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放弃赚钱的律师职业，回归当年的誓愿――研究中国农民 他和贫寒无所依的农民泪眼相对；他和一呼百应的“农民领袖”结为好友；他记录下“上访代表”的冤情中的每一个点滴；他与县乡干部们掏心窝子说话一起喟叹；同时，他也亲眼目睹了底层社会黑恶之徒的横行
于建嵘完全不是人们通常印象中的学者模样。
头发蓬乱，衣着随便，特别爱说话，一坐下来，就会聊个没完，所以嗓子总是哑的；又爱笑，未曾开口就笑眯眯的，一双眼睛藏在眼镜后面，固执而热情地盯着你，用湖南乡音问你“是不是啊？”，然后，自己就把身子往后靠了，半自嘲半得意地接着笑；隔一会儿，右手指就会捏着镜片把眼镜往上推一推，所以细看上去，右边那只镜片的一角总是灰蒙蒙的。
家人不在北京，吃饭穿衣自己解决，在他的单位中国社科院，就有了个笑话：于博士只穿一条裤子。在他北京通州农村的院子里，说起这个段子，他又笑了起来：哈哈，其实我是买了两条一模一样的牛仔裤，换着穿。
但是，只要他静下来，便笑意全无。所以，网络上于博士的几张照片，总是那一头乱发、黑边眼镜、热切认真的眼神，忧国而忧民。
就是这位不修边幅的于博士，6年前，只身一人，夹着一个破包，沿着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路线，依次走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农村，前后历时20个月，写出博士论文《岳村政治》。此书一经商务印书馆推出，立即震动了学术界。
虽然他的单位是中国社科院，但是绝大多数时间，他不在北京，而是出没于全国各地的村镇和厂矿。他因此戏称自己是“江湖学派”，而不是学院派。
也正是由于这样不停地在村落和乡镇之间穿行，在矿井和上访村之间辗转，于建嵘所涉及的每一领域，必触及问题的真正所在，创见迭出。在大量而长期的田野调查之后，他提出农民的反抗是以法抗争，农村的黑恶势力已经侵蚀基层政权，农村危机的实质是体制危机；对于多数人呼吁赋权的信访制度，他的观点也是一针见血：信访制度已经不是防火墙，而成了一块“遮羞布”，应当改革乃至彻底革除。
据此，有媒体称他是“行走在中国大地上的学者”，说他的论著是“用脚写出来的”。他郑重地反复地纠正：“不，我是用心写出来的！”
岳麓山上的誓言
1966年夏，“文革”开始，于建嵘4岁。他的父亲，战争年代的地下党员，很快被工厂造反派“揪”了出来，被诬为“土匪”，“打倒在地”。随即，除父亲一人准许留在祁东县城以备批斗外，其余5口人一律下放永州农村。
妈妈带着于建嵘兄弟姐妹4人来到几百里外陌生的永州农村，遭到冷遇，就连带来的被褥也竟然被人偷走。无奈之下，母亲只有扶老携幼返回祁东县城，然后再被驱逐下放，再返回，折腾反复，处处被拒。颠沛流离之中，5口人的命根子――户口丢了，而且一丢就是9年。
直到现在，每当忆及童年生活，一向豁达的于建嵘依然痛苦不堪：“我们那时候是比农民还苦的黑人。我们是黑户黑人，我们当了9年黑人。”
没有户口，意味着失去基本的油粮布供应，一家人的生存陷入困境。走投无路之下，母亲去粮站拉板车，粮袋中残留的以及地上洒落的碎米，她都小心翼翼地扫集起来，带回家。“吃垃圾米”，是于建嵘难忘的童年记忆。
于建嵘7岁时，父亲托关系把他送到附近的一所小学读书。
“我要上学了，可是没有衣服穿。妈妈从粮站捡来麻袋布，染成黑色，请一位裁缝做了件上衣。出不起钱，就找了个盲人裁缝，结果两个口袋一个缝在里面，一个缝在了外面。不过，这已经是我最好的衣服了。我那个班的班长和我住在一个街道，她的父母是唱样板戏的，很红。她知道我是黑人，没有户口，上来就问：你怎么到我们教室来了？跳上桌子命令同学把我拖出去。我两手死死抓着桌板，哭着不愿意离开。我的衣服撕烂了――我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啊，就是为了上学才做的衣服……”
屈辱涌上心头，泪水夺眶而出。43岁的于建嵘说，这是让他刻骨铭心的一幕，他至今都无法说服自己原谅那个班长。
“你受过苦，你就能够知道受苦人的滋味”。对底层穷困人群的感同身受，于建嵘自幼年时就开始了。
