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结婚,一定希望老婆是华人。有人说你是外国长大的,你可以找一个美国人。但我觉得我的孩子必须在传统的中国家庭长大,必须懂中国文化,必须爱吃中国菜,必须能讲中文。对我来讲,这些非常重要
很多人都不相信陶?已经40岁了。在他们的想象中,陶?应该还是个成天忙着逗女孩开心,酷酷地抱着吉他,边甩头发边唱《MELODY》的文艺青年,不羁、潮流、动感。但陶?确实已经“奔五”了,尽管衣服的主打色还很鲜亮,在浓重的妆容和幽暗的灯光下,眼角的细纹已若隐若现。
9月24日晚7点半,复旦大学吴文政报告厅里尖叫声四起。本次“星空讲坛”的主讲陶?原本要与大陆青年学生讨论与音乐有关的议题。不过现场的氛围让陶?感叹:“这不像是在大学,倒像是在歌友会。”
陶?戴了眼镜,一派学院风范,他坚持这纯粹是一次学术活动,并没有如学生所愿献歌。
散场时,一个女生喊着“David”,冲上前来把礼物交给经纪人。她是陶?歌迷会的,歌迷会的好些粉丝同陶?已经是朋友了,“陶?会在twitter上twitter我们,生活中遇到了什么事,他会给我们一些意见,挺好的。”
3天前,陶?在北京发布了他的新专辑《69乐章》和首部影像作品《暗恋》。
1969年,披头士乐队突然宣布解散、朋克音乐诞生、重金属摇滚乐崛起;人类登上了月球、首例人工心脏移植手术成功、波音747首航、网络科技萌芽――陶?将1969年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事件熟记在心,认为它们为其后二三十年的社会思潮定了基调。对他,这一年最重要的事是他出生了。“我的双亲用私奔来对抗双方的家庭。他们私定终身,最后生下了我。这造就了我的顽皮、叛逆,我是1969年那么多变动中的一环。”这年出生的华语知名音乐人还包括:窦唯、王菲、刘若英、周传雄、潘美辰、伊能静和孙楠。
陶?父亲陶大伟曾是台湾著名歌手、西洋歌曲的重要推手和知名影视制作人。1970年代陶大伟制作的《小人物狂想曲》堪称岛内综艺喜剧经典,张艾嘉等知名演员都是该剧重要班底。后来他转型成为儿童节目制作人兼主持人,其节目在台视、中视、华视热播。陶?的母亲王复蓉是京剧名伶,出身梨园世家。外祖父王振祖在台湾京剧界声望很高,曾创办台湾复兴剧校。陶?祖籍上海,生在香港,长在台北,母亲的家族又来自北京,其后他赴美国留学,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及洛杉矶分校研修电影学和心理学双学位课程。
1993年,台湾唱片制作人王治平去洛杉矶购置音响,用他艰涩的英文与乐器行店员痛苦地沟通;正在店中的陶?主动上前帮忙翻译,与王治平结下友谊。半年之后,王邀请陶?回台北,开始他的职业音乐人生涯。此后近10年,陶?先后为张信哲、陈淑桦、杨采妮、郑中基、张惠妹、梁朝伟、陈奕迅等艺人创作歌曲,并于1997年从幕后走到了台前。甫一出道,便拿下“台湾金曲奖”、“亚洲杰出创作歌手奖”等重要奖项。
陶?说,《69乐章》不仅暗含自己生于1969的信息,还昭示自己的音乐旅程:《易经》中,“6”是阴的变数,“9”是阳的变数,过了“69”,一切将被颠覆、改变;而惟有这样,自己才能“滚石不生苔”般保持一种动能。
会不会找不到我要的那个对象?
人物周刊:你祖籍上海,生在香港,在台北长大,现在又经常来北京,这些恰巧都是华语世界有代表性的城市。
陶?:我妈妈出生在北京,我爸爸出生在上海,我出生在香港。从8岁到14岁,每年暑假我都去香港找我姨妈,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它是个非常先进、摩登的都市。
我在北京也有家,有房子在这里。虽然我在北京时间不多,但朋友特别多。北京在世界城市群中也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城市。所有人都要来北京,很多的工作都安排在北京,某种程度上是有点严肃的城市,可我很喜欢北京严肃的部分。
上海在上世纪20至40年代称得上大都会,这种气质一直保留到了现在,它有自己独特的、都市的味道。我从小听上海话长大,对上海话、上海人有感情,老乡嘛。
我们家没有人在台北出生,但台北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城市,台北人让人感到温暖。现在北京、上海和香港都是非常快节奏、国际化的城市了,只有台北还没那么国际化。
人物周刊:这两天你一直在说最近这张专辑是你的一次回归,回到哪里?
陶?:回到真实的自我。
人物周刊:过去的自我不真实?
