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 人物周刊：你现在教育安德烈的方式，跟你父母当初教育你的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龙应台：如果你指的是时代差异，那么“安德烈少年时代”是个以自我发展、自我实现为主要价值的时代，“龙应台少年时代”是以服务“大我”为目标的时代。我们的“大我”是传统儒家“士不能不弘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那种大我。我有一篇文章《在仰德大道上》，讲的就是我这一代台湾人成长过程中儒家思想的巨大影响。
“安德烈少年时代”讲究的是个人的完成。但这并不代表他这一代欧洲青年对“大我”毫无关切，而是，他认为即便是要服务大我，也得先从小我的幸福和完善开始。这种态度，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它当然受惠于前代人的牺牲和努力。总是有前代人的紧张和不安，造就了后代人能够从容不迫地过日子。
人物周刊：你今天的这种求真较劲的性格，你对于社会问题种种犀利的言论，跟你成长时的教育环境有何关系?
龙应台：一方面，有时代的共同性。70年代的大学生，对社会的责任感特别强，这是我们无法摆脱的，也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最大的共同性格。这种共同性格也造就了台湾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现在在台湾，各行各业，包括政界、教育界、经济界，做决策的人都是70年代的大学生。但是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并没有教我们独立思考，更别提批判了。因此我个人的风格，就很难归之于台湾的时代共同性了，否则，我不会显得那么“突出”或说“奇怪”吧。反省和批判，可能和我所受到的9年美国的影响，加上13年欧洲的经验，比较有关。
人物周刊：你的家庭对你现在性格的形成，有什么特殊的影响吗?
龙应台：有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我父母是1949年的难民。他们突然被连根拔起丢到一个真空的地方，失去了原来的土地，失去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极为重要的社会联络网。因此我从小是在一个孤单、疏离的环境中长大：没有大家族；一班如果有60个孩子，我就是其中惟一的外省孩子，和那59个人非常不一样。他们在“中心”，我在“边缘”――边缘的位置，我相信，容易使一个人变成观察者。
因为是一个边缘的人，所以对主流的东西永远有一个距离。从边缘的角度去看中心，与从中心的位置看出来，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
人物周刊：怎样区分你的边缘感与当时台湾人的边缘感?就像现在民进党所说的，那时台湾人被迫接受的都是关于祖国大陆的想象，而台湾的本土文化被压抑了?
龙应台：一个难民的女儿，在台湾南部乡下长大，难民和乡下，相对于有产阶级和城市，是双重的边缘。台湾人的边缘感则是一个集体意识。1895年被清廷割让，台湾人无可置喙。被日本人统治50年，他毫无选择。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后，本地台湾人变成“二等公民”，再度被“边缘化”，引起了50年后的今天的大反弹。
个人的边缘感和集体的边缘感可以同时存在，而且错综复杂。现在少数激进的民进党人在为自己的历史“翻案”时，就喜欢把所有的外省人都打为压迫台湾人的“统治集团”，选择看不见那些被时代拖着走、饱受折磨的种种命运不同的外省人，就是一种历史的简化。
人物周刊：你一个外省人的孩子面对很多台湾的孩子。这种局面持续到什么时候?龙应台：一直到我离开乡下去上大学吧。需要强调的是，我这个外省孩子的经验和很多台湾的外省第二代是很不一样的。毕竟大多数外省人聚集在城市里，而且他们大多是群居的，群居而形成自己的次文化，譬如农村文化。我的经验是乡下经验，乡下的外省人特别少。
人物周刊：有没有一些事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龙应台：成年后回头去看才理解早年的经历。小时候到了清明节，班上的59个孩子，跟他们的家人要忙好几天，准备鸡鸭鱼肉各种牲品。到了当天要去扫墓，整个家族都会出动，而我们是没有墓可以扫的。你就会看到那59个孩子都很忙，59个孩子庞大的家族都出现了。而我没什么可以忙，没什么地方可以去，更不会有庞大的家族。小小的我就远远地看着坟场上青烟袅袅，人头攒动，但是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也不明白为何我和他们不一样，这个感觉很特别。
人物周刊：可否说，大学毕业前的龙应台，与当时的台湾青年相比并无过人之处?
