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 在底层行走

     他放弃赚钱的律师职业,回归当年的誓愿――研究中国农民   他和贫寒无所依的农民泪眼相对;他和一呼百应的“农民领袖”结为好友;他记录下“上访代表”的冤情中的每一个点滴;他与县乡干部们掏心窝子说话一起喟叹;同时,他也亲眼目睹了底层社会黑恶之徒的横行
  
  于建嵘完全不是人们通常印象中的学者模样。
  头发蓬乱,衣着随便,特别爱说话,一坐下来,就会聊个没完,所以嗓子总是哑的;又爱笑,未曾开口就笑眯眯的,一双眼睛藏在眼镜后面,固执而热情地盯着你,用湖南乡音问你“是不是啊?”,然后,自己就把身子往后靠了,半自嘲半得意地接着笑;隔一会儿,右手指就会捏着镜片把眼镜往上推一推,所以细看上去,右边那只镜片的一角总是灰蒙蒙的。
  家人不在北京,吃饭穿衣自己解决,在他的单位中国社科院,就有了个笑话:于博士只穿一条裤子。在他北京通州农村的院子里,说起这个段子,他又笑了起来:哈哈,其实我是买了两条一模一样的牛仔裤,换着穿。
  但是,只要他静下来,便笑意全无。所以,网络上于博士的几张照片,总是那一头乱发、黑边眼镜、热切认真的眼神,忧国而忧民。
  就是这位不修边幅的于博士,6年前,只身一人,夹着一个破包,沿着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路线,依次走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农村,前后历时20个月,写出博士论文《岳村政治》。此书一经商务印书馆推出,立即震动了学术界。
  虽然他的单位是中国社科院,但是绝大多数时间,他不在北京,而是出没于全国各地的村镇和厂矿。他因此戏称自己是“江湖学派”,而不是学院派。
  也正是由于这样不停地在村落和乡镇之间穿行,在矿井和上访村之间辗转,于建嵘所涉及的每一领域,必触及问题的真正所在,创见迭出。在大量而长期的田野调查之后,他提出农民的反抗是以法抗争,农村的黑恶势力已经侵蚀基层政权,农村危机的实质是体制危机;对于多数人呼吁赋权的信访制度,他的观点也是一针见血:信访制度已经不是防火墙,而成了一块“遮羞布”,应当改革乃至彻底革除。
  据此,有媒体称他是“行走在中国大地上的学者”,说他的论著是“用脚写出来的”。他郑重地反复地纠正:“不,我是用心写出来的!”
  
  岳麓山上的誓言
  
  1966年夏,“文革”开始,于建嵘4岁。他的父亲,战争年代的地下党员,很快被工厂造反派“揪”了出来,被诬为“土匪”,“打倒在地”。随即,除父亲一人准许留在祁东县城以备批斗外,其余5口人一律下放永州农村。
  妈妈带着于建嵘兄弟姐妹4人来到几百里外陌生的永州农村,遭到冷遇,就连带来的被褥也竟然被人偷走。无奈之下,母亲只有扶老携幼返回祁东县城,然后再被驱逐下放,再返回,折腾反复,处处被拒。颠沛流离之中,5口人的命根子――户口丢了,而且一丢就是9年。
  直到现在,每当忆及童年生活,一向豁达的于建嵘依然痛苦不堪:“我们那时候是比农民还苦的黑人。我们是黑户黑人,我们当了9年黑人。”
  没有户口,意味着失去基本的油粮布供应,一家人的生存陷入困境。走投无路之下,母亲去粮站拉板车,粮袋中残留的以及地上洒落的碎米,她都小心翼翼地扫集起来,带回家。“吃垃圾米”,是于建嵘难忘的童年记忆。
  于建嵘7岁时,父亲托关系把他送到附近的一所小学读书。
  