陶?:我永远都在追求把真实自我的感觉和感情放入唱片中。你去看梵高的画、听列侬的音乐、看某些作家的书,就可以了解他们的个性和思想。我感觉从这张专辑应该能看见我,真实、赤裸。
有一些搞创作的人,又怕人家不理解他,可又怕人家知道他太多。他本身精神分裂,往往把最私密的东西放在作品里面,另一方面自己又总躲在作品后面,很想跟大家分享,又不敢讲、不知道怎么讲,或者太在意外界的评价。
过了40岁,我觉得自己放松了。38、39岁时我有种焦虑感,现在这种感觉淡了。
人物周刊:你焦虑什么?
陶?:眼看着40岁了,我还没结婚,还没拍电影,还没做我自己的专业。我想男人都会有这种状态吧。等我过了40岁,好像就没有这种包袱了,自然而然释怀了很多。
人物周刊:你不断提及你已经过了40岁。所谓“四十不惑”,你现在还惑吗?
陶?:这些古话真的有它的道理,但我还是有困惑,我还是在想,会不会找不到我要的那个对象?这么多年我都没有遇到,这个人还会不会出现?还有,如果我50岁时还没拍成电影,那将会是很大的遗憾。
我做了将近15年音乐,现在要有“new beginning”。有了新开始就解惑了。这个新开始可能是我结婚了,我拍电影了,我更成熟了,我找到更想要的一些东西了,或者我能更清楚地表达我要的东西了。
音乐是分岔路,电影是主干道
人物周刊:新专辑有首歌《关于陶?》,很多人说是你的自白。歌词中这句“现在音乐是free,干吗买专辑”,是一种描述还是对唱片业的嘲讽?
陶?:唱片业不好是事实。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原因是这5年来的作品越来越差,很多人就算有能力买也不想去买。全世界都这样,不只是两岸。很多创作人偷懒,没有把心和诚意放在里面。他看到这个市场坏了,就想我随便做做就好了,写个KTV歌、会流行的歌就好。我认识一些制作人和编曲,接活接到自己无法喘气。他们缺不缺钱呢?不缺钱。他们赚得非常多,是上班族10倍都不止。我常常说你为什么要接呢?你可以说对不起,我太忙,先把手上的这几个做好。但有些人觉得不做白不做,就都做了啊。
人物周刊: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现在唱片业不景气,所以你才转行做电影。
陶?:一定会有人这样想。唱片业不好,我是挺难过的,但不是因此才做电影。电影是我早就想做的事情。大学我念的不是音乐,而是电影。我一直设想我主要的道路会是电影。但这条路的开头,我看到路牌上说还有一条叫作音乐的分岔路,就走下去了,没想到一走就走了15年。现在是要回到主干道上。
人物周刊:你觉得电影才是你的主干道?
陶?:我希望它成为我的主干道,我会用我所有的力量去把这件事做好。
人物周刊:你说过希望自己成为一位“新新锐”电影导演。
陶?:我希望自己做一个新生代华人导演,希望自己拍的华人电影全世界华人看了都有共鸣,甚至外国人看了也有共鸣。透过电影你可以去传播华人的文化、华人的故事、华人的感动。我想拍的电影不是娱乐性的。可能我的音乐曾经带给一些人感动、憧憬和想法,我期待我的电影也能够做到。
人物周刊:在华语电影圈,你欣赏哪位导演或演员?
陶?:(不假思索)张艺谋和李安。我认为他们是真的懂电影这个媒介,会注意电影的每个细节。有些导演懂的是演员、画面,但不懂这个媒介――所谓的声、光、镜头、美术、剪切、戏剧、情感,都叠加在一起。张艺谋和李安真的可以去control(控制)整个局面。
人物周刊:《关于陶?》这首歌里还有一句“就算现在不当一哥没关系,没人帮我买第一名”,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
陶?:你可以把它看成一种讽喻、一种自嘲,在酸自己。说真的我一点都不在乎是不是第一名,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应该让消费者知道,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情,你们别被媒体、唱片公司给蒙住眼睛了。我有没有证据?没有。但是你看看榜单,一些东西是有悬念在里面的。
我的音乐是要给人一个拥抱
人物周刊:你大学时修过心理学,这对你从事音乐、电影有什么影响?
陶?:有人说我学心理学,所以知道消费者在想什么,其实不是。帮助在哪里呢,只是帮助我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因为我不是音乐学院毕业,所以没那么多规矩,什么都可以尝试。
人物周刊:一方面,现在戏曲和民歌式微;另一方面,很多音乐人在创作时引入中国风却广受欢迎。这是为什么?