龙应台：就是比较爱看思想的书吧。可是也不那么特殊，那时的思想青年流行读尼采、罗索、怀特海、萧伯纳等等，爱讨论思想，不太懂得玩，很闷的。
我在南部乡下长大，接触不到台北的同龄人可能会接触到的政治运动和西方思潮，所以我的“启蒙”比台北的朋友们晚。
人物周刊：你到了美国之后，思想的改变主要是什么?
龙应台：到美国后，看材料才赫然发现国民党教给我的中国近代史充满谎言。比如国民党在上海的清党，国民党对共产党青年的迫害，是对我的第一个最大的触动。
做官与做知识分子
人物周刊：做知识分子与做官有什么区别?你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曾说，“知识分子只负责提出问题。不负责解决。”
龙应台：在哈佛演讲时，有在场的大陆学者指责我说，你不该批评领导人，你应该提出具体做法，否则就没资格批评。
说这话的人，一定没读过韩愈的文章。韩愈的《争臣论》里说，“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官守和言责，是两种不同的岗位。
知识分子一旦成为负责“解决”问题的人，他就进入体制做官，去以公权力“解决”问题，也就不是所谓“知识分子”了。我们现在所谈的知识分子，本来就是在权力体制以外，提出独立看法的人。他可以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让主事者参考，但他的主责就在批评。对一个知识分子说：你给我说出具体做法来，提不出具体做法你就没有发言权――这种说法是混淆了知识分子和公权力执行者的分际。
负“言责”的知识分子和负“官守”的官员不一样的是，作为知识分子比较自由，可以“快意恩仇”些，但作为官员，因为权力在手，可能大有所成，也可能遗害社会，因此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同时，作为执行者，你当然要求实际的效果，就必须通过各种不同的妥协才能把崇高的理想付诸实践。这种委曲求全与妥协，一步一个脚印的那种绵密的实践，和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知识分子做官不一定会成功，好官也不见得做得了知识分子，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路数，负不同的责任，而且要有不同的性格。
人物周刊：做知识分子的时候，你批评别人，在文化局长任上，你有没有遭遇过别人的批评?
龙应台：天天遭遇啊。譬如那时与“议会”的冲突，媒体有很多报道。我有很多直接和他们对抗的时候，但我有更多默默不语、忍辱负重的时候。比如为台北市制订《树木保护自治条例》，就花了我三年半工夫。为了这部法的通过，我跟每一个议员去拜托呢。我还记得，有个歌手被我们邀来演唱，因为下面执行的人员不够周全，得罪 了他，他就发公开信大肆抨击我，在媒体上把它上纲为政府对民间，甚至说成是对族群的歧视和打压。我只能一声不响地承受。有权力的人，必须谦卑。没话说。
人物周刊：你会受到粗暴的对待吗?就像苏贞昌做行政部门负责人时被国民党“议员”乱骂?
龙应台：喔，那不只苏贞昌了。你是否知道，陈水扁做“立法委员”的时候，在议事厅里当众把“国防部长”郝柏村的发言桌给打翻在地上?
“议员”对于我的“粗暴”，只限于言语，没有过肢体的动粗。而且，当“议员”对我言语动粗的时候，他马上会受到市民的抗议，市民会打电话去骂。媒体也会批判。有这两个环节的制衡，“议会”其实并不太糟。同时，台北市“议会”还是全台湾质量最好的民意机关。从“议员”那里我得到的支持和协助，其实也很多。我想观察台湾选举，一定要认识到，媒体镜头有“逐臭”性格，只跟着冲突跑，而绝大部分静水流深的部分就完全看不见了。
人物周刊：台北市文化局长任上，你关注较多的是文物古迹的保护。1990年代初，济南曾拆除了一座有80多年历史的非常漂亮的老火车站，理由之一是它是德国人修的，有殖民主义的烙印，你怎么看?
