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斯·沃尔兹(哥伦比亚大学战争与和平研究所教授；
南开大学名誉教授) (韩召颖、刘丰译)
注：此文是肯尼斯·沃尔兹教授2004年5月15日在“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揭牌暨沃尔兹名誉教授致聘仪式”上发表的演讲。
摘要：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发生的巨大变化是由苏联解体和国际权力结构的失衡所造成的。在失去了苏联的制衡之后，美国的行为越来越表现出肆意妄为和粗暴蛮横的特征。美国用先发制人战略取代威慑和遏制战略是错误的，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只能使美国在世界上越来越孤立。均势的恢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国际体系的均势最终将会实现。
关键词：均势 威慑 遏制 先发制人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类经历了三次磨难，也迎来了三次重大胜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之后，美国人和欧洲人普遍相信，民主制度会得到扩展，世界将实现和平、公正和繁荣。然而事与愿违，一战之后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义以及一段持续时间相当长的大萧条时期，世界最终走向了另一场大战。二战之后，这种思维模式又一次出现，罗斯福总统认为，二战时期的合作将会延续下去，苏联的斯大林和英国的丘吉尔会与他一道通力合作、维持世界的持久和平。然而，长达四十五年的冷战接踵而至，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中，这是一段并不令人愉快的经历。冷战的结束迎来了第三次胜利，前两次胜利之后的预言在美国和西方再一次兴起。
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战略家孙子有言，“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1](p. 77)。这句话恰到好处地说明了冷战结束的方式。冷战结束以后，许多美国人认为，民主制度的扩展、相互依赖的加强、国际组织为和平开道以及政治家和民众都意识到了战争的得不偿失，这些因素会给国际政治带来根本性转变，这种观点在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中尤为流行。于是，“世界政治”、“全球政治”、“跨国政治”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国际政治”似乎已经过时了。
但是众所周知，国际政治并未发生转型：世界依然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国家也仍旧竭尽所能地寻求自我保护。世界的确发生了显著变化，然而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并不是民主、相互依赖、国际制度等力量和因素。世界新秩序的出现是由苏联的衰落和最终消失所开创的，世界从两个超级大国相互竞争到只剩下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的政治改革并不是由那些雄心勃勃的民主派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等传统的共产党官僚起了主要作用。相互依赖与苏联崩溃毫不相干，因为苏联从来没有成为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在拖垮苏联方面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它们并不是独立的行为体，它们服从于强国的意志、依赖于强国的资源。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一个要与权力政治彻底决裂的崭新领导人，他明确表示希望看到苏联“作为一个强大而繁荣的国家进入一个新的世纪”[2]( p. A16)。
国际政治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的制衡力量不复存在。冷战时期，美苏之间起着彼此制约的作用，相互牵制对方的行为。这种制约力随着苏联解体骤然消失，于是乎美国人的头脑中充满了种种幻想。设想一下，如果大国的数目不是减少到了一个，许多事件或许根本不会发生。在有一个强大的苏联存在的背景下，美国出于对苏联军事保护的担心可能不会轻率地发动1991年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与此同时，一个强大的苏联要保持其势力范围的稳定也不会允许伊拉克吞并科威特，这样伊拉克根本不会发生一场战争。德国不会统一、北约不会向东扩展、南斯拉夫不会四分五裂，即使是恐怖活动也不会甚嚣尘上。在苏联衰落和崩溃之前，弱小的国家和不满的民众可以期待依靠一个超级大国以抗衡另一个超级大国，而现在，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唯一的大国就成为他们发泄不满的标志和对象。国际政治结构的变化导致一定的国际结果，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
美国的所作所为
自从罗马帝国以来，还没有一个国家具备像美国这样支配世界的实力。更有甚者，美国在军事上还不断寻求拉开它与任何潜在竞争者之间的差距，以至于其他国家望尘莫及。2000年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发表演讲时表示，美国要进一步扩大已有的军事优势，以确保任何国家都不足以对美国构成挑战。现在的美国确实是按照这种构想去实践，不允许任何实力相当的竞争者的存在。2000年，美国的军费相当于世界上其他8个最大的防务开支国的总和；
2003年则超过了其后的25个国家的总和；
到2004年，美国的军费开支可能会超过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3]( p. A22)。
面对这种情况其他国家该作何想？里根政府时期，美国通常夸大苏联的防务开支。一个记者询问时任国防部长的温伯格，为什么苏联人把所有的钱都投入到他们的军队上？温伯格的回答是，“很简单，为了主导世界”[4]( p. A6)。美国人现在的行径正好符合当年我们认为苏联所犯的错误。在其他的国家的眼中，美国是一副怎样的形象？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军事竞争对手，在军事上的花费却远高于冷战高峰时期；
它把自己不喜欢的弱小国家分成三六九等并且加以打压；
