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调查时，见许多农家民房前都有各种各样的围墙和围栏，将自己的家围在一个圈子里。夏天晚上在打谷场上乘凉，人们围在一起，谈天说地，自然形成一个圈子。村里开大会选举村领导，一些人随地而坐，围在一起，交头接耳，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他们的票往往会投向共同的人。这种有形的“圈子”随处可见。还有不少无形的圈子也会让你经常感受到它的存在。开始到乡下去，我最怕的就是狗。有一次刚刚走到一户农家的谷场前，突然钻出一条狗，向我扑来，不仅吓了我一大跳，而且根本无法接近这户农家。只到邻近农户的一位老人见状后喝住了狗，才算解了我的围。所见所历使我慢慢我意识到，乡村社会实际上是由一个个“圈子”组成的，人们也生活在一个个“圈子”内。
圈子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是人生活的地域范围。在农耕社会，家是基本生产和生活单位，人们所活动的范围以自己的家为圆心，向外扩展到家以外的农田和山林，从而一个生活圈。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其生活圈子有大有小。我在川东的大巴山区做调查时，专门问到当地农民的生活范围。有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山村，活动范围不超过十里地。我们见到他时，他问到，如今的皇上是谁？有一个五十来岁的妇女，到过的最远地方是离该村二十多里地的乡场。有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去过好几趟县城。见到我们这些陌生的书生，认定我们一定是上面来的“官”，竟走了好几里路专门找我们“反映”农民的负担问题。这个村近些年发生的大事就是不少年青人外出打工，到广东、江苏的居多，最远的到过新疆。他们和我最谈得来，根本没有把我当外乡人。由此看来，当今乡土社会的生活圈子已愈来愈大。
尽管乡村社会的活动空间愈来愈大，但人们仍然生活在一个个小圈子里。我曾经问过多个外出打工的人，怎么外出，与谁一起？几乎都回答是亲友带出去，在外面相处最多的人还是亲友和同乡。由此看来，圈子更多的是一个心理概念，是一种对“自已人”的自我认同。这种由“自己人”组成的圈子以自我认同为纽带，将各种有关系的人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个生活共同体，并构成社会的单元。
圈子实际是一种社会交往关系。即使在深山老林，也会发生社会交往。过去，交往最多的自然是亲戚。这是一种基于血缘而产生的社会交往关系。因为血缘具有排他性，所以这种基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圈子”相对较小，更具有紧密性和封闭性。近些年，我们经常说农村的一些年青人不想入党，许多地方多年来很少发展党员。后来我的一个学生在农村调查时，当地的一位中年妇女多次反映，自己的儿子高中文化，积极要求进步，交了多次申请书，村干部却不加理睬，希望帮忙做做工作。原来，经了解，当地干部不想发展其入党的重要原因在于他是外姓人，是“家族圈子”以外的人。因此，我们经常说，乡村社会是一个“家族社会”。
除亲戚外，交往比较多的就是熟人。这主要是基于地缘、业缘而产生的社会交往关系。人们经常来往，甚至朝夕相处，很容易形成密切的联系。乡村社会经常会提到“远亲赶不上近邻”。我前面提到的邻居喝住了向我示威的狗，就在于他是狗主人的熟人，而我却是外来的陌生人，不属于狗主人的“熟人圈子”内的人。近些年，随着农民活动空间领域的扩大，“熟人圈子”也越来越大，且大多属于职业活动，即业缘关系而生成的圈子。“熟人好办事”成为挂在许多农民口头上的话语。所以，乡村社会又可以说是“熟人社会”。