龙应台：在台北市政府的时候，我曾经跟台湾银行打过官司。台北市的核心区有一座台湾银行所属的大楼，日本人建的，我当文化局长以前就被指定为古迹，要保护的。但是台湾银行想拆除它，建一座新的大楼――那个地皮太贵了。他们到法院申请撤除该建筑的古迹地位，理由是，它是日本殖民者的老营，不是“中华文化”的东西。法院竟然判决他胜诉，准予拆除。
我可慌了。理论上他们当天晚上就可以连夜拆除。我要保护这个古迹的惟一办法就是它被重新认定为古迹，但是这要经过很多程序。我就在当天夜里12点紧急召开了古迹委员会议，得到委员们的支持，在24小时内重新指定它为法定古迹。后来它被保护下来。
而当时文物保护的最高母法，文资法的总则第一条，古迹被保护的先决条件是，该建筑必须“以发扬中华文化为宗旨”。我要挑战的是，为什么只有发扬“中华文化”的东西才有被保护的资格?日本人明明占领台湾50年，他留下来的东西，有好有坏，好的难道不值得保留吗?即使是坏的，难道不也是我们共同历史的一部分，难道不能也留一些作为历史的见证?所谓“中华文化”，难道不能做最宽广、最包容、最多元的解释吗?
为了避免以后还有这样民族主义的文化判决，我决定提出修改母法，把总则第一条“以发扬中华文化为宗旨”改为“以发扬多元文化为宗旨”。现在最新的文资法，就是这新的条文，意义很重大。
古迹的保护从来就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因为你做了保存，活着的人得以理解过去，理解过去，是为了让他知道怎么面对未来。所以在我看来保留在台湾的日本人的遗迹，甚至更早以前的荷兰人的遗迹，西班牙人的遗迹，清朝的遗迹，同样重要。并非什么都保存，而是一种态度：对历史的尊重，对异质文化的包容，是文明很重要的条件。
人物周刊：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城市老城区的房子，确实不如现在的公寓舒服，如排水、通风、光照等等方面，因此古迹保护也被一些人批评为站着说话不腰痛，没有考虑居民的实际需求。
龙应台：这个问题在欧洲早就解决了。欧洲很多城市是千年古城，保持原来面貌。人家是怎么做到的?大陆的做法是把老区整片拆除，然后再造假的古城。世界上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欧洲，方法是保留老城区的整体和谐美感，房子的外观不动，但是内部让它现代化。外表古色古香，内部现代又舒服，民居的主人以自己的老房子为荣。这不是做不到的事情。你说中国没有钱做这样的事?很难说服我，因为我看见巨大的民脂民膏的浪费。城市决策者的认知和价值取向，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吧。
另一个问题，有人会说文化保护与发展经济是一对矛盾。对不起，这是假的矛盾。这两个是可以结合而相辅相成的东西。你看看欧洲的很多老城，正因为它当初不拆，保留了老城完整的面貌，花钱把内部现代化，所以这个城市的观光魅力得以长久保持，科隆单单一个老教堂每年就有500万人去观赏。文化保护带来经济效应的例子，太多了。
人物周刊：你没有接受就任台湾“监察委员”的邀请，声称要保留一支独立的笔。你怎么理解作家的独立性?
龙应台：独立性对于我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每一件具体的事情出来后，我都要具体去衡量，怎么样才叫独立性。比如请我出任“监察委员”――监察独立于行政立法司法，它是台湾政治里的一个独立的机构，专门弹劾政府官员的，也可以弹劾“总统”。可是后来我发现，它是“合议制”的，也就是说，你提出的弹劾，必须得到院内大多数“委员”的同意，才有效。我相衡之下，觉得，那个力量还不如我站在写作的岗位上呢，所以婉拒了。
我想说的是，在现代民主社会里，我们不要把“拒绝做官”一定看作“清高”，因为“同意做官”也可能是更大的胸怀，更大的牺牲。每一个人的拒绝做官和同意做官，都要打开来个别地检视，不能用传统的刻板眼光来看了。
人物周刊：2007年，你就“特别费案”写文章为马英九辩护，在台湾引起很大争议，有人质疑你有政治偏向性，这篇文章是否有悖于你所鼓吹的“独立的笔”?
