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眉生　万隆会议牵线人

　　 　　在宏阔的历史舞台上，那些惊心动魄的风云事件背后，除了彪炳一时的政治人物之外，因缘际会，一定还活跃过一些起了重要作用、却不为世人所知的名字。 　　司徒眉生，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曾通过“闲聊”，穿针引线，促成了中国参加1954年的万隆会议；1971年，流亡澳门的他，又在北京和印尼政治家、时任联合国大会主席的马利克之间牵线搭桥。当年10月，中国重返联合国。
　　
　　1952年10月17日，印尼首府雅加达的独立宫广场上，首都警备司令部炮兵营的20辆坦克一字排开，炮口对准了总统府，“逼宫”军人威逼总统苏加诺解散内阁。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僵持一阵后，苏加诺走了出来。他拿起扩音器，宣布撤消幕后指使者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的领导职务，他对士兵们说：“现在我以最高统帅的名义要求你们服从命令，撤回营地。”近半个小时的晓以利害后，部队终于同意撤退。一辆辆坦克车从广场撤退，直到最后一个士兵离开，苏加诺转过身来。这时，站在他身边的只有十几个人，除了官员、警卫和工作人员，还有一位华人记者――司徒眉生。而先前闻讯赶来的几十位记者，危急之下，借口到对面的广场上采访，早已离开。
　　司徒眉生的传记作者袁厚春说，“显然，从这时候起，苏加诺已经把眉生列为忠实知己了。”
　　此时的司徒眉生24岁，是印尼中间派华文报纸《新报》的记者。但记者身份的他，却有一张随时出入总统府的内部通行证，“凭它哪里都可以去”。此前两年，1950年7月，司徒第一次受邀到总统府参加外事活动，是中国首任驻印尼大使王经叔向苏加诺递交国书。苏加诺邀请司徒的理由，是“应有略通中国事务的人参加，以备不时之需”。活动后，苏加诺对他说，“以后这些活动，特别是和中国相关的，副官都会通知你。”
　　这距离司徒眉生结识苏加诺已经3年――1947年，苏加诺46岁，“印尼开国之父”，司徒眉生19岁，印尼华文报纸《天声日报》记者。
　　2006年7月，珠海烈日炎炎，澳门隔水相望。咖啡馆靠窗位置上司徒眉生风趣幽默、恬淡从容。1965年，从印尼逃往澳门，至今已是41年。在这41年里，司徒眉生不时尝试着回答人生的一个假设――如果19岁时没有结识苏加诺。
　　
　　结识苏加诺
　　
　　司徒眉生1928年出生于印尼的一个华人家庭，14岁时和母亲刘金瑞被当时占领印尼的日本当局抓去坐牢，后释放出狱。
　　1947年2月，一列火车从印尼战时首都日惹出发，去往抗荷（荷兰）前线的山城玛琅――由于战事紧迫，印尼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中央国民委员会”决定召开一次扩大会议。这是印尼近现代史上一段重要的行程，被称为“希望之旅”、“精英之旅”。
　　因一时找不到熟悉规范印尼语的华文记者，19岁的司徒眉生受《天声日报》指派，负责采访这个大会。他是专列上资格最浅、最年轻的旅客，也是仅有的两位华文记者之一。
　　苏加诺沿着车厢过道和记者们寒暄、交谈，特意在华文记者所在的车厢前多逗留了一会儿。末了，患有眼疾的苏加诺托司徒眉生在雅加达帮他买两瓶眼药水，半开玩笑地说，“回到日惹，可以到我那里找我。”司徒眉生愉快地应承着，但并没有太当真。在19岁的他看来，那仅仅是“客套虚言”，而且“总统可是大人物”。
　　此后不久，司徒眉生再次到日惹采访。一看到他，苏加诺便为收到的药物致谢，苏加诺还告诉他，荷兰人要撤退了，政府不久就要还都雅加达，“到了雅加达，我们住得近了，你要经常来看我哦”。司徒眉生还是没有去，还是个高中未毕业的学生，他在《天声日报》还处于见习期，他还有自己的功课和生活，“再说总统大概也忘了这个邀约”。
　　苏加诺何以信任一个才19岁的华人青年，也曾是袁厚春的困惑。除了司徒眉生个人的诚实、忠信、不好张扬外，袁厚春解释说，从1928年因发表呼吁亚洲民族团结、反抗殖民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和泛亚细亚主义》而被捕入狱起，亚洲大联合便是苏加诺的政治信念。1947年的苏加诺，已经有了民族独立之外更大的政治抱负。
　　78岁的司徒眉生掏出助听器，一边摁着“+”号键，一边说，“不用解释”，也“不好解释”，“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缘分了。他的儿子当时还很小，他把我当子侄辈看待”。
　　“缘分”也许是惟一合适的解释，事实上，苏加诺托司徒眉生买眼药时，对这位19岁华人青年的家庭背景、政治倾向都不甚了解。
　　司徒眉生的生活的确因此改变了。1949年，他离开《天声日报》，到《新报》工作。苏加诺还都雅加达后，凡和总统府相关的外事活动，《新报》大都派司徒眉生完成。