1977年，父亲获得平反，4个月后旋即去世。1979年，于建嵘考入湖南师范学院政治系。拜80年代思想解放、读书热方兴未艾之赐，于建嵘在学校和湖南省图书馆吞食中西政治学、法学著作，因此而逃学，又因逃学而得绰号“幽灵”。
同窗好友王立成（现湘潭市总工会副主席）现在还记得，当年于建嵘曾经给中国社科院寄过探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他说，于建嵘是那个年代典型的文科大学生，对政治体制改革、对国家民族的命运，对这些宏大的社会命题，兴趣浓烈 ；闲暇时间，他常做的事情就是和同学一起去爬岳麓山，讨论时事、畅谈理想、梦想未来。
就在1983年毕业前夕，于建嵘、王立成和另外一位同学一起，做出了一番非同寻常之举。
一天傍晚，3个青年学生又一次来到岳麓山上的黄兴墓前，共同起誓：此生无论如何，都要立志研究中国3大阶层：于建嵘出身于工人家庭，研究农民；王立成来自农村，研究工人阶级；那一位同学父母都是干部，则研究知识分子。
对于建嵘而言，这个寻常傍晚的不寻常立誓一举画定了他的人生轨迹。多年后，在被媒体、同行、学生问及为何从事三农研究时，他的回答就是：少年立志。
随即，于建嵘被分配到衡阳日报。第一年年终评奖，他经手的报道占全报社获奖数量的三分之二。但他很清楚，以自己的性情和志趣，终究不适合机关党报。两年后，他主动辞职，做起了律师。
此后8年，于建嵘先在衡阳，后在海南，一直以律师的身份谋生。8年下来，他的收获大抵是两个：一是衣食无忧，钱不再成为一种负担；二是律师的职业使他得以继续充分地浸淫于底层社会，底层百姓的苦乐悲欢继续在他面前日夜上演。
于建嵘坦承，当初选择以律师为业，主要的理由是解决现实生存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一辈子律师，哪怕这个职业再赚钱。我也从来没想过一辈子只是赚钱”。
他买了车，有了房子。生存问题已经解决，幼年的底层挣扎开始浮现于眼前，青春年少时的誓言一次次在耳边响起。“我不能忘记曾经受过的苦难。”他决定退出律师行业，回归当年立下的誓愿：研究中国农民。
此时已是1993年末，距离岳麓山黄兴墓前的立誓已经整整10年。
重走毛泽东湖南农村考察之路
年届而立，青春不再，没有单位，远离校园，不曾在任何一个研究机构就职，这就是1990年代初期的于建嵘，一个热诚的但又是业余的三农问题爱好者。
显然，他的治学之路不会平坦，但同时，丰富的底层经历和局外人的身份，恰恰给他提供了回归学术的另外一种可能。
他开始了“游学”，而且一“游”就是4年，1994年始，1997年结束。
这是一种很少会有人选择的生活方式――不再是律师，不再挣钱，只身一人，拿出积蓄，全国各地到处跑，以民间三农问题研究者的身份，拜访专家，请教学者。目的只有一个：开阔眼界，提高学养。
1997年，在武汉，于建嵘结识了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徐勇教授，并且考上了徐勇的博士研究生，机会终于眷顾这位梦想不灭的理想主义者。
曾经的党报记者，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执业律师，当年海南淘金大军中的一员，有了这样的阅历、这样的人生积累，于建嵘无法认同“学院派”的坐而论道。两年苦读之后，他的选择是重走毛泽东当年湖南农村考察之路，对湖南农村的历史与现实再作考察。
这是一种类似于游走四方的田野调查。当然，在于建嵘看来，一切自然而然，再也正常不过：
“我就是夹个破包，装着不像个博士，走到一个村子，先在路边的小饭店吃碗饭，或者到小卖部买点东西，和老板搭上‘关系’，再通过他和村民联系上，把人招呼到一起，坐下来聊天。聊到有用的就记下来，有感觉了就住下来呆几天，聊完了再接着走。”
从1999年5月开始，于建嵘就是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有车搭车，无车步行，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走下去，在湖南中部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个县走了一个大大的圆圈。