  “我要上学了,可是没有衣服穿。妈妈从粮站捡来麻袋布,染成黑色,请一位裁缝做了件上衣。出不起钱,就找了个盲人裁缝,结果两个口袋一个缝在里面,一个缝在了外面。不过,这已经是我最好的衣服了。我那个班的班长和我住在一个街道,她的父母是唱样板戏的,很红。她知道我是黑人,没有户口,上来就问:你怎么到我们教室来了?跳上桌子命令同学把我拖出去。我两手死死抓着桌板,哭着不愿意离开。我的衣服撕烂了――我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啊,就是为了上学才做的衣服……”
  屈辱涌上心头,泪水夺眶而出。43岁的于建嵘说,这是让他刻骨铭心的一幕,他至今都无法说服自己原谅那个班长。
  “你受过苦,你就能够知道受苦人的滋味”。对底层穷困人群的感同身受,于建嵘自幼年时就开始了。
  1977年,父亲获得平反,4个月后旋即去世。1979年,于建嵘考入湖南师范学院政治系。拜80年代思想解放、读书热方兴未艾之赐,于建嵘在学校和湖南省图书馆吞食中西政治学、法学著作,因此而逃学,又因逃学而得绰号“幽灵”。
  同窗好友王立成(现湘潭市总工会副主席)现在还记得,当年于建嵘曾经给中国社科院寄过探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他说,于建嵘是那个年代典型的文科大学生,对政治体制改革、对国家民族的命运,对这些宏大的社会命题,兴趣浓烈 ;闲暇时间,他常做的事情就是和同学一起去爬岳麓山,讨论时事、畅谈理想、梦想未来。
  就在1983年毕业前夕,于建嵘、王立成和另外一位同学一起,做出了一番非同寻常之举。
  一天傍晚,3个青年学生又一次来到岳麓山上的黄兴墓前,共同起誓:此生无论如何,都要立志研究中国3大阶层:于建嵘出身于工人家庭,研究农民;王立成来自农村,研究工人阶级;那一位同学父母都是干部,则研究知识分子。
  对于建嵘而言,这个寻常傍晚的不寻常立誓一举画定了他的人生轨迹。多年后,在被媒体、同行、学生问及为何从事三农研究时,他的回答就是:少年立志。
  随即,于建嵘被分配到衡阳日报。第一年年终评奖,他经手的报道占全报社获奖数量的三分之二。但他很清楚,以自己的性情和志趣,终究不适合机关党报。两年后,他主动辞职,做起了律师。
  此后8年,于建嵘先在衡阳,后在海南,一直以律师的身份谋生。8年下来,他的收获大抵是两个:一是衣食无忧,钱不再成为一种负担;二是律师的职业使他得以继续充分地浸淫于底层社会,底层百姓的苦乐悲欢继续在他面前日夜上演。
  于建嵘坦承,当初选择以律师为业,主要的理由是解决现实生存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一辈子律师,哪怕这个职业再赚钱。我也从来没想过一辈子只是赚钱”。
  他买了车,有了房子。生存问题已经解决,幼年的底层挣扎开始浮现于眼前,青春年少时的誓言一次次在耳边响起。“我不能忘记曾经受过的苦难。”他决定退出律师行业,回归当年立下的誓愿:研究中国农民。
  此时已是1993年末,距离岳麓山黄兴墓前的立誓已经整整10年。
  
  重走毛泽东湖南农村考察之路
  
  年届而立,青春不再,没有单位,远离校园,不曾在任何一个研究机构就职,这就是1990年代初期的于建嵘,一个热诚的但又是业余的三农问题爱好者。
  显然,他的治学之路不会平坦,但同时,丰富的底层经历和局外人的身份,恰恰给他提供了回归学术的另外一种可能。
  他开始了“游学”,而且一“游”就是4年,1994年始,1997年结束。
  这是一种很少会有人选择的生活方式――不再是律师,不再挣钱,只身一人,拿出积蓄,全国各地到处跑,以民间三农问题研究者的身份,拜访专家,请教学者。目的只有一个:开阔眼界,提高学养。
  1997年,在武汉,于建嵘结识了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徐勇教授,并且考上了徐勇的博士研究生,机会终于眷顾这位梦想不灭的理想主义者。
  曾经的党报记者,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执业律师,当年海南淘金大军中的一员,有了这样的阅历、这样的人生积累,于建嵘无法认同“学院派”的坐而论道。两年苦读之后,他的选择是重走毛泽东当年湖南农村考察之路,对湖南农村的历史与现实再作考察。
  这是一种类似于游走四方的田野调查。当然,在于建嵘看来,一切自然而然,再也正常不过:
  