　　“逼宫”事件后不久，司徒眉生有了新的任务，每天早晨六点半，他准时赶到总统府，陪苏加诺散步。三四年下来，他逐渐了解了苏加诺的语言习惯和政治主张，本人也逐渐成为历史镜头下的一员。
　　
　　参与创造历史
　　
　　司徒眉生在中国和印尼关系史上的第一份工作，是信差。万隆会议之前，他受命以“民间渠道”接洽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司徒眉生需要“泄漏”两层意思：印尼有意邀请中国参加；其他国家可能反对。至于“怎么说”，“找谁说”，他只能“自己看着办”。
　　之所以不走正式“外交途径”，是因为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刚刚接任，双方互不熟悉，“有些话不好摆明讲”，而且“弄不好会造成误会”。
　　在苏加诺和当时的外交部秘书长鲁斯兰的眼里，司徒眉生是惟一合适的人选。他是华裔，和中国驻印尼使馆的工作人员相熟；他是总统“华文秘书”（虽未正式任命），是“很接近总统的人”，他“泄漏”的消息绝对可靠；他还是《新报》的政治编辑兼记者，不代表官方，只是个“民间消息灵通人士”。
　　这是司徒眉生真正政治生活的开始。虽然他认为自己还只是总统身边的“小记者”，也绝对没有想到，“这‘泄漏’的消息有什么重要的”。
　　和眉生相熟的是大使馆里负责与华侨团队联系的几个官员，其中一个叫袁庚（后来著名的蛇口工业区的创办人。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前几天，眉生又和袁庚见了一面）。三番五次地，眉生跑去找袁庚“闲聊”。之后，黄镇也找了个由头和眉生“闲聊”了一次。眉生相信，“他们已经听明白了”，而且这些“消息”已经传给了北京。
　　1955年4月18日，万隆会议开幕，中国受邀参加。鲁斯南后来回忆这段历史，称司徒眉生是一个“参与创造历史的人”。司徒眉生的第一次政治活动给苏加诺留下“青年政治家”的印象，而这时，他仅仅27岁。
　　万隆会议后，周恩来、宋庆龄相继访问印尼，苏加诺有点坐不住了。一次，在印尼观看中国代表团演出时，他情不自禁地对身边的黄镇说，“我应该访问中国了。”
　　按照惯例，印尼外交部需向中方报送先遣人员的名字、职位，等等。外交部请示苏加诺，“对司徒眉生怎么报？”苏加诺想了想说，“总统私人秘书。”
　　1956年9月30日，苏加诺访华。“私人秘书”司徒眉生全程翻译。
　　司徒眉生原本以为，“总统私人秘书”只是访问中国时给自己的临时称呼，回来就取消了。他再次向总统申请，去国外学习，他的目标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总统的回答老是这样，“再等等吧，再等等吧”，“这里还需要你”。此时的眉生，还是《新报》的一员，总统有事，随时喊他过来。所谓“总统秘书”，从没有公文的任命手续，也不是公务员，没有工资，只是在总统府领一份津贴。
　　从中国回来，苏加诺对司徒眉生更加信赖，甚至有点“宠爱”了。苏的书房和睡房，必要时，只有总理和副总理才可以到那里谈事，但眉生可以随时出入。于是印尼坊间传说，眉生是苏加诺的“干儿子”，眉生解释说，“他没有让我做他干儿子，我也没说你做我干爸爸”，“绝对没有”。为何长时间赢得苏加诺的信任，眉生的理由是“协调能力强”、“人缘好”、“从不放弃原则”。
　　1959年底，眉生辞去《新报》工作，正式成为“总统私人助理”。
　　“他给我一个‘私人助理’，表面上不是官，不过不是官也是官，‘似官非官，非官亦官’。”司徒先生拿过记者手中的笔，写下了“似官非官，非官亦官”八个字，接着说：“正式的权力没有，但我只听命于总统，苏加诺直接指挥我，其他官员，包括总理都管不到我，部长更不要讲了。”
　　此时的眉生，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挟天子以令诸侯”了。“部长们都要对我敬畏三分，”他开玩笑说，“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的工作我不干涉，不过我可以在总统面前讲他们的坏话，总统当然会考虑一下。”“他们吃不消嘛。”经常有新上任的部长托朋友打电话给眉生，让他“关照一下”。
　　处在权力中心，平衡各方利益对于这位31岁的政治新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这一过程里，他逐渐建立自己的“政治原则”。“我从来不卷入斗争，所以他们怎么斗来斗去都是我的朋友。这一派要拉拢我，那一派也要拉拢我，我没有敌人。因为我跟他们没有利益冲突，我只听命于总统。他们不能干涉我，也不能指挥我。”
　　“跟苏加诺敌对的，我还是跟他做朋友，不过我不会支持你反对他。政治理念不同，不代表你是个坏人。马利克（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当值联大主席）就是这样，他被指为‘托派’，但我还是和他亲切来往。苏加诺问我，我说我和他是朋友，政治上不跟着他走就可以了。所以，我常责备当时的大陆没有自信，见到‘魔鬼’要敢接近，和他们打交道。还没看清是不是‘魔鬼’就跑，真是笑话。”
