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城桃花源_杨键的桃花源

　　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可以把我们的心找回来、立起来的思想家、教育家，而不是演艺明星、体育明星、经济明星 　　 　　杨键生于1967年。在马鞍山钢铁公司当了十多年工人。出版诗集《暮晚》（2003）、《古桥头》(2007)，并因后者荣获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7年度诗人。
　　
　　车子一个踉跄，停在丁字路口。马鞍山快到了。
　　一车人从瞌睡中醒来，向前方张望。前方，扬起又落下的尘土上面，立着一个酒家，名叫“成事园”。它的左边，是一排刚砌的楼房，外围还搭着脚手架。再往左，是残垣断壁。远处，天空是亮灰色的，三支烟囱正往遮住了阳光的天幕上吐着更灰一些的烟。
　　诗人杨键的家就在这块巨大灰布下面的一片老式新村里。他的院门上有绿叶探出头来，门上有副楹联：“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一推门，小院里的各种绿扑面而来。
　　
　　爬山虎是这座不足50平米房舍的豪华幕墙。一只旧书橱装满了旧书，立在门外的墙角里，一双布鞋倚在窗台上晒太阳。室内干净得一丝不苟。
　　1924年10月14日，辜鸿铭在日本大东文化协会演讲时，说中国人提高自己的文化教养，当从三方面努力：清心寡欲，谦恭礼让，朴素生活。杨键是辜老先生的隔代知音以及这三条的实践者。
　　杨键把刚买的草莓洗干净，一盘待客，又用小碗盛了些端到母亲跟前。母亲正坐在八仙椅上看电视里的戏曲，音量开到无声。杨键说，母亲只认得儿子们的名字和“阿弥陀佛”4个字。
　　母子俩都信佛，供一佛龛于内室，早晚颂经；杨键吃素已有17年。书橱顶上有块刻着“和为贵”的木匾，墙上挂着一把古琴。从印刷品复印来的孔子的画像、老子的画像、唐代长安城图等等，散落在他的卧室兼书房、客厅兼餐厅里。墙上的画都是长卷样式的挂历，有罗聘的《驯雀图》和谢灵运的《梅》。那些古朴的，带着泥土色的陶罐是从地摊上买来的，不超过30元，里面插几枝枯梅。
　　他至少有两套谈吐及思维：一套在独处或者“语境相符”时启用。在这座江南的钢铁城市里，没有几个人跟他谈文学或者艺术。然而一旦开启，“心性”、“觉照”、“戒慎”、“性命”这些词语会缓缓流出来；另一套，用来处理日常生活，用来跟菜场里的师傅打招呼，用来跟母亲说“你在家当心哦，我出去散步了”。
　　穿过一个黄沙漫漫的大工地，杨键开始上花果山散步。它其实是座低矮的土丘，但20多年来，对杨键非常重要。“至少是一个山的形象。”他说。
　　山路上躺着一串串小白花，他指着说：“槐花。我们小时候一串串捋下来放到嘴里，甜的。”他迷恋这个地方，可以坐在树底下看书，看太阳下山，可以凝神某处，“精研我的存在”。
　　他常散步的另一处是慈湖河。河水已呈铜锈色。对岸有家铸造厂，上下游有许多座工厂。他诉说着这条河的苦楚，忽然指向河面：“野鸭子，两只！”然后，和善地取笑“无可环绕”的城市人：“古人依山傍水，有一个中心可以环绕。现在的人，围着客厅转一转，要么围着卧室转一转。”
　　街上的梧桐已开始飘絮，他吸进一些，嗓子发痒。他不满意这种只能遮荫的“平民树”，认为路边应该种银杏和香樟，那才符合中国式的美。
　　在他静静勾画着某些悠远图景时，我注意到街头水果摊上，一脸和善的摊主接过一张50元钞票，在阳光下展开照一照；一脸和善的买苹果姑娘接过找钱，将其中一张20元在阳光下展开，照一照，提上苹果走了。
　　我们在路上遇到轰隆隆穿过城市的列车。女司机说，这是从南山矿发往马钢的列车，一天8趟，车上的金矿粉已涨到7、8角钱1斤；从她记事起，那个矿就在开采，现在已经快被挖空了；而这一带，因为开矿挣到几千万身家的人，多得很。
　　
　　我通过一根芦苇活了下来
　　――对话杨键
　　本刊记者李宗陶发自马鞍山
　　
　　诗人是保护民族语言的人
　　
　　人物周刊：你平常体会到的诗意是怎样的？
　　杨键：黄昏时泥土的潮气就是一种很有诗意的存在。一口面缸里的一捆绳子也很有诗意，还有倒在田里的老柳树，已经枯了，我觉得它也是很有诗意的，因为它就像一条死去的龙。诗意这东西很难用语言说清楚，它来了又走了，是瞬间发生的。
　　人物周刊：在你的诗歌里面，道德不只是一套法则，而是一种感情――对他人、对一切受难生灵的同情。在这个很容易冷淡而麻木的时代，你怎样保有同情的能力？
　　
　　杨键：本质上，万物都是一体的，是不分你我的。但一个人要做到这样，做到爱、慈悲，不是那么容易。哪怕在家庭中，对自己的母亲、兄弟，都是很难做到的。大部分人无暇顾及身边人的存在，干扰最重的还是一个“我”。