  “我就是夹个破包,装着不像个博士,走到一个村子,先在路边的小饭店吃碗饭,或者到小卖部买点东西,和老板搭上‘关系’,再通过他和村民联系上,把人招呼到一起,坐下来聊天。聊到有用的就记下来,有感觉了就住下来呆几天,聊完了再接着走。”
  从1999年5月开始,于建嵘就是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有车搭车,无车步行,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走下去,在湖南中部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个县走了一个大大的圆圈。
  这种苦行僧式的日子,持续了近两年,个中甘苦,《岳村政治》附录的《衡山调查记事》中有若干片断,可以略见一斑:
  “乡村之夜,寒冷无比。农民之艰辛,更扰心境。鸡鸣三遍,尚不能入睡……用电话与王立成详谈农民利益及其保护问题……天未亮,用冻得红肿之手,赶制了《中国农村问题调查》(农户经济状况卷)50份。
  “早上6时许,天还没有亮,就顶着雨雪,开始了县城之行。天黑路滑,在赶往车站的路上,掉进了一个大泥坑,裤子撕了一个大洞,搞得像个泥人,公共汽车司乘人员说我一身是泥都不准我上车。最后只有高价坐上一部小四轮,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在9时半到了衡山县城,稍许休整,就冒雨到县委……
  “当他们的脚步声在黑夜中消逝时,我的心若有所失,总感到欠了这些满怀希望而来的农民兄弟什么。但是,面对中国农民的苦难,我一介书生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实证主义、直面现实、在田野中做学问,使于建嵘能够见他人所未见,言他人所未言和不能言,在这样的姿态面前,感到汗颜的又何止书房中的学者?
  
  回到绍庄(岳村)去
  
  2000年元旦,在4次“漫游”衡山县之后,于建嵘将考察重点放在衡山县,放在衡山县白果镇绍庄村。从历史上看,衡山县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同时又是当年国民政府的“乡村建设”实验县,对分析近现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有着特别的意义。
  而白果镇绍庄村,则是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农民协会“岳北农工会”的发祥地,1923年,这个小村落即已见证了湖南农民运动的风潮。
  按照学术研究中的通行做法,于建嵘给这个不足七百人的小村庄取了个学名“岳村”,自此,他与它和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绍庄村让他完成了《岳村政治》。这部45万字的专著先后获得湖北省第3届优秀博士论文奖、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2003年度优秀学术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第5届优秀科研成果3等奖,以及湖南省第7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比获奖更重要的是,对衡山县农村社会和绍庄村持续不断、脚踏实地的考察,让于建嵘“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农村中国”。
  他和贫寒无所依的农民泪眼相对;他和一呼百应的“农民领袖”结为好友;他记录下西西弗斯式的“上访代表”的冤情中的每一个点滴;他与县乡干部们掏心窝子说话一起喟叹;同时,他也亲眼目睹了底层社会黑恶之徒的横行。
  在《岳村政治》后记的开头,于建嵘写道:
   “我将这篇博士论文献给湖南省衡山县白果镇绍庄村的乡亲们。我所描述和研究的正是他们近100年来走过的可歌可泣而又艰辛无比的历史。真切地理解他们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劳动群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我对自己生命的承诺。为此,我还将长期地关注他们,并将他们的幸福和安宁作为自己研究的最主要的精神动力。”
  绍庄村是于建嵘看中国的第一扇窗,绍庄村也见证了中年于建嵘的圆梦――他们已经结下了深厚感情。于建嵘这样自述《岳村政治》的写作情景:
  “在写作过程中,我经常像在梦境一般地回到衡山,回到绍庄村。有时好像不是我在讲述绍庄村的故事,更像是绍庄村山山水水在向我诉说中国农民那多灾多难的历史。……我还是应该继续走出书房,回到绍庄村去,回到那个让我日夜困惑的中国农村去,去度过旧世纪的最后几天,去同他们共迎新世纪的到来。不是为了寻找故事,而是为了寻求学术的灵魂和学者的良心。”
  
