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的地震预报水平及地震其他研究水平都一样低 中国是否进入地震频发期？此次四川强震是否有前兆？科学家为何没有预测出来？地震研究为什么总是滞后？中国的抗震减灾机制存有什么问题？
本刊就此专访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陈运泰院士、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构造物理与构造地质学家马瑾院士及中国地震局前副局长何永年研究员。
中国是否进入地震频发期？
人物周刊：有专家说地震存在一个百年周期，1900年至1920年前后在新疆等地有多次8级强震，是否现在又进入一个地震频发期？
陈运泰：地震活动不是均匀的，严格来讲地震没有存在周期的问题。有人认为有的地方有周期性，但这不带有普遍性，没有肯定的结论。
但没有周期性不代表没有规律性，能肯定的是地震有一个平静，活跃，再平静的规律。问题是平静多久才活跃？这次平静期的长短是不是和下次一样？这个特点不是很清楚。只发现一两个比较大的地震，就说活跃期来了，或者说，长期很平静，就说平静期很快过去，这些结论都不是太有道理。有些人跟公众介绍带有偏向性，容易造成误解。
所以，综合地说，很有可能进入频发期，但也没充分根据。希望大家认识到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实际上，地震学研究的，大众关心的很多问题都没有结论。
马瑾：从历史上来说，地震有活跃期，有平静期。1966年到1976年是活跃期，那段时间地震挺多。1976年到1985年之间，7级以上的大地震就很少。
目前主要是在西部比较活跃。从鄂尔多斯西边一直到川滇，我们把这一带叫做南北地震构造带，这是个地震比较活跃的地带，汶川发生的地震就在这个地带上。
从1995年到现在，中国西部发生过好几次7级以上地震。比如，2001年，在西昆仑有一个8.1级的地震，新疆于田县前不久也发生了7.3级的地震，但是由于那里人口比较稀少，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有这些地震。
人物周刊：就您的研究，西部的强震是否还会继续？
陈运泰：中国西部从历史上一直到近期，都是地震活跃的地区，比方说1933年叠溪地震，1976年松潘、平武大地震，那都是8级左右的地震。
地震在时间空间上是成串成丛地出现，可能长时期平静，也可能长期活跃，这次地震后不能麻痹大意，另外西部地区跟东部也有关联性，所以不能只关注西部，东部如华北地区要特别的注意。
是否预测到汶川地震？
人物周刊：对这次汶川的地震有预测吗？
陈运泰：西部地区的整体情况，地震学家都很清楚。在长期的观测中，都认为这个地方是地震很活跃的地方，对于会发生强烈地震有共识。但这只是一种预报，离民众希望的短期、临震预报，还离得比较远。
实际上现在预报最难的也是短期的、临震的预报。地震学家对一个地区十年、几十年内可能发生多大的地震，这种预测还是比较过得去的，但这种中长期预报只对抗震建筑的设计和建设有用处，对于避免和减少灾害损失没有直接的帮助。
而关于短期预测，地震前兆和地震关系怎么样，还处于一个摸索探讨的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四川阿坝藏族一带地震台站又相对比较稀疏 ，所以这些地方的地震即使有可能被预报，恐怕也受到台网密度的限制。
马瑾：南北地震构造带本来就是地震比较多的地方，在这里发生地震也算是意料之中。这些年，地震局预测地震危险区都要考虑南北地震构造带，今年在这条带上也是画了几个危险区。
几年以来，我们都认为南北地震构造带比较危险，这些年一直在做这些事情，一些地方也加了一些工作。但是，前段时间于田7.3级地震以后，这儿又来一个7.8级地震，恐怕没想到。
何永年：预测很难，四川山区里的监测力量也不够，我们整个人类的科学预报水平也没到这一步。地震预报从科学上讲还是个没有解决的难题。
震前是否出现先兆？
人物周刊：有报道称地震前绵竹、杭州等地出现蟾蜍大规模迁移的现象，而此前民间也有人说看到大片地震云，预测近期有地震。这些现象，是不是地震征兆 ？
陈运泰：这有可能，但也很难说。其实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在松潘、平武等很多地方的地震之前都出现了成千上万只蟾蜍通过公路的现象。但是不是地震前兆，后来没能肯定下来，根据生物学家的研究，这种现象有动物自身原因，不一定和地震有关，没有明确的结论。不过这次又出现这种现象，应引起关注研究。
人物周刊：既然此事以前也发生过，那么5月份出现同样的情况时，地震专家是否该高度关注？当时生物学家说这是因为当地生态变好，这个结论是否太草率了？
