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度山伯爵》到《政治经济学》，30年里，有这样两部似乎趣味迥异的大书在中国热销，蒋学模的人生可谓丰富而精彩。 1978年，蒋学模已经结束了在复旦校园里扫马路的“日课”，接受夏征农之邀，开始着手恢复复旦学报。在那些荒诞的日子里，他牢记着大仲马《基度山伯爵》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的：“等待”和“希望”。
蒋学模对基度山伯爵这个虚构人物可谓太熟悉了。1936年，他还是东吴大学的一年级学生，就看过好莱坞出品的《基度山恩仇记》。1939年他在四川大学的图书馆里找到了英译本《基度山伯爵》，废寝忘食地通读一遍，产生了将其译介给中国读者的冲动，尽管这是一部100多万字的巨著。
抗战胜利后，蒋学模打算随复旦大学从重庆迁回上海，但却难以成行。他曾经回忆说：“海路，阔佬们用金条买通关节，空路由军统控制，陆路要先乘汽车翻越秦岭到宝鸡，然后坐陇海线，海陆空三路都无法成行，只好留在重庆。”闲来无事，他就在嘉陵江畔开始翻译《基度山恩仇记》，据Ｅｖｅｒｙｍａｎ＇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版的英译本，平均每天译两千多字，一年中译得七十五万字。此时他乘坐复旦校方包租的一架飞机回到上海，又花了半年时间译出全书。
1947年，复旦大学文摘出版社陆续分册出版了他的译著，当时的书名用了电影的名称《基度山恩仇记》。也就是在展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此书，书名改为《基度山伯爵》。新书上架时洛阳纸贵，书店门口排起了长队，图书馆里，这套书的周转率也高得惊人，甚至需要打通管理员的“关节”才能顺利借到。
1979年，朱龙霞还是上海长宁区的一个初二学生，她与同学们争相传阅蒋学模翻译的《基度山伯爵》，被故事所描述的爱情、复仇、友情深深吸引。后来她选择高考志愿时，填报的正是复旦大学法语专业。文汇报资深记者卢宝康是在80年代初期的大学校园里读到《基督山伯爵》的，他用了两天时间通读整部小说，放下书后，很多想法已经改变。他看到了“文革”时无情迫害的场面，原来早在法国雅各宾派统治时期就已出现。这本书成为他了解法国革命、了解法国历史的起点。直到如今，中科院院士谷超豪先生还专门向蒋学模先生索要了《基度山伯爵》的签名本，在数学研究之余捧读一番。
蒋学模回忆说，同样是在1978年，中宣部安排一批研究人员集中于中央党校，组织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蒋学模也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当时13个省市写出了14份提纲，最后实际对外发行的是复旦和人大编写的两本。蒋学模没有想到，他主编的这份教材居然一纸风行，在30年里发行了13版，印数近1800万册，培养了无数改革者最初的经济思维能力。他开玩笑说：当时出版社靠这一本书就能活得很滋润了。如果那时候实行版税制，那真是要发财了！
30年里，有这样两部似乎趣味迥异的大书在中国热销，蒋学模的人生可谓丰富而精彩。实际上，这并不难理解：站在1978年的这个民族，既需要理论的重塑，也需要文学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