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日本执政的自民党代理干事长、被看成是次期首相热门人选的安倍晋三日前在朝日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表示，如果自己当选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当然的事情”。对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安倍强调，作为一国的领袖，前去祭拜为国捐躯的英灵们难道不应该吗？
因日相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中日首脑会晤中断已逾3年。直到去年9月，吴邦国访日之后，两国军事和外交口的交流虽然得以部分重开，但一些非通过首脑峰会而无法定夺的重大战略课题依然处于搁置状态。日前，国务委员唐家璇在会见来访的日本众院议长河野洋平时，对双边关系大幅倒退的现实表示担忧，指出“目前的状况比（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时更为糟糕。”
显然，唐家璇是从两国政治关系的角度做出上述判断的。作为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高层官员，唐是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亲历者、见证人之一。所以，他对于中日关系现状的失望应该说是有充分依据的。
与此同时，中日关系中特有的“政冷经热”构造依然在持续发挥效应。尤其在双方首脑会晤中断后近两三年来，这种效应几乎可以说是“超水平发挥”，至今不见明显的“衰变”迹象。2002年，中日贸易额历史性突破千亿美元大关；
2003年达1300亿，中国首次超过美国而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
仅今年上半年，就超过780亿，比去年同期增长28.6%，年内可望突破1600亿，继而在两年内登上2000亿美元台阶。届时，中日贸易有可能超越日美而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双边贸易。
在这种情况下，小泉表示要继续参拜靖国神社，而由日本国内一些重量级政治家提议、据说得到中、韩两国领导人默认的、将甲级战犯的灵位迁移出靖国神社的“分祀”方案及另建一个独立的战殁者追悼设施的替代性方案事实上已经被边缘化，实施遥遥无期。对此，中国一再表示愤怒。最近，中国国家元首胡锦涛在接见到访的河野洋平时还强调说，中日关系要发展，“当务之急是要妥善解决参拜靖国神社问题”；
对于日方提出希望在越南河内举行的亚欧会议（ASEM）上实现与中国总理温家宝的高峰会晤的请求，则因中方“将优先安排与其他国家首脑的会谈”而搁浅。
小泉为什么不惜开罪中国而再三再四地参拜靖国神社？难道他不怕为此使拉动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因之一的“中国特需”受到影响，从而耽搁日本来之不易的景气回复进程吗？其靖国神社“偏执”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呢？
作为日本的政府首脑，像其他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小泉深知选票和经济的重要，绝不可能在这两件事情上任性妄为。而其之所以敢冒国际社会之大不韪，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并表示将参拜不已，一个基本的判断是，选票（支持率）不曾因首相的参拜行为而下跌，包括对外贸易在内的国内经济也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相反，从民调上看，支持率还不时有所爬升，国内经济也被认为已经走出低谷，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在外交方面，虽然中日政治关系因此蒙受惨重代价，短时期内难有起色，但是，作为日本外交基石的日美关系不但得到空前的强化，而且，除中国以外，对于小泉的参拜行为持激烈批判态度的国家似乎并没有几个。
对于来自中国的反弹，小泉基本上采取“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从不（似乎也不屑于）对自己的行为做过多辩解，只是淡淡地说：“（靖国参拜）是个人的信条，与中国没有关系”；
“我历来是日中友好派”，“这一点，中国清楚”。有时候还不忘加上一句“抚摸”：“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威胁”……然而，面对中方发出的一次又一次的柔软信号，他扭过头去，故意不睬，始终拒绝把对方抛过来的球再掷回去。
这越来越像一场游戏，确切地说，是一场由小泉一个人表演的独角“对华游戏”。有日本财界人士指出：“如今日中关系发展不顺畅的很大原因就在于小泉本人”，“目前对华经贸往来的最大风险因素就是小泉”。事实上，自去年两国外交、军事交流重开以来，至今无法访华的日本政治家只有小泉一人。对此，小泉本人似乎并不感到尴尬，给人的感觉，甚至有那么一点“Enjoy”。
