如此多的自由，意义到底在哪里？这是他们自己也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幸运的是，去年考试，他们有百分之八九十的学生升上了更高等的学校（大学本科、副学士、大专院校等），有少数则自己出去创业了。
“看到他们仍在追寻自己的梦想，我很欣慰。我很希望香港能再多开间这样的学校，给学生们多些选择，才不会那么痛苦和压抑。”在翻看以往学生的Facebook时，May欣喜地发现，有些只读了短短一两年的学生也把“兆基创意书院”加进了自己的母校名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