龙应台：写这篇文章前，我作过很深的思索。首先，写这个文章要冒很大的险，因为，非但你马上就会被打击为某个阵营的，质疑你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其次，司法是否可能被政治利用而转过来“整肃”你。真是凶险得很。我愿意冒这个险，当然有我的想法。
最核心的念头是，马英九因为特别费而被判罪，是件不公平的事。这一点，因为我知道特别费是怎么回事，所以我确定。
当时在我心中的挣扎有两个：第一，我是否应该因为害怕司法机关可能的对我的“整肃”而不直言?第二，我是否应该为了保护自己不被挞伐，为了维持自己独立知识分子的“名声”和“形象”而不直言?
答案，都是否定的。所以就决定写。跟支不支持马英九一点关系都没有。
人物周刊：这篇文章是你自己想写的吗?龙应台：这是个侮辱性的问题啊。(有些生气)在台湾没人问这个问题，即使是马英九的敌人也没敢这样问，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马英九不求人的风格，也知道龙应台“六亲不认”的性格。马英九是在报纸上看到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之前，我们很久没通过话。即使在他读到文章之后，’你说他是否会来个电话?没有。因为他也知道，我对于自己写作的独立立场，是一丝不让的，那是一个任何人都侵犯不了的领域。我不是为了他而写。
人物周刊：你观察大陆的方式，和观察台湾、香港有什么不同?
龙应台：对大陆我不轻易下笔去批评。为什么不直接写呢?第一，我没在那块土地上生活过，我知识不够，了解不深；第二，身为一个境外的人，我所冒的风险不能跟 境内的人比。
写批评文章，我认为责任的承担是很重要的。两个原因使我认为，我没有太大的资格直接去批判大陆的现象。譬如说，我在德国生活13年。都没有申请德国护照，为什么?没有德国护照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们一家四口要旅行，其他三人随时可走，我却都得办签证，往往使得全家人因为我而无法成行。不要德国护照，是因为我在写对于台湾政府和领导人的批判文章，如果拿了德国护照，我是以哪国公民的立场在批判台湾呢?如果被我批判的人要整肃我的话，我是不是就把我的德国护照拿出来呢?在道德上有点说不通。能够承担责任的批判，才是真正的批判。
人物周刊：你的文章引起的每论和误解比较多，你是怎么处理的?
龙应台：没什么好处理的，文章出手，就跟我无关了。我自己心里有一把尺，有一个核心价值，对一个事的是非，我会做很细致的思索。比如100万“红衫军”去反陈水扁――我强烈反对陈水扁，我彻底瞧不起陈水扁――但是当施明德宣称要攻进“总统”府，“不是你倒就是我倒”的时候，对我却是挑战――这违反了我对民主的认知。我应该站在哪里?你知道有一个坏蛋，而对这个坏蛋人人皆曰“可杀”的时候，你站在哪里?
在那个“人人皆曰可杀”的气氛里，我的文章却说，我不同意红衫军的做法，因为民主社会不需要“革命”手段，他必须用选票去“推翻”一个可憎的政权。后来，施明德改了战略，取消了“进攻”之类的语法而改为公民静坐，那是我可以认同的，所以我才到广场去献花，表示支持。
写文章不支持红衫军的时候，我被一边攻击得很惨；去献花的时候，又被另一个阵营的人说，你看你看，她也“投降”了吧。这些对我真的不重要。如果写作要考虑相反立场的两边对我的恨与爱的话，我就不用写了。
作家的担当
人物周刊：能否谈谈对大陆作家的印象?
龙应台：不敢，因为我接触得不够多。但你的问题让我想到，有人曾从网上传给我余世存《非常道》里的一段话――龙应台在一次与大陆知识分子餐聚时发现，大陆的文人和知识分子都只会谈房子车子之类的，一点都没有理想。
看到这段话我很吃惊，这可真是误传，我从来没说过这个话，而且这也不是我的观念。我恰恰觉得，知识分子和所有别的行业的人一样，“衣食足而知荣辱”，有尊严的物质生活是人格清高的基础条件，追求物质上有基本的尊严的生活，人同此心，在这个问题上知识分子并不异于常人。知识分子也是普通市民，也要买菜，也要挣钱，也要养孩子，要有房子住，这是天经地义的。
十多年前我接触大陆教授时，他们的薪水很低，生活艰苦，那时我去北京看萧乾先生，他的生活环境让我心酸又心疼。现在说知识分子对物质有所追求，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所以那段话绝对不是我说的。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变得惟利是图，理想主义和“有所不为”的人格荡然无存，那是另一回事了。
人物周刊：有人考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发现他们在写作之外都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鲜明的政治立场。比如反抗独裁、关心人权、促进妇女解放，等等。而大陆作家很多都是纯文学的，缺乏对公共问题的关心和政治上的立场，这是不是他们整体形象的一个缺失?