小泉何以能够“逍遥”于剑拔弩张的政治对立，做到如此“超然”呢？笔者以为其理由有三：
首先，基于在经济上，中国需要日本甚于日本需要中国的预设前提，无需担心“政冷”会贻害“经热”。即认为，中方不可能因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而中止或削弱对日经济关系，充其量也就是拒不接受小泉个人的访华而已。
客观上，近年来中方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日关系，在策略上也确实采取了“政经分离”的方针。今年8月，被认为是京沪高铁项目“实施前的彩排”的、2000公里铁路网提速工程截标。在国家发改委的“协调”下，由6家日企组成的联合体财团最终获得了此项工程中相当的份额。而试图像去年那样如法炮制，再次通过网上签名反对运动来阻止中国政府定标给日商的“爱国者同盟”等民族主义者网站，则被“有关部门”关闭了事，至今没有重开的消息。
中方的这种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的应对，也多少从侧面诠释了小泉的理论预设，显然也被他当成了“参拜有理”的“硬道理”。
其次，冷战后，日本国内围绕国家未来走向的问题，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两条路线”之争，为在“失落的十年”中迷失了的日本重新找回了通向21世纪的发展路标，而小泉率领国民走出萧条的“出埃及”之功不可没。
随着去年5月“有事三法案”及今年2月“有事七法案”的出台，“有事法制”形成体系化，这场旷日持久的、关于国家目标的论战也终于尘埃落定：以“普通国家”（即政治大国）为国家目标、对外主张自由、自助、自决主义的右倾保守派，最终战胜了以“民生大国”（Civilian Power）为国家目标、对外主张国际协调主义的左倾自由派。
而作为首相的小泉，虽然远非吉田茂、中曾根康弘那种意义上的“战略型”宰相，搞经济也乏善可陈（高喊“构造改革”的口号上台，4年来却迄无长进），但他却巧妙地顺应了日本社会“总保守化”的社会思潮。并且，凭借酷爱作秀的性格和不苟言笑、长发飘逸的酷相，直把国家保守主义演到了极致，几乎成了世纪之初日本的政治偶像。截止到9月17日，其首相任期已经与政权寿命居第5位的岸信介前首相持平；
本届自民党总裁的任期至2006年9月，若小泉能够任满的话，则将超过已故前总裁池田勇人及中曾根康弘居第3位，仅次于佐藤荣作、吉田茂两位前总裁。无论如何，事实上，小泉已然成就了日本政坛近20年来的“长期政权”。
第三，作为公认是日本战后最亲美的政权的首脑，小泉把日美同盟关系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血盟”。借助9·11之后美国的反恐攻势，日本已经把自卫队官兵派到了印度洋海域和戈兰高地，随着“日军”足迹渐远和边界的日益模糊，近60年来以“和平宪法”的形式捍卫并恪守的“专守防卫”、“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等原则正在被挑战、突破，和平宪法中不战条款的被修改似乎也已经是时间问题。
利用被强化了的日美同盟的力量，包括上述纳台海于“有事”范围的“有事法制”在内的法律整备工作已大功告成。而随着朝核危机的进一步缓解，从韩国削减下来的美国军备将被用于加强日本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的战略，作为美全球军力调整的一环已日渐清晰，其“防卫”的假想敌和目标不言自明。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8月，服务于日本首相的、名为“安全保障及防卫力恳谈会”的咨询机构，在对小泉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明言“中国已构成日本的军事威胁”，而该报告的内容将成为于年底由政府制定的新《防卫计划大纲》的指针。
另据共同社报道，最近，美国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一份关于驻日美军整编问题的具体方案。根据该方案，美军将同日本自卫队共同使用冲绳的美军嘉手纳基地，同时把位于日本西南端、距台北仅460公里的下地岛机场作为“合作性安保据点”加以共享，以“有效地发挥其作为美军和自卫队辅助性机能的作用”。有证据表明，该方案虽然遭到冲绳县政府的强烈反对，但日美正在加紧协调。
而与此相关，9月20日，日本防卫厅出台了一项方针，在部署于冲绳那霸市的陆上自卫队“第一混成团”的既有编制内，增设一支由850名士官组成的普通步兵团，旨在加强实力，形成一支具有2300人规模的作战旅。同时，将航空自卫队那霸基地所属的F-4战斗机部队升级为机动作战能力更强的F-15部队，并向台湾附近的下地岛驻地转移战机，以强化西南方面的军事部署。
如此，小泉充分利用目前中日关系中“政冷经热”的“非常构造”，在大体不损害两国经贸关系的前提下，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短短几年的时间，日本就告别了“民生大国”，在通往“普通国家”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初的、也是决定性的几步。靖国参拜，是不折不扣的政治行动，然而在小泉身上，似乎更像一种经济行为：表面上，互不往来，连招呼都不打一声，然而心里却在紧张地盘算着投入（参拜秀、翻脸秀等）与收益（所谓的“国益”）。日本评论家、《日经新闻》编委田村秀男指出：“小泉首相依然在靖国神社问题上让对华关系承受颠簸，即使不排除个人的信念，其背后难道没有某种冷静至极的外交上的打算吗？”