陶?:我做《苏三说》的时候,并不是想做一首中国风的歌。这种调子对我来说是从小听到大的东西,因为我妈妈是唱京剧的,它不是一个噱头,而是我习惯的一种旋律。我不知道其他歌手是怎么想的。说到式微,其实传统艺术一定是这样,它并不属于这个时代。现在的流行乐,给40年以后的人听,人家也不一定喜欢。
人物周刊:你曾为众多歌手创作歌曲。纯粹从音乐角度来讲,最欣赏的男歌手和女歌手分别是谁?
陶?:女歌手一定是阿妹(张惠妹)了,她很有天分,又做了很多的练习,歌唱功夫非常了得。男生应该是陈奕迅。一句话,我觉得你去听阿妹去听陈奕迅,就可以知道这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个性都很鲜明,鲜明到在他们的音乐中流露出来。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算是有天分么?
陶?:我觉得我有天分。但如果后天没有下功夫,光靠天分你不会成功的。或许会有一点点成功,但很短暂。我觉得天分占30%,后天占70%。
人物周刊:你觉得做音乐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觉得你的什么特质适合做音乐?
陶?:(沉思)我觉得是一种关怀。做音乐不是靠创意,不是靠爆发力,不是靠歌喉,那些东西都是很表面的。我的音乐是要给人一个拥抱,让人不开心的时候变得很开心。失去这种关怀可能就做不下去了。
我不在乎专辑卖多少钱,不在乎有没有市场。我不会因为这些外界的事情或压力屈服,也不会最近流行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就是想写我想要的歌,说些我想说的故事。我也不在乎某些媒体对我的报道评论,因为现在我有最直接的工具,就是网络,可以跟我的朋友、想要听我说话的人直接沟通。网络给了我很大的空间、勇气,甚至自由。
最喜欢看的杂志是《TIME》
人物周刊:你关注政治吗?
陶?:我最喜欢看的杂志是《TIME》,我很好奇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正在发生的事情。可能是科技的部分,可能是政治的部分,可能是社会新现象。现在中东在发生什么事情,朝鲜在发生什么事情,美国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些都是有牵连的。
人物周刊:在你创作新专辑、新电影这段时间的确发生了很多事情,大到全球的金融风暴,小到台湾的陈水扁弊案,你都会关注吗?
陶?:我会我会。这些东西带给我的情绪,在我的音乐里也会出现,某一个族群也关注这些东西,听了以后就特别有感觉。我觉得以前的世界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没什么关系。但现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国家都是有关联的。你如果不了解别的国家,就会不理解你自己的城市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一直都很enjoy这些东西。
人物周刊:台湾是个政治味道很浓的地方,风云变幻。你有自己鲜明的观点么?
陶?:我有我自己的观点。看了一些事情的报道之后,我往往会做个总结。那个总结我不会轻易跟人分享,那是我看台湾、世界的一个角度。
人物周刊:你的家庭构成很有意思。爷爷是警察,爸爸做过歌手和主持人,妈妈和外公是京剧名角。这样的成长背景对你有影响吗?
陶?:爷爷是警察,所以家里管教很严。我爸爸跟爷爷出去不能跟爷爷并排走,更不能走到前边,一定要走在爷爷后面。我爸爸对我同样严厉。妈妈、外公那边更传统些,中国人的礼仪、习惯都必须要遵守,小时候过年一定要磕头。
人物周刊:所以你个人是偏传统的?
陶?:我骨子里很传统,虽然表面看起来是很西洋的。真正认识了我,你会发现我有一些想法非常保守。父母两边的家庭都非常传统,我受家庭的影响非常大。
举个例子,如果我结婚,一定希望自己的老婆是华人。有人说你是外国长大的,你可以找一个美国人啊。我不是不喜欢外国人,但我觉得我的孩子必须要在传统的中国家庭长大,必须懂中国文化,必须爱吃中国菜,必须能讲中文。对我来讲,这些非常重要。
人物周刊:日常生活中你是什么样的人?
陶?:富有创意、主观性强、完美主义、神经质、感性、幽默。喜欢搞笑,喜欢从诙谐幽默的角度去看事情。有时候会疑神疑鬼,不那么容易信任人。另外我是个敢爱敢恨的人,敏感性情,很容易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人物周刊:你幸福么?
陶?:非常幸福。我被上天眷顾,我要的我都得到了。我可以做我爱做的事情,还能生存,养活自己和所爱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部分非常富有,这是一种恩典。
人物周刊:这份幸福有脆弱的一面吗?
陶?:当然有。我不太让人家看到我脆弱的一面,因为我觉得我背负了很多责任。就像一个爸爸没法让小孩子看到他脆弱的一面。很多人在依靠我,像我父母亲。我报喜不报忧,因为怕他们担心、伤心。但我不否认,有时我孤独、寂寞、脆弱。
(实习记者王梦怡、马李灵珊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