  2000年12月26日,于建嵘带着书稿坐火车从武汉到了衡山县,本想直接去绍庄,没想到一下子病倒7天。康复后已是2001年的1月2日,他推掉朋友开车送他的好意,坚持坐公交车再步行,走到那个让他魂牵梦萦的村子中去。在当天晚上的日记中,他写道:
  “……我要像一个外出归来的农民一样,用最省钱的方式,坐着破烂不堪的老爷车,到那偏僻但美丽如画而贫困得近似破产的绍庄去。
  “差不多半年没见的乡亲们,见到我的到来,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他们围了过来,一句句‘回来了’让我感到无比的亲切和温暖。的确,我回来了,回到了这个让我以心血和时光为代价来研究和思考的乡村。”
  
  安源煤矿第一位下井博士
  
  2001年7月,于建嵘博士毕业后,到了北京,视野大了,机会也多了。随着《岳村政治》的出版,以及《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湖南H县调查》等一系列触及农村最敏感问题论文的发表,于建嵘开始屡屡被邀请到各种场合去演讲。
  这个时候,湖南人的辛辣火爆、律师的能说会道、底层浸染的质朴印记,在于建嵘身上,显露无遗。概括起来就是:能说,敢说,说真话,为底层说话。
  中国政法大学某位系主任盛情邀请他去演讲,这位系主任谆谆告诫讲台下的学生,因为体制原因,法官违背良心办案,无可厚非,没有办法嘛。于建嵘“啪”地一下打断了,他指着坐在身边的教授大声说:“你们千万不要学他们这些人。什么叫有良心没办法?!就应该提着乌纱帽去保护这个良心!做不到这个就是没有良心,就不配做法官!”台下的学生们哗哗鼓掌!
  在北京大学,一个学生提出“如何教化才能让农民提高思想意识”,于建嵘痛痛快快地顶了回去:“农民不需要教化,在某些方面他们比你们懂得更多!”
  在今年初的一次讲演中,有位听众提出老百姓有清官思想,于建嵘当即反驳:
  “为什么不想到官员的清官意识?喊冤告状是谁的传统?动不动批个条子,动不动批一下,显示一下,这才是根本!你怎么不想想那些当官的太想批示呢?你怎么不想想那些当官的应当说这个事情我没有权力处理,是法院的事情呢?!你怎么就认为老百姓的水准就是差?关进牢房的贪官污吏时常说什么‘把自己放到普通百姓的标准’,笑话!这显然是把很多丑陋的东西嫁祸于普通民众。”
  当一位听众说“农民问题的研究也有风险”时,于建嵘脱口而出:“做学问最重要的是说真话,一个学者最大的风险是说了假话。”
  从考察湖南农村与“农民领袖”密切接触时,于建嵘就开始关注信访制度。到北京后,他“重操旧业”,在北京上访村扎下根来,并且以湖南某高校教师的身份到教育部体验式上访。当然,这次“暗访”,他只来得及说上几句话,就被“喝斥”出门。不过,他关于信访制度的研究引起了高层的关注。
  来自底层,重归底层,这既是于建嵘的人生轨迹,也是他的治学路径。他认为自己解决了学者的最大难题:生存依附。在书房里,他把那张律师证书张贴得很是显眼,还时常笑言,大不了再回去当个律师。这当然是句玩笑。早在当年考察湖南农村时,他的目光就已经投向了萍乡安源煤矿,那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与湖南农民运动发源地的关系千丝万缕。
  2001年5月1日,他第一次进入安源煤矿,到2003年,他已经访问了近千名煤矿工人,并被工人们称为“矿长”。这位戴着眼镜的“矿长”手脚并用,在水深火热的煤井中爬到了最老最大也是条件最差的总平巷采煤面,成为安源煤矿第一位下井博士。“我不下去,怎么能知道在最底下采煤的都是农民临时工呢?我坐煤堆里,不知是劳累还是心忧,也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一个劲地往下流。”
  于建嵘现在的目标是要写出两本书,一本是关于农民的依法抗争,其中将汇集6年来他一直跟踪的10位“农民领袖”的跌宕故事;另一本是中国工人阶级现状研究,其后附录的《安源实录》会将不为人知的井底世界公之于众。
  他说,“我要写出他们的苦难、抗争、无奈和心中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