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布斯》杂志去年和今年两次将中国列为“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引起税务部门与某些财税专家的激烈反驳。去年有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撰文驳斥，今年有数位专家学者指责《福布斯》。
就算《福布斯》计算中国税负痛苦指数方法有误，排名却在国内一再获得追捧，原因何在？中国税负不高但民众却对税负痛苦指数感同身受，原因何在？
一、中国税收不高，边际税率极高，税外有费重重叠叠，并且实际税收增长快。
从税收占GDP比例看，中国税负不高。2008年，财政部副部长王军表示，“根据相关部门的计算，中国2006年的宏观税负为18%，比发达国家低约12个百分点”，“从税收占GDP的比重来看，中国的宏观税负并不高。”但加上零零总总的费用，中国的税费负担高达30%左右，环顾全球，处于较高的水准。
由于信用低、征收成本高，中国实行的是宽税基、高税率的征税办法，税收种类繁多，边际税率较高，一不小心，就会陷人以罪，所有的民营中小企业家面对查税全都战战兢兢，就是这个道理：不逃税，活不下去；逃税，就是犯罪。
中国的法定税率水平相比发达国家相应税种的税率水平不低。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而英国是40%，日本是37%，美国是35%，俄罗斯则实行13%的比例税率。而且除主体税种以外，中国还有消费税和其他地方税等，使税收负担的名义水平较高。
另一组数据显示，中国的税收增长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2007年中国累计完成税收收入49449亿元，增长31.4%；2008年全国税收超过5.4万亿元，同比增18.8%；2009年全国税收收入6.31万亿元，增长9.1％；2010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7320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2011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50028.43亿元，同比增长29.6%。税收增长速度超过财富增长速度，痛苦感自然而来。
二、税负痛苦还源于税收使用未受监管，无法做到公开、透明、科学。
所谓税收法定原则，即征税需获得人大授权，而税收使用需经审议通过。
从1984年开始，人大逐步授权国务院进行税收规则的制订工作，大部分税收改革、税务条例修改落在国务院层面，税收法定原则的基础有所动摇。另一方面，在税收使用上暧昧不清，最基本的中央部门三公消费数据迟至2011年才发布，发布的大部分是如同天书的框架内容，甚至外交部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公布。
一些人常把高税负的法国拿来对比，不同种类无法比较――发达国家的高税负大多用于完善的公共服务，提供从摇篮到生命终点的一条龙服务，而中国的公共服务水准较低，反而是行政成本较高，并且政府担当了投资者的角色，把税收用于经济项目投资，使得公众对于税收抱抵触态度。
若无税收法定原则，若无透明的公开财政，不管税收高低，纳税人的痛苦将居高不下，一旦税外支出增加，将触发公众强烈的愤怒情绪，因为纳税者与征税者被撕裂成不同的利益群体，纳税者的税收成为征税者的傲慢根基。
三、征税者高高在上，雁过拔毛。
最近一些税务部门试图推出“房产加名税”，征收“月饼税”。所谓加名税，即在婚姻司法解释出台后，夫妻有一方为防止财产分割不清，在房产证上加名的行为；而月饼税，顾名思义，即各公司中秋节所发放的月饼纳入缴税范围。
加名税与月饼税，税额不多，税务部门却摩拳擦掌，一副不征到底誓不罢休的样子，让人产生雁过拔毛的不良联想，是否有一天家里窗户加块玻璃、做个狗窝，全都要征税？这不是开玩笑，历史上真实发生过。当拥有征税权的人以傲慢的态度招摇过市，对企业、对个人命运生杀予夺时，税负痛苦度自然直线上升。
赋予某个权力部门过大的自由裁量权，用贪婪之胃紧盯所有财富，是税收大忌。在税改的关键时期，税收该征的征，该减的必须减，以公平的合乎程序的做法，示天下以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