　　人物周刊：韩东说你的写作不是以文学为目的。那你为什么写作？
　　杨键：中国有一个“载道”的文学传统。《诗经》表面上在写日常生活，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目的是“载道”，朱熹在注解《诗经》时也往“道”上引。文学肯定不是目的，文学就是载道。但这个时代已经厌倦道了，背离道了，而道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一生努力的核心，是他们一生的价值体现。他们的努力，是中国文明几千年不坠的原因。只是到了现代，士大夫这个词才被换成了狭窄的知识分子。我不喜欢“知识分子”这个称呼，中国本来没有“知识分子”这个称呼，它不再有担当道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现在主要变成做学术了，学术大多只有知识，没有行，这是现代学术的最大弊病。
　　人物周刊：那么在一个剧变的时代，一个诗人能做些什么呢？
　　杨键：诗人是对精神世界特别敏感的一群人。一个时代，如果诗人地位较高，那它坏不到哪里去；如果诗人都处于一种失魂落魄的状态，那一定不是一个好时代。历史上的诗人，王安石、范仲淹、苏东坡，他们在所处的时代地位都比较高。这个时代，诗人全面退下来。除了自我，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已经没有皈依。经历了20世纪的政治变革与经济改革，我们的母语已经十分疲惫，十分贫瘠，沙漠化现象十分严重。诗人从来就是保护和救活民族语言的人，在此时代也不例外。
　　人物周刊：如果有人反驳，说这是从对外部世界转向对内心世界的观照呢？
　　杨键：我看不出现代诗歌观照内心的迹象。观照内心的困惑，你必须有一个清醒的东西，不能以困惑观照困惑，这样没有出路，出来的东西依旧是混乱不堪、模糊不清，只会对他人有害处。
　　人物周刊：你觉得20世纪中国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杨键：个人思想代替了圣贤思想。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五四”对传统的颠覆？
　　杨键：“五四”运动把所有传统的东西冠以“封建主义”的恶名，盖棺定论，一律打倒，这显然是有问题的，造成我们认识上的许多偏差，今天在我们身上就起作用了。
　　“五四”精神的核心就是一个“自我”蹦出来了。古代中国人的自我是不重要的，儒家精神的美妙就在于他是讲究“无我”的。一直到晚清甚至民国时期，中国人的自我都不是那么突?。“自我”是一个西方概念，进入中国人的心灵之后，种种痛苦、困惑，随之而来。
　　人物周刊：难道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无价值的？
　　杨键：“五四”时代的“我”还是有价值的，但我们这个时代的“我”主要是物欲之“我”，有何价值可言呢？我们的“自我”，一定要放到一个大的共同体里，才有价值。共同体之外的我没有什么价值。
　　
　　伟大的时代
　　是本性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的时代
　　
　　人物周刊：在你的诗集《暮晚》、《古桥头》里，可以读出很强的“回到中国传统”的指向。你希望回到传统的哪些部分？
　　杨键：中国传统精义就是儒、释、道三家。本来我们中国人一生下来，就应该受儒家教育，它一直是中国教育的核心。我们这几代没这个福气了。儒家主要讲五伦关系，讲人与自己、与他人、与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个时代之所以出现如此混乱的局面，就是因为把这些关系完全忽略掉了，所以现在父子、兄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处在崩溃的边缘，首当其冲就是夫妻关系。
　　道家的主要思想是法乎自然。它不认为人要去做自然之主，而是要去随顺自然，去效法它，自然是人的老师，而且是至上的老师，然后在其中成就自己的生活和性命。近代中国受西方影响，把自然看作隶属于人的东西，人最大。过去不是这样的。中国的文学、山水画、哲学思想，几乎都是在法乎自然的思想下逐步成长起来，但到20世纪出现严重危机，然后就是今天的局面。