这种苦行僧式的日子，持续了近两年，个中甘苦，《岳村政治》附录的《衡山调查记事》中有若干片断，可以略见一斑：
“乡村之夜，寒冷无比。农民之艰辛，更扰心境。鸡鸣三遍，尚不能入睡……用电话与王立成详谈农民利益及其保护问题……天未亮，用冻得红肿之手，赶制了《中国农村问题调查》（农户经济状况卷）50份。
“早上6时许，天还没有亮，就顶着雨雪，开始了县城之行。天黑路滑，在赶往车站的路上，掉进了一个大泥坑，裤子撕了一个大洞，搞得像个泥人，公共汽车司乘人员说我一身是泥都不准我上车。最后只有高价坐上一部小四轮，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在9时半到了衡山县城，稍许休整，就冒雨到县委……
“当他们的脚步声在黑夜中消逝时，我的心若有所失，总感到欠了这些满怀希望而来的农民兄弟什么。但是，面对中国农民的苦难，我一介书生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实证主义、直面现实、在田野中做学问，使于建嵘能够见他人所未见，言他人所未言和不能言，在这样的姿态面前，感到汗颜的又何止书房中的学者？
回到绍庄（岳村）去
2000年元旦，在4次“漫游”衡山县之后，于建嵘将考察重点放在衡山县，放在衡山县白果镇绍庄村。从历史上看，衡山县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同时又是当年国民政府的“乡村建设”实验县，对分析近现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有着特别的意义。
而白果镇绍庄村，则是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农民协会“岳北农工会”的发祥地，1923年，这个小村落即已见证了湖南农民运动的风潮。
按照学术研究中的通行做法，于建嵘给这个不足七百人的小村庄取了个学名“岳村”，自此，他与它和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绍庄村让他完成了《岳村政治》。这部45万字的专著先后获得湖北省第3届优秀博士论文奖、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2003年度优秀学术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第5届优秀科研成果3等奖，以及湖南省第7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比获奖更重要的是，对衡山县农村社会和绍庄村持续不断、脚踏实地的考察，让于建嵘“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农村中国”。
他和贫寒无所依的农民泪眼相对；他和一呼百应的“农民领袖”结为好友；他记录下西西弗斯式的“上访代表”的冤情中的每一个点滴；他与县乡干部们掏心窝子说话一起喟叹；同时，他也亲眼目睹了底层社会黑恶之徒的横行。
在《岳村政治》后记的开头，于建嵘写道：
“我将这篇博士论文献给湖南省衡山县白果镇绍庄村的乡亲们。我所描述和研究的正是他们近100年来走过的可歌可泣而又艰辛无比的历史。真切地理解他们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劳动群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我对自己生命的承诺。为此，我还将长期地关注他们，并将他们的幸福和安宁作为自己研究的最主要的精神动力。”
绍庄村是于建嵘看中国的第一扇窗，绍庄村也见证了中年于建嵘的圆梦――他们已经结下了深厚感情。于建嵘这样自述《岳村政治》的写作情景：
“在写作过程中，我经常像在梦境一般地回到衡山，回到绍庄村。有时好像不是我在讲述绍庄村的故事，更像是绍庄村山山水水在向我诉说中国农民那多灾多难的历史。……我还是应该继续走出书房，回到绍庄村去，回到那个让我日夜困惑的中国农村去，去度过旧世纪的最后几天，去同他们共迎新世纪的到来。不是为了寻找故事，而是为了寻求学术的灵魂和学者的良心。”