龙应台：首先，我觉得不管是音乐家、画家、科学家、作家，要求应该是一样的，不能只把作家挑出来；第二，无论作家、画家、科学家，他们的首要使命还是在追求专业本身，所以作家专注于自己的文字创造，作为第一任务，我认为也是理所当然的；第三，一个社会要往前发展，往上提升，一定要有相当比例的人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人道关怀、批判的精神和前瞻的能力。如果一个社会所有的精英都只关心自己的专业，对社会关怀的层面没有任何投入的话，那么这个社会不可能进步，甚至可以倒退。文明大倒退的例子，我们在20世纪看得不少，大宗者如纳粹德国和中国“文革”，小宗者如美国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
一个有希望的社会，一定会有一定比例的作家、音乐家、科学家这样的社会精英在其专业领域之外关心公共事务。在西方社会，不仅仅是作家，科学家或是流行歌手、好莱坞电影明星或是大导演，都常常挺身而出，对于环保，对于人权，对于国家政策，站出来说话，比如很多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联名要求对巴勒斯坦问题有一个解决，很多著名歌手举办全球同步的音乐会来为贫穷的问题向多国领袖请命。
如果大陆包括作家、科学家、艺术家在内的各路精英对社会问题和国家前途的关注太低的话，这对社会发展是危险的。
很可能，因为过去历史的痛苦烙印，使得今天的大陆作家对现实关注度低，他们在以冷漠来响应过去的强迫“发烧”，这是往另一个极端在跑。可是，公民冷漠的社会，是个充满危机的社会。
两岸关系和中国人身份
人物周刊：在台湾。民进党说你是统派，某些人又说你是独派，你自己到底怎么看?
龙应台：对我最重要的是民主、自由、均富、人权和法治这些核心价值。
抛开统独在政治上的纷争，在文化上，我认为中国文化绝对是台湾最主要的一部分，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台湾的正资产，不是负资产。我甚至说过我的“惟一护照就是我的汉语”，这样的文化立场又使我被独派认证为统派。但在政治上，我很坚持我的核心价值凌越于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或国家大论述，这就使我在另一批人心目中成为独派。不同立场的人，对我的话或文字各取所需，各自解读。
人物周刊：你是一个中国人吗?
龙应台：如果中国指的是一个长久的文化和历史的认知，我是的。
人物周刊：作为独立的公民，你有什么样的政治立场?2008年的“总统选举”，你投票给谁?
龙应台：谁符合我民主的核心价值，我就选谁。
人物周刊：你曾说过，大陆批判台湾“去中国化”，其实大陆的“去中国化”也很严重，你的具体所指是什么?
龙应台：50年代开始的全盘苏化，不是一种“去中国化”吗?在制度上，不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教育制度，不都受苏联影响吗?甚至于文学和思想的营养，也全面倚赖苏联。1980年代我开始读大陆的作品，那时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不管是学术文章还是文学创作，都很难读，因为句子结构都是翻译体，俄文德文的翻译体，不是纯净中文，读起来很费力气，也就是说，连文体都改了。
50年社会运动频仍，把中国的传统伦理也割裂了。“文革”对原来讲究温柔敦厚的人际关系发生了什么影响?它彻底颠覆了中国文化里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
中国文化里，庶民所信仰的“头上三尺有神明”――儒家的说法就是“修身慎独”――民间宗教是行为道德的基础，也在各种社会运动中受到极大冲击。宗教这么复杂的东西长期被简化为“迷信”。
所有这些，才是全面性的、渗透性的“去中国化”，以至于到现在有国学热，有 于丹热，在我看来是一种对过去“去中国化”的骚动的反弹。
不过，“去中国化”这个词本身都已经是一种概念的过度简化了。有时候，“去中国化”没什么不好啊。文化本来就是一个不断自我翻新、不断拥抱新潮的碰撞过程。
小叙事谈大问题
人物周刊：你的写作是分了几个阶段的吧?