陈运泰：生物学家的说法有他们的道理，还是要认真听他们的意见。要根据这一两个现象敲定地震的到来，根本拿不出说服自己和别人的理由。
人物周刊：有一种说法，认为地震有没有征兆还是一个问题。
陈运泰：目前科学家花好几十年去探测去研究，提出很多可能的前兆，只是这些前兆没有在科学上得到认可。就好像一个人在他的实验室得出了某种结论，但在别人的实验室还做不出来，得不到普遍的肯定。不是没有前兆，而是没有研究出确切的和地震有必然相关性的结论。
人物周刊：目前已总结的地震征兆大致有几种？
陈运泰：有很多，地质活动本身就有前兆 ，其他的如电磁波异常，地下水空气含量，放射性气体有变化，地倾斜，天气，动物等出现异常现象。
地震预测为什么这么难？
人物周刊：地震预测为什么这么困难？
陈运泰：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要预报地震，必须抓出它的前兆来研究，但地震发生在地下，看不见，摸不着。人却不能钻到下面去观测。只能在地上设一些站台，这大大限制我们的认识。
第二，同一地点两次地震间隔时间通常比人的寿命还长，就算一个人穷尽一生去认识研究都很困难。
第三，地震本身是很复杂的现象，因地而异。广东的地震跟福建的不一样，福建的又跟西部的不一样，地震发生的环境过于复杂，也是一个大难题。
何永年：举个例子，地球的半径是6370千米，人类现在能打的钻最深的才12千米，我们国家打的钻最深才6千米。就像是一个鸡蛋，连鸡蛋壳都没打破。我们对地球的了解还很少。
人物周刊：有没有成功预测大地震，然后避免了大灾难的例子？
马瑾：1975年对辽宁海城地震的预测算是全世界的首例。成功预测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海城大地震的前震非常明显，大地震之前发生了若干个中等的地震，而且越来越密集。当时台站的人就做出决定，贴了地震布告，把老百姓组织去看露天电影，大地震来的时候，避免了很多伤亡。这是很少的例子，不是所有地震都有前兆。
人物周刊：中国预报地震的水平在世界上处于一个什么水平？
陈运泰：因为地震灾害是各国政府和人民很关注的问题，而地震的发生也是跨区域的，所以各国经验交流很频繁，别人有什么进展我一定要学到，所以，说得好听点，全世界的预报水平及地震其他研究水平都一样高，说得难听点，都一样低。
马瑾：全世界预测地震的水平都不能说高。但是美国、日本等国家有很多的观测手段，就研究水平而言，我觉得人家有很多先进的地方。我们国家有制度，每年都得预报，有不少人每天都在琢磨这件事情，从国家到县里头都有地震局。
人物周刊：如果汶川这样的地震放在其他国家，您估计他们能预测得出来吗？
何永年：报不出，最近7级以上地震多得很，谁也报不出来。
人物周刊：短期预测是一个难点，也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吗？
陈运泰：考虑到预测水平很难一下子提高，世界上的共识就是要在更广意义上来体现预防和减轻地质灾害，加强对地震的监测，在震后对震情快速确定，报告和响应，快速到现场救援，最后是减轻灾害影响，恢复重建。不能把眼睛只盯着短期预测的突破，不能指望着什么都不干，等着来研究出短期临震预测来减少损失。
人物周刊：有报道披露，一位中国地震局地震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在五年前的论文中提醒，四川地区下一次7级以上地震孕育已经成熟。这样的论断是否曾引起注意？
陈运泰：这属于中长期预测。对于这种预测，只要有一点道理，都会收入中国地震局一年一度的地震会商里头来。但要是有一定关注，你会发现，没有应验的预测也是挺多的。一种预报方法是否真的灵，还要看它的成功率。
人物周刊：总体来讲，地震预报的成功率是多少？
陈运泰：什么叫成功，什么叫不成功，各有各的说法，不同圈子有不同的标准，所以统计出来的结果五花八门，很难一概而论，但不管怎么算，这个地震预测的成功率也是很低，即使胆子很大的人算得很宽松，也是30%就很了不得了，有人认为实际上还要低得多。
人物周刊：中长期预测出来的结果，一般会做怎样的处理？
陈运泰：每年都有一种年度的会商，意见通过一定程序就能反映到会商的专家手里，大家认为有一定的科学道理，都会吸纳到意见中来，然后形成正规的意见报国务院，让有关的地方了解这些情况。
每个地方会根据每年会上的意见部署他们的工作。这一点我认为中国做得还是挺不错的。
预报程序是否过于复杂？
人物周刊：预报要有三要素(指所预测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震级)才能发布，这是否太过严格？
陈运泰：具备三要素是必须的。预报如果不能把这三要素说清楚，那么就没有它的意义，可能还会引起副作用。全国都在围着它转，损失和影响就会更大。
人物周刊：可要预测出这三要素太困难了。如果观测到很多征兆，而无法确定三要素，要怎么处理?