　　佛教思想是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的，它的珍宝就更多了。只说其中一点，因果，就是善恶有报的思想，这在20世纪也被完全泯灭了。所以现代人什么都敢做，对善恶也搞不清楚了。这是一个为所欲为的时代。民国时，有人问印光大师，何以救国？印光大师答，“因果”两字可以救国。善恶到一定程度会发生转换，恶发展到极限，它会回头，因为为恶会有报应，这种报应会带来教育的价值。我们现在自然被毁坏、人伦关系被毁坏，所以回过头来寻找资源。
　　人物周刊：人的本性一定是善的吗？
　　杨键：“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儒家思想的立足点，所以孔子才会周游列国，才会在后期做一个教育家。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时代人才辈出，跟儒家讲的“人性本善”、“人人皆可成尧舜”，释家讲的“人人皆可以成佛”都是有关系的。这两家为什么在中国能融为一体，因为它们在思想观念上是一致的。遗憾的是，这种深刻的平等思想已经退出舞台，这是一个人的本性被遮蔽，而人的习性大显身手的时代。伟大的时代都是本性得到最大程度发挥，恶，也就是习性得到最好控制的时代。
　　人物周刊：你对进步怎么看？
　　
　　杨键：张之洞讲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体”在任何时代都是不进步的，是跨越时空的，但是“体”在今天的中国已经血肉模糊，谁还关心这个呢？有些东西是永不进步的，比如五伦关系，比如法乎自然，比如因果，我们所谓的进步都是对这些永恒常在的规律的背叛，进步在今天带来的只是它们的危机。我们进步了什么呢？我们的所谓富裕只是因过度开采资源、伤害自然而来，它会迅速失去，而且会有报应。现在的许多进步，你仔细分辨，它根本不是进步，反而是一种倒退，有时甚至是一种罪孽。像一些保健品，弄点糖水，成本大概七八块钱，卖一百多块钱一盒，广告铺天盖地，敦促大家过年提几盒走亲访友，他这样积累起来的所谓财富，所谓资本是会失去的。现在一些大国的领导人就像一个个大公司的大老板，像甘地那样全力以赴与自己的民族精华融为一体的人不多见了。甘地就是一个不进步的人。
　　人物周刊：你反复强调平衡。但平衡是复杂的、困难的。有人认为砍掉树木、占用耕地建起一个现代化工厂带来的福祉比顺应自然来得多。
　　杨键：那是鼠目寸光。中国古代不是这样的，中国的自然风貌几千年都保持得比较好，因为人们始终恪守“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现在，才几十年，中国的森林、河流、土地，摧毁得多么快。我们昨天去看的那条河，如果天下河水都是那个颜色，人该怎么活下去呢？
　　
　　经济并非万能的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童心？
　　杨键：童心与成人的智慧并存才好，光有童心没有成人的智慧不行，光有成人的智慧没有童心也不行，汉代书法就是童心与成人智慧的并存，清代金农的书法、绘画都是，晚明李贽虽标榜童心，却并非如此。
　　人物周刊：中国古典文学里真的没有紧张感么？通常认为，焦虑、紧张感属于西方。
　　杨键：我不同意。从屈原的《离骚》、《天问》开始就有紧张；《诗经》里女孩子在水边等待情郎，内心也绝对是紧张的，她的心是怦怦乱跳的；明末清初那些士大夫最后出家，内心的紧张和焦虑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周作人也不是一味恬淡从容，他在写女儿去世的那篇文章里，紧张感多么强。焦虑并不专属于西方。
　　人物周刊：你怎么消解焦虑？
　　杨键：我已经越来越安于现状，在现状里安下心来，并且有所发现，这就是我的日常生活。
　　人物周刊：你这样的存在方式很少见。
　　杨键：有点像小时候看的战争片里，一个人躲到池塘底下，用根芦苇伸出水面透气。大家不知道我存在，以为是根芦苇呢，我就是通过这样的一根芦苇活了下来。
　　人物周刊：中国目前最需要什么？
　　杨键：先贤有言：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夜就是没有心了，是心死的意思。这是一个心死的时代。仲尼是来救心，是来立心的。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可以把我们的心找回来、立起来的思想家、教育家，而不是演艺明星、体育明星、经济明星。
　　人物周刊：也不是纯然的经济？
　　杨键：很久以来我们以为经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能吗？经济并非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