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下午，比尔•盖茨离开了微软总舵手的办公室，离开了曾经的名利角逐，带着全部580亿美元私财和年富力强的精力，投身他的“第二项事业”――慈善中去。 美国霍华德大学教授安迪•加维尔如此评价：“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如此好斗的人，在他还算年轻――50多岁的时候――就决定投身于慈善事业，更不用说将个人财富也捐赠出来，这种做法真是令人震惊。”震惊的岂止一个安迪•加维尔，几乎世界为此震惊。震惊之下，人们在各种场合激烈地谈论，已有人预言，100年甚至更久以后的历史作品中，人们还会像谈论伟大的慈善家洛克菲勒、卡内基、梅隆那样谈论比尔•盖茨。
今天的谈论激烈而尖锐，话题焦点却并不一致：有人言之凿凿地提出，盖茨先生此次高调退休，属于聪明又无奈，面对互联网时代的突飞猛进，昔日超人已经失去了技术魔力，微软的商业帝国日渐趋软，收购雅虎失利等不断显示了追逐时代的艰难和困顿。也有人仿佛听到了拉里•埃里森（“甲骨文”的创始人）们的笑声，比尔•盖茨打击竞争对手从来不择手段冷酷无情，IT大鳄们做梦都想扳倒他，不料他自己居然无心恋战了。甚至有人“聪明”地揣度，因退休而升级的“比尔•盖茨2.0”也是一桩伟大生意――早有人计算过，以前盖茨每捐赠一美元，他通过微软公司赚取的收益明显超出一美元――如今比尔•盖茨继续担任微软公司主席一职，其好名声将继续帮助微软保持影响力和竞争力……
华丽谢幕的背后究竟有没有“阴谋”，且让IT精英、经济学家们去发现去辩论吧，时间和市场自会证明一切。从一个中国公民的视角出发，我们至少看清了这样的事实：一个驰骋全球软件领域30多年、垄断《福布斯》“世界首富”13年之久、平时很少穿西服的美国中年男人，以财产“全捐”的极端处置方式终结个人“营利时代”，开启“非营利生涯”。他将自己的580亿美元置于美国有关公益性基金的法律和千千万万双眼睛的严格监督之下，将自己未来主要精力交付给消灭疟疾和开发抗旱农作物。这绝非什么精神救赎，他也不需要这样的精神救赎。对自己的选择，他说：“我和妻子希望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这平和语句透露的财富观，一如钢铁大王、慈善家卡内基的财富名言一样充满力量――“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我们内心为之一震！这思想，震撼着、颠覆着我们的传统财富观。
一个人如何支配合法积累的财富，本属私事，但是，当个人积累的财富超越了其生存的基本需求，当个人拥有了远远超出其基本生存需求的财富，应该如何支配？是享受奢侈、追求名利、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还是回报社会、扶贫济困、救助他人、普度众生？此时凸显着东西方的文化差异。
传统的中国文化格外重视家庭观念和血缘关系，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根基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及其意识形态。中国人的财富观念也不脱血缘亲情的牢固意识。中国民营企业以及其他富裕阶层普遍看重对家庭及其未来的义务和责任，将私人企业或资产首选留给自己后人，古今比比皆然。而与基督教传统息息相关的西方文化，对家庭对孩子的观念与东方不同，虽然也注重家庭生活，倾力教养孩子，但是他们深信不疑的是，孩子是上帝所赐礼物，并非父母私有，抚养孩子并非为了有朝一日养老，其乐趣在于抚养的过程。因此，西方国家的孩子长大成人后，许多家庭即便拥有财富也很少像中国父母那样统统留给孩子，他们更普遍地选择捐赠。有数据显示，在美国，75%的美国人为慈善事业捐款；每年有30%的慈善捐款直接从工资中划出，平均每个家庭捐出年收入的3%至4%；2005年，美国人均捐款878美元。美国人如此广泛地参与慈善事业可谓世界独一无二。
比尔•盖茨是“美国梦想”的最大典型，也是美国人热衷慈善的集中体现。但作为慈善家的盖茨非一日形成，当年他的婚礼排场之豪华令人咋舌，他一度非常热衷收藏名人字画，也曾受到社会“逼捐”。但后来他变了，反复思考人生后，他自觉地对社会和穷人肩负起责任和使命，视巨大财富为巨大权利和巨大义务。比尔•盖茨今日的慈善作为，正是基于美国民众普遍接受的理念，即富人只是财富的社会管理人而已。在法律意义上，财富归私人所有，但在道德和价值层面上，超过生活需要的财富都应当属于社会。
从比尔•盖茨的行为，我们自然会联想到中国富豪，想到前不久汶川大地震中一些企业家对于捐赠发表的主张。也许是道德强制和否定私产的记忆还没有远去，今天的中国，鼓励追求财富，却避谈如果善用财富的道德准则，最富有的阶层人数在增长，财富的总量不断增加，却少见比尔•盖茨这样的义举，更从未听过卡内基那样直指人心的关于财富与道德的议论。
财富增长的过程也应该是文明增进的过程。我们都感念着著名的康德道德星空定律：“世上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如何善用财富，也有世界普适的道德准则。因此，我们期望着，随着比尔•盖茨以及上海退休教师沈翠英这样的慈善者具有越来越大的感召力，下一个比尔•盖茨或许就出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