2000年12月26日，于建嵘带着书稿坐火车从武汉到了衡山县，本想直接去绍庄，没想到一下子病倒7天。康复后已是2001年的1月2日，他推掉朋友开车送他的好意，坚持坐公交车再步行，走到那个让他魂牵梦萦的村子中去。在当天晚上的日记中，他写道：
“……我要像一个外出归来的农民一样，用最省钱的方式，坐着破烂不堪的老爷车，到那偏僻但美丽如画而贫困得近似破产的绍庄去。
“差不多半年没见的乡亲们，见到我的到来，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他们围了过来，一句句‘回来了’让我感到无比的亲切和温暖。的确，我回来了，回到了这个让我以心血和时光为代价来研究和思考的乡村。”
安源煤矿第一位下井博士
2001年7月，于建嵘博士毕业后，到了北京，视野大了，机会也多了。随着《岳村政治》的出版，以及《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湖南H县调查》等一系列触及农村最敏感问题论文的发表，于建嵘开始屡屡被邀请到各种场合去演讲。
这个时候，湖南人的辛辣火爆、律师的能说会道、底层浸染的质朴印记，在于建嵘身上，显露无遗。概括起来就是：能说，敢说，说真话，为底层说话。
中国政法大学某位系主任盛情邀请他去演讲，这位系主任谆谆告诫讲台下的学生，因为体制原因，法官违背良心办案，无可厚非，没有办法嘛。于建嵘“啪”地一下打断了，他指着坐在身边的教授大声说：“你们千万不要学他们这些人。什么叫有良心没办法？！就应该提着乌纱帽去保护这个良心！做不到这个就是没有良心，就不配做法官！”台下的学生们哗哗鼓掌！
在北京大学，一个学生提出“如何教化才能让农民提高思想意识”，于建嵘痛痛快快地顶了回去：“农民不需要教化，在某些方面他们比你们懂得更多!”
在今年初的一次讲演中，有位听众提出老百姓有清官思想，于建嵘当即反驳：
“为什么不想到官员的清官意识？喊冤告状是谁的传统？动不动批个条子，动不动批一下，显示一下，这才是根本！你怎么不想想那些当官的太想批示呢？你怎么不想想那些当官的应当说这个事情我没有权力处理，是法院的事情呢？！你怎么就认为老百姓的水准就是差？关进牢房的贪官污吏时常说什么‘把自己放到普通百姓的标准’，笑话！这显然是把很多丑陋的东西嫁祸于普通民众。”
当一位听众说“农民问题的研究也有风险”时，于建嵘脱口而出：“做学问最重要的是说真话，一个学者最大的风险是说了假话。”
从考察湖南农村与“农民领袖”密切接触时，于建嵘就开始关注信访制度。到北京后，他“重操旧业”，在北京上访村扎下根来，并且以湖南某高校教师的身份到教育部体验式上访。当然，这次“暗访”，他只来得及说上几句话，就被“喝斥”出门。不过，他关于信访制度的研究引起了高层的关注。
来自底层，重归底层，这既是于建嵘的人生轨迹，也是他的治学路径。他认为自己解决了学者的最大难题：生存依附。在书房里，他把那张律师证书张贴得很是显眼，还时常笑言，大不了再回去当个律师。这当然是句玩笑。早在当年考察湖南农村时，他的目光就已经投向了萍乡安源煤矿，那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与湖南农民运动发源地的关系千丝万缕。
2001年5月1日，他第一次进入安源煤矿，到2003年，他已经访问了近千名煤矿工人，并被工人们称为“矿长”。这位戴着眼镜的“矿长”手脚并用，在水深火热的煤井中爬到了最老最大也是条件最差的总平巷采煤面，成为安源煤矿第一位下井博士。“我不下去，怎么能知道在最底下采煤的都是农民临时工呢？我坐煤堆里，不知是劳累还是心忧，也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一个劲地往下流。”
于建嵘现在的目标是要写出两本书，一本是关于农民的依法抗争，其中将汇集6年来他一直跟踪的10位“农民领袖”的跌宕故事；另一本是中国工人阶级现状研究，其后附录的《安源实录》会将不为人知的井底世界公之于众。
他说，“我要写出他们的苦难、抗争、无奈和心中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