陈运泰：是特别困难，要真能预测出一个要素，也可以提供很重要的参考。政府部门还是会多听专家的意见，但问题是所有这些临震预测的方法和手段都处在探索阶段，政府部门会参考到什么程度，那就很难讲。所以意见不被采纳也是有道理的。
地震预报是很敏感的，必须统一才能发布，而要是报不准，就容易引起社会的恐慌和动乱。
人物周刊：短期预测水平低，而发布预报又必须很谨慎，这样通过预报来减灾可能性很低了。
陈运泰：在目前来讲是这样的。收到地震预报达到防震减灾实效的，例子还真是不多。即使预报已经过关，还是有防震减灾的问题。
人物周刊：个人预报地震的情况多吗？
马瑾：经常有人直接就捅到某一级领导那里了。双方都说自己的理由，最后领导也不好办。预测地震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事情，但准确到时间地点，得拿出根据来。
何永年：关于地震的消息很多，几乎每天都会有人报地震的。如果给地震局报那倒好办了，我们会进行科学的分析。很多人往往给政府报，政府也经常闹得很紧张，最后还得我们去处理。当天天有人报地震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人物周刊：如何听取不同人的意见？
何永年：科学家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政府决策就没这么简单了。瞎报是不行的，造成的混乱给这个社会带来的损失也非常大。以前有个老教授预测北京有地震，说要发生7.3级地震，结果没有，当时朱?基总理亲自召开会议，我们在那开会，弄得非常紧张。
人物周刊：如果专家们的意见不一样，那听取谁的意见呢？
何永年：我们有个专家委员会进行评估，要根据科学依据来进行评判。要有科学依据，而不是少数服从多数。
地震研究面临什么问题？
人物周刊：目前来看，汶川是否存在预防做得不够的问题？
陈运泰：根据我粗略的了解，在中国的西部，经济比较不发达，一般老百姓的房子抗震方面的考虑都比较少，因为这个缘故而引起这次损失增加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马瑾：你看这次，医院、学校震坏了，这是最需要坚固建筑的地方。看着这些孩子被压在里面，我很心疼。南北地震构造带的房子应该要建得比较结实，国家搞规划的部门应该考虑这些事情。
人物周刊：西部地震频繁，但经济不发达，老百姓抗震欠考虑，结果是这些中长期的预测对他们也没实质帮助了，这其中存在巨大隐患要怎么解决？
陈运泰：就我所知，中国地震局一直在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地震监测分工很细，有些抗震建设方面的专家也关注这些生活在地震危险区的人民，研究和当地老百姓习惯相符、花钱少、但抗震性能好的房子。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少，但毕竟人那么多，不是每个地区都普及到。或许这次地震可以暴露一些问题吧。
人物周刊：如何评价我们国家目前的抗震减灾机制？
马瑾：大规模的观测得有资料，广大的研究人员没数据拿什么做分析？另外，应该做好资料的共享，让更多人拿到资料。让我感触很深的是，汶川发生地震当天，美国地质调查局立刻在网上公布了地震的位置，数据立刻处理出来，比我们快。还有，地震年度会商的时候，得有一批人对预测的地方加密观测。我觉得这些工作做得还是不够。前几天我们刚刚在西安开了会，还说能不能开展一个关于南北构造地震带综合的研究。惦记了几年没逮着这次地震，觉得很遗憾。
何永年：现在慢慢地理顺了。比如，由中国地震局提出对某个地区防震减灾的要求，然后由建设部门来负责建筑物的抗震能力。还有水坝、核电、化工等等的问题，各个行业都要负责，保证工程的抗震能力。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来作为指导。目前贯彻的力度不平衡，这有一个过程。如果贯彻得好的话，这次灾害就会轻得多。
人物周刊：对于地震的研究是不是会经常让人产生遗憾？
马瑾：我们出去做调查，看见这么多坟头，心里很难受，也就是这几年，我们国家经费才多一点，以前做点事情都是紧巴巴的。
说句心里话，我们的人才培养有问题。我们现在判断所有人的工作都是看文章，把文章看得太重了，太计较谁是题目负责人。本来呢，地震研究这一摊事，有人搞设备，有人想问题，有人做实验，有人做观测，他们能够组合成一个整体，有一个总指挥就行，但有的人觉得，你要当个负责人，他怎么办？他不能当负责人他就提拔不了，当不了研究员。那么好吧，所有的事情大家分摊，现在大家当负责人，谁也不听谁的，谁都只能做小题目。现在的机制把所有人都变成一种类型的人了。
地震研究本来就有很多分工，大家应该结合起来，资料共享，判断不同分工的人应该有不同的标准，各人有各人的事情，得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建立一个协调的机制来对付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