龙应台：我的第一本书是《龙应台评小说》，这本书在当时的文坛激起很大的讨论，所以余光中称我为“龙卷风”，大家都以为是《野火集》，其实不是，他当时指的是《龙应台评小说》。用一种非常不婉转、不客气的方式谈小说。紧接着是《野火集》，所以那算一个时代。
然后是13年离开华文世界的离群索居，这13年中有《人在欧洲》，有《看世纪末慢慢走来》，有《干杯吧，托马斯?曼》，《百年思索》。这个阶段很多作品是在观察苏联的解体和柏林墙的倒塌这两个事件，是一个全球的视野，没有重点关注华文世界的事。
进入台北市政府做官的那4年，我是封笔的。封笔的原因，我有一篇文章《当权力在手》解释过。我离开市政府之后才重新开始写作。封笔4年后，香港阶段就出现了，又已经有4年了。
人物周刊：你曾说过，我不喜欢大叙述。我喜欢小叙述。实际上。你是在用小叙述说大问题，一个可能很枯燥的大问题在你那里也显得很生动。有评论说龙应台是在用文学语言谈政治。这种写作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龙应台：我对文字的艺术有个斟酌的过程。譬如说，在大学时曾经用过“蔚蓝的天空”这个词，朋友问我“蔚蓝”的“蔚”是什么意思，当时我答不出来，他说既然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为何用它?简单的一个问话，却使我思考语言的本质和艺术，影响一生。
在美国念书，我第一个研究的作家是爱默生，半夜读书，碰到他的一句话，“你的句子应该像从地里挖出来的蒲公英，根很长，粘着泥土，还是湿的”，这句话又给了我深刻的影响：文字，要触摸得到。
另外，我的文字――不管谈什么艰深的问题，总是用贩夫走卒都能听得懂的语言，可能与我的平民意识有关。我不太愿意只和精英对话。我相信，要表达一个思想可是没有文字的魅力，是糟蹋了文字。
子女教育
人物周刊：回到你与安德烈的书。你是学者、教授，你有人文关怀，但在大陆，很多父母由于自己的教育程度有限，他们或放任孩子不管，或无力陪伴孩子的成长。或者教育方式非常粗暴，与孩子的隔膜特别深，由此造成在大陆亲子相残的事时有所见。对于父母和子女关系的这种状况，你有什么看法?
龙应台：我自己的父母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我父亲知道让我背《古文观止》，但也不知道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17岁考大学，要填写大学志愿的时候，我希望填新闻系，但父亲不允许，他说，女孩子做记者，要抛头露面，那你还不如去当妓女呢!这就是当时社会对女记者的看法。再如要考大学的时候，我仍然从图书馆借小说来看，我父亲发现了，就把书撕烂，扔到水沟里。
我们还是感情很好，我很爱我的父亲，父母是没法选择的，更何况，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不见得就懂得如何教育子女。你不觉得，知识上的学历，和对子女的身教言教，是两门不必然相干的学问吗?没有学校教育的人，不见得就不能是很好的父母。
大陆的问题，和其它华人世界不太一样。因为在过去50年的政治和社会结构里，家庭、温情、品格、“温良恭俭让”等等价值，都严重地错位了，现在慢慢要找回来，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人物周刊：你在《野火集》中提到的“幼稚园大学”的现象，现在有什么改变吗?
龙应台：现在的“幼儿园大学”在大陆啊。大学新生入学还要父母陪着去，够奇怪的。
“幼儿园大学”描写的是20年前的台湾，现在有没有改变，要看你指的改变是哪一种。如果讲个性的解放，那么是大大地改变了。现在的大学生和中学生非常敢于表现自我，而且对自己的“身体”的态度也很不一样了。譬如在各种场合，他们都敢于“奇装异服”，敢于表演，所谓热歌劲舞成为时尚。
如果你指的是深层的改变，那可能就不多。思想的深度，独立的精神，批判的能力，都不够。
人物周刊：会不会每一代人关注的焦点不一样?