　　“我没有骄傲，没有仗势欺人，不会摆架子。其实我不算什么，除了总统喜欢我，我什么也不是。”
　　上午，“总统私人助理”司徒眉生一般在办公室处理一些事情，11点半，“没什么特别的事了”，就离开总统府，进城。到《首都日报》看看情况，再和朋友们聊聊天，或者去见见原住民，了解社会民情。总统和他的谈话一般是下午三点以后，那时候苏加诺已经睡完了午觉，穿着睡衣、睡裤，拿把扇子，坐在台阶上，两个人就这样纵论国是。一个小时以后，总统开始准备晚上的会见、酒会了。他常要求司徒眉生和他一起去。
　　总统出访或是外国元首来访，苏加诺总把眉生带在身边。即使有些场合不需要他翻译，他也不能离开，因为总统随时会问他一些问题。眉生介绍，除了总统到美国访问时因他太太临产没有随行，其他访问他一次不拉。仅1961年到1965年，眉生先后三次随同总统访华，陪同总统接待中国领导人也是三次。5年内，三来三往，可见“关系之密切”。
　　一次，外交部给总统派了个相当不错的华文翻译，总统大怒，“眉生是我的私人助理，和你们没关系，你们爱派就派，但我还是用眉生。”
　　一切看起来都按部就班，“总统私人助理”司徒眉生进入权力的最核心也指日可待。2006年7月，澳门对岸的珠海，记者问78岁的眉生，如果没有1965年的那场政变，现在是否会是印尼某荣休的领导人，眉生先生未置可否。
　　
　　四十一年逃亡生涯
　　
　　1965年10月1日凌晨6点半，印尼陆军右翼军官发动政变。10月14日，苏加诺被迫正式任命苏哈托为陆军部长兼陆军总司令。随后，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血腥大屠杀。据描述，“穿越雅加达市区的芝利翁河被染成一片鲜红”。
　　为更快地推翻苏加诺，政变军方密谋除掉总统身边的重要人物，首要对象便是司徒眉生。得到情报的司徒眉生立刻报告总统。苏加诺对他说：“要公开逮捕你，他们还不敢；说绑架，就难讲了，而且防不胜防。你先到香港避一下，观察形势发展，再决定下一步。”
　　司徒眉生立即回家，把文件统统在后院烧掉，再把家事安排妥当。几天后，他带着自小聋哑的二儿子以出国看病的名义离开印尼，走上了逃亡之路。他们先飞东京，再到北极安特拉吉短暂停留，最后到了荷兰阿姆斯特丹。
　　不久，苏加诺被彻底剥夺了权力。远在荷兰的司徒眉生考虑到“要尽快获得有关印尼方面的消息，住在欧洲是绝对不行的”，所以，没过多久，他就带着儿子去了香港，在印尼的家人也终于得以出来与他们会合了。但是，印尼外交部向香港发来电函，宣布他的公务护照已被吊销，这也就意味着香港当局可以把他们遣送回印尼。司徒眉生被迫逃往广州、北京，最终于1967年定居澳门。
　　1967年3月，苏哈托履任新总统。司徒眉生成了“中国专门派到苏加诺身边的头号间谍”、“中国印尼委员会委员”、“十恶不赦的大逃犯”。更有印尼来人不时骚扰，诱骗其回国。两三年后，司徒眉生和家人的生活才慢慢安定下来。生意上也有了起色。
　　“刚开始一两年，我还等着苏加诺重新上台，但后来根本就不想了。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流亡者。”
　　进入1970年代，经香港总领馆联系、到澳门看望司徒眉生的官方人士多了起来。这和他们发现司徒眉生仍是个“人物”不无关系。同时，眉生的老朋友阿丹?马利克当上了印尼的新外交部长。
　　1971年4月22日，偏居一隅的眉生再次回到中国的当代历史中。在香港文华酒店，很可能当选当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的马利克，“想在任期内有所作为”，而当届大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能否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马利克要求司徒眉生出马，“摸摸北京的底”。眉生对马利克说：我可以再试试。同年9月8日，马利克担任大会主席也成定局。他在前往纽约赴任前，又特意在香港停留，再次把眉生请来密谈。9月11日左右，司徒眉生到京，接待他的是周恩来办公室负责外事的副主任罗清长。
　　事情远比马利克和眉生想象的微妙得多。另一个外交战场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斡旋正在进行。结果如眉生所愿。自1965年，印尼和中国断交后已远离政治生活的司徒眉生，又一次“参与创造了历史”。
　　眉生说自己的一生有三个“没想到”：
　　一是流亡澳门后，还能和马利克为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做点事；
　　二是苏哈托居然会请自己再当一回信使，“被他追杀、迫害、流亡，而又请回去的，只有我一个”。
　　三是更没想到苏加诺的女儿梅加瓦蒂会当总统。“即使苏哈托倒台，如果当总统的不是梅加瓦蒂，那我的一生也不够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