当然，中外都有学者指出，“政冷”已经或正在对“经热”造成影响。但就目前的情况看，这种态势并不明显。而且，“政冷经热”局面是由中日关系中一系列客观条件和历史积淀所决定的，应该不会很快结束。刚刚访问过中国的日本“经团连”会长奥田硕也对中国总理温家宝表示，目前的“政冷”局面，“不会对日中间的经济关系产生影响”。再者，即使出现一些局部性的、不利于经贸往来的因素，日本完全可以凭借削减对华ODA（政府开发援助）额度等手段来加以平衡。事实上，相对于中方理性、灵活的“政经分离”政策，近年来日本在对华外交上反而采取了“政经不分”的强硬政策，把经援与政治问题挂钩。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华ODA。
日本政府的对华日元贷款2000年度尚维持在2144亿日元的水平，而到了2003年度，大幅削减至967亿日元，3年内砍了一半以上，2004年度继续削减了两成。99年至2002年，中国连续4年为日元贷款最大对象国，而2003年度，降为第3位，列于印度和印尼之后。并且，在自民党内，一向有强硬派政治家主张完全取消对华ODA。10月3日，刚刚上台的新外相町村信孝在与东京市民的交流会上，发表了“对中经援毕业”的演说，再次暗示日方有可能叫停对华ODA。
甭管怎么说，目前两国间政治关系冷到彻骨，而经贸关系呈单极繁荣的状况，确实挑战了政经互动、相因相果的国际关系理论常识，堪称国际关系史上的奇迹。无论中日哪一方，如果仅仅从基于纯经济观点的、实利的价值判断出发的话，其实大可不必刻意做出某种努力来打破这种现状，甚至不妨加以利用。可是，一边是正在“和平崛起”的“负责任的大国”，一边是正在大步走向“普通国家”的潜在政治大国，两国都在这个时刻表现出了强烈的大国意志。而作为大国，出于自身的国家目标和地缘战略平衡的需要，那种一味追逐眼前的实利，置国与国之间道义、理性上的责任于不顾的做法其实未必是长远、现实的选择。
对此，日本国内一些自由派学者似乎已经失去了耐心：《朝日新闻》资深评论家船桥洋一指出，小泉“对华游戏”的前提是“在经济上中国需要日本更甚于日本需要中国”。然而，这个前提不会长久持续下去，如果有朝一日中美经济关系进一步密切的话，中国的对日姿态很有可能会变得强硬起来。庆应大学教授小岛朋之则指出：“如果（小泉首相）是基于坚定的信念，那么今后也可以去参拜靖国神社。但必须明确，要使此举得到中方‘理解’或‘不成为日中友好的障碍’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尤其是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共顺利实现了政权交替，日本舆论一致认为，改善两国关系的“良机”已经到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在大会闭幕后的9月20日至21日，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均发表社论、社评，呼吁小泉停止参拜靖国神社，立即致力于修复对华关系。
随后，深孚众望的“知日派”副外长王毅飞赴东京，正式出任驻日大使。这是中国领导层在频频释放出一系列对日友善信号之后，打出的最有力的一张牌。此牌既出，中方手里恐怕再难拿出其它的好牌。王毅上任伊始的第一“政务”，就是要于11月在智利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首脑会议上，实现胡锦涛主席与小泉首相的首脑会谈。小泉“接招”与否，不仅中国在看，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也不可小觑。
与此同时，小泉第二次改组内阁，被认为是“参拜靖国神社派”的鹰派政治家町村信孝出任外相。其本人自2000年以来年年参拜的“业绩”及对首相参拜的“理解”，令人担心“中日靖国神社之结将更加难解”（日本《中文导报》语）。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在全球化进程中，中日两国各自国情及其实力对比上的深刻变化，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重新定位的调整期（其标志是98年底江泽民总书记的访日）。这种调整，简而言之，就是由日本主导的亚洲经济关系逐渐解体（即所谓“雁行模式”的终结），而一个由同时呈现出大国化趋势的中、日两国共同主导的经济格局正在形成，这在东亚历史上是第一次（历史上由中、日分别主导的地区繁荣从来是交替出现的）。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调整的步伐明显加快。虽然中日关系最终会在何种均势和水平上尘埃落定尚不明朗，但无论如何，永远也不可能再回到以往的“蜜月”年代。
原刊于《凤凰周刊》（16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