龙应台：当然可以不一样。比如现在全球化，电子化，网络化，读文字的人少了，或者说富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于是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社会责任感少了，因此现在年轻人是“草莓族”的说法就不胫而走，而且，好像说，年轻一代不关心社会和政治，是一种政治的正确。
这时我们就得问了：西欧的信息比我们多元吧?生活比我们富裕吧?富裕的历史也比我们长吧?可是他们的年轻人还是非常关切社会的议题，对于国家的走向并不觉得与自己无关。甚至对于国际事务都有很深的参与和介入。安德烈刚刚和几个欧洲大学生组了一个团到非洲的加纳，去扶助当地的艾滋孤儿。柏林的大学生组织了一个团体，每年募集物资，集成好几辆大卡车，越过几百公里的荒原，送进最偏僻、连国际红十字都去不了的西伯利亚荒村，做救济工作。
生活
人物周刊：你的文章很严肃，很具批判性，总是逼人思索。你在生活中是怎样的?有何种方式可以平衡?
龙应台：如果你看过我的《孩子，你慢慢来》那本书，你大概会知道，生活本身就是平衡。我专职带孩子带了13年。春夏秋冬四季，秋天是带着篮子采苹果的，夏天是带孩子到草园里采花的，给野花做标本。给孩子把屎把尿的日子，下雪的半夜里起来给孩子哺乳的日子，孩子发烧彻夜为他用毛巾抹身的日子，我透彻地过过，而且喜欢那过程里的每一分钟。这种生活，对我的抽象思考其实很重要，因为它使我脚不离开泥土，不假装高大。
人物周刊：感觉你有两面，知识分子的思考的沉重的一面，和生活中的轻松的一面。
龙应台：对，我很喜欢大自然，我是一个植物迷。以前在台北市文化局的时候，再忙也要带父母去看京剧和其他的演出。另外，花时间陪孩子一定是我的第一优先。现在孩子大了，是他们不要我了。可是下个月18岁的老二愿意和我去柬埔寨、越南旅行半个月，我觉得特别幸福。平常跟朋友的相聚，也是享受的事。
人物周刊：你满意现在的生活状态吗?
龙应台：喜欢。我香港的家面对大海，早上一起来，第一眼就是那无边无际蓝色的天和海，感觉很幸福。有很大的自己的空间，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欲望。
人物周刊：昨天在港大签售，更早在台北当官，从镁光灯下的万众瞩目到一个人安静地生活，这种转换，你是怎么去适应的?龙应台：当我站在舞台中心，灯光亮着，掌声响起的时候，我永远还有一双眼睛从别的地方看过来，看着这一切。所有的演出，都只是演出，都只是一瞬。也就是说，我在最热闹滚滚的场合里，心底深处也是安静的。所以走下舞台进入灯光打不到的地方，一点也不需调适。离开文化局那个所谓万众瞩目的位子时，好朋友以为我会很难适应，事后他们发现；哈，龙应台说走就走，从此不踏入市政府一步。
人物周刊：你生活中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独处或孤独的时间多，还是应酬各种场合的时间多?
龙应台：我对我的时间是非常非常地吝啬，时间是不够用的。我把我的时间用来陪伴我年迈的母亲，因为她的时间不多了；我的时间永远优先的是我的儿子，比如和他吃个晚饭；我把我的时间也优先留给我紧密的朋友：我不太愿意把我的时间给公众，除非迫不得已；不愿意把时间给媒体当然是最高原则；连有意义的演讲，我都很吝啬，推掉99.9％，实在是因为，时间太少了。在应酬的场合上――酒会、周年庆、祝寿会、人多的晚宴――很难看见我。
在香港，想休息的时候，我就带着相机，整个下午一个人走路，一个人看城市。
不是没有寂寞的时候，但是，如果没有好的伴，那还不如寂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