然而，并不是亲戚、熟人都一定会成为圈子内的人。在乡下，经常会听到“走亲戚”的话，起初我不懂其深刻含义，因为现在交通发达了，并一定依靠“走路”。实际上，“走亲戚”是指即使是亲戚也要经常来往，亲戚不“走”不亲。熟人那怕天天见面，也可能形同路人，甚至是敌人。前几年，我回到当年下乡的地方，当地的农民告诉我，这几年农民间的吵架多些了。我问邻里邻居的为什么要吵架？他们说也没有什么，只是一些谁家放水、谁家多占了点地之类，但有时就是吵得不可开交。现在挂在青年农民口头上的多了一个词，就是“朋友”。中国有一名老话，就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可见，人们在外面，朋友可比之父母。朋友是一种基于情缘的社会交往关系。其亲密、亲近程度甚至会超过亲戚和熟人。现在，随着活动空间的扩大，接触的人增多，朋友的作用也愈来愈大。碰到难题时，许多人找得最多的是自己的朋友。由此形成一个个“朋友圈子”。有没有知心，甚至能两肋插刀帮忙的朋友，成为有无本事，本事大小的标志。这在城郊、沿海或市场经济较发达的乡村，尤其明显。“朋友社会”正成为当今乡村社会新的特点。
由此看来，“圈子”的本质是一种互利性的活动关系。只是这种互利的活动包含或装饰着一种温情、一种人伦、一种情感。它是长期积累和精心构建的。没有商品买卖那么简单，更没有权力支配那么生硬，也不像外国的俱乐部可以随时进出。圈子是通过长期或特定的交往形成的。圈子内的人具有一定的平等和互利性。圈子并不一定有一个特定的领袖或核心人物，也没有什么明确严格的条文制度，但圈子的存在却是实实在在，甚至是牢不可破的。这是圈子与其他社会组织所不同的地方。
那么，圈子为什么能够存在和维系呢？主要在于人们往往只有通过圈子才能满足自己的特殊需求。这种需求大多是利益性的，也有非物质利益性的社会和心理性需要。“亲帮亲，邻帮邻”，“朋友多，好办事”，在互帮互助，互惠互利中，自然形成一个个圈子。这种圈子不言自明，你知我知。
由于圈子能使人获得圈子以外无法获得的东西，因此圈子内的人有一种自我认同感，甚至有圈子内才能通行的话语，由此形成圈子的内聚力。所以，尽管圈子是无形的，但内在的具有排他性。许多事情只有圈子内的人才能知道，许多好处也只有圈子内的人才能享受。人们的行为往往受各种有形无形的圈子所影响。这几年由村民直接提名和选举村领导，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海选”。我有一次问一位乡长，对“海选”印象如何。他没有直接表态，只是说，过去都是乡领导提名，提得都是自己熟悉的人，而“海选”出来的人有好多自己都不认得。这些不认得的人自然不属于自己“熟人圈子”的，用起来也不太顺当。
圈子在本质上具有私人性，是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的“人情社会”的产物。进入现代化社会，经济日益发达，为什么各种各样的圈子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来愈多了呢？这主要在于我们还处在由传统的“人情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之中，面临着公共需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突出矛盾。在传统的“人情社会”，生产和社会关系简单，社会需求也简单，通过“人情往来”便可以解决许多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进入当今社会，人们活动的空间扩大了，生产和社会关系复杂得多，公共需求也大大扩张，要办得事成倍的增加。但是，满足公众需求的公共物品供给却相对不足，公共部门没有形成一套明确的办事规则和程序。由此使农民要办事找不着办事的人，找到了人又找不到办事的规则，没有一定“门道”，该办的事也不一定办得成。于是人们只有更多的依靠各种圈子来满足自己的特殊利益要求。许多“家族圈子”、“熟人圈子”和“朋友圈子”都是因为亲戚、熟人、朋友好办事而形成的。如今，农民外出打工也形成潮流。但社会却没有提供相应的打工信息。我们的报刊经常将外出打工的农民称之为“盲流”。其实，如果农民能及时准确地知道打工信息，谁愿意当“盲流”呢？我们经常将那些亲友同乡在一起打工的人称之为“某某帮”，却没有反思，如果能够为外出务工的农民提供相应的社会服务和保护机制，这种“亲友熟人”圈子是不是会少一些呢？
既然圈子能给人带来各种好处，人们就会想办法建立圈子，维护圈子。这种趋利的圈子难免会与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基础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原则相悖。这是转变中的乡土社会所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