它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战争的目标，而这些战争并不是必需的。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美国先后入侵过黎巴嫩、格林纳达、巴拿马、伊拉克、索马里和阿富汗，现在又一次入侵伊拉克。里根总统在谈到入侵格林纳达时指出，我们赶在紧要关头解救了被绑架的美国人质。他说的一点没错，我们确实赶在紧要关头：格林纳达不久便会释放这些人质，这样里根总统就失去了挽回在黎巴嫩遭遇的惨败的大好机会。在入侵巴拿马的战争开始之前，受命指挥战斗的沃勒尔（Frederick F. Woerner）将军不愿率领他的军队投入一场没有必要的战争而选择了提前退休[5]( p. A5)。这场被老布什政府命名为“正义行动”的战争粗暴地践踏了国际法，包括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美国是这个组织的主要发起者。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看上去还有一些正当理由，但是正如人们过去预料以及现在知晓的那样，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理由完全是虚假的。在入侵伊拉克之前，小布什政府就声称有权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来对付那些美国认为要对其他人做坏事的国家。我们希望其他国家不要效仿美国。
美国的行为让人困惑不解，最近的政策是不是有些离谱了？也就是说，这些政策主要是当前掌权的那帮人的原因，并不能代表美国的正常行为？或者，它们是不是历史的主流？审视一下美国在其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拉美地区的所作所为，我们就能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按照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干预中南美洲，这些行为很难说是有节制的、宽容的。
强调国际环境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会引发一个问题，即国家内部结构起了多大的作用？国际政治结构又起了多大的作用？显然，国家和国际环境都很重要，但是何者更为重要？答案因环境和对象而异，有些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更竭力地抗拒结构的约束；
有些国际结构则较其他的国际结构对行为体更具约束力。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我们也就无法认识到世界已经从两极走向单极。在两极世界里，两个国家相互制衡；
在单极世界里，对唯一的大国构成制衡的力量大大减弱了。单极世界削弱了结构的约束力，扩大了仅存的大国的活动空间，突出了其内部特征的重要性。一个存在制衡的国际体系就像一项受到制衡的政治制度。一个国家肆意妄为的冲动和粗暴蛮横的作风会由于存在势均力敌的国家而受到制约。在一个国际体系中，如果其他国家或者一些国家联合起来无法制衡最强大的国家，这个体系就如同一项失去了制衡的政治制度。可以预料，统治者一旦确立了支配地位，其统治的结果必定是专断的、破坏性的，受益者是统治者而非被统治者。理想的情况当然是一个仁慈的君主能够推行明智的政策，与此相似，帝国主义国家可能宣称他们的目的在于促进当地的发展，但是这样的结果极少出现。权力的不平衡导致国内外的专制统治。
我们知道当国内制衡力量削弱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对于国际社会也是如此。法国神学家和宫廷政治顾问弗朗西斯·费内隆（François Fénelon, 1651-1715）是最早意识到均势是一种通常现象而不仅仅是一种特定情况的人之一，他指出，不能指望一个拥有超凡权力的国家长期保持彬彬有礼、举止有度[6]( p. 140)。他的这一定理完全被查理五世、路易十四、拿破仑、德皇威廉二世等大权独揽的统治者所验证，尽管并不必然是这些统治者个人或者他们的国家的性格出了问题。至少可以说，过度的权力诱使他们肆意妄为、狂妄自大。
面对一个拥有压倒性优势的国家，为何其他的国家没能够对它构成制约？在权力失衡的危险形势下，为何新的均势的形成如此缓慢？两种主要力量会减缓或者加速新的平衡的形成：处于权力顶端的国家适度、节制的行事会减缓它；
而肆意、专断的行为会加速它。在当前的形势下，均势迅速向前推进面临一些困难。首先是缺乏平衡所需的物质条件。历史上通常会有几个大国在大战的胜利中保留下来，它们可能通过彼此之间的再结盟(realignment)恢复均势。在单极和两极世界里，再结盟是不可能的。新的均势的形成依赖于一个或者多个主要大国(major powers)增强自身的实力而进入强国(great power)行列。一个强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越大，拉近距离所需的时间越长。现在的实力差距是巨大的。
在短期内，一些具体情况也阻碍了均势的力量。欧洲联盟具有充足的资源，但是它们并非一个拥有共同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国家。德国和日本在上个世纪前半段的惨痛经历使他们裹足不前。中国尽管发展迅速，但仍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当前，美国不仅拥有强大的实力，也具有显著的优势。同美国合作的国家可以得到恩惠，而反对美国的国家可能受到惩罚。因此，其他国家可以反对美国，但是有一定的限度。
然而，平衡的征兆已经显现。当弱小的国家慢慢背离强大的国家、公开提出批评、拒绝提供支持时，平衡的初始阶段已经开始。
为何放弃威慑（deterrence）和遏制（containment）战略？
随着苏联的不复存在，美国不再面临安全上的威胁。正如当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柯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将军所说，“我们战胜了恶魔、战胜了敌人，接下来准备对付卡斯特罗和金日成了”[7](p. 28)。除了古巴和朝鲜，小布什政府又增加了一些目标——伊拉克、伊朗，可能还有叙利亚——所有这些国家都是穷国、弱国。而布什总统和他的副手们一再声称遏制和威慑战略不再能够奏效了。他们的说法听起来实在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美国在冷战中相当长的时间里遏制和威慑住了强大的对手——拥有数千件核武器的苏联以及随后拥有数百件核武器的中国。显然美国能够遏制和威慑强国，但是有人却猜测遏制和威慑策略对弱国不起作用。
为何声称这些策略不起作用了？首先考虑威慑（deterrence）。在即将成为克林顿政府的首任国防部长之前，时任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莱斯·阿斯平（Les Aspin）宣称，“流氓国家”很难威慑，甚至根本就无法威慑。然而，流氓国家的统治者都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他们都能长期统治。这些统治者的确有些麻烦，但是他们能够在国内外相当困难的环境下继续生存，因为他们清醒地不去越过导致政权垮台的底线。如果他们是不可威慑的，这些统治者早就下台了。
然而，现在我们又面临对恐怖主义的忧虑。国家的统治者会有所顾虑、患得患失，而恐怖主义毫无忌惮。我们通常认为，恐怖主义分子是不能被威慑的，但是整个世界与这些恐怖主义分子一直能够共处。现在有人告诉我们，“整个世界正在发生变化，技术的发展使一些组织可以获得以往只能由国家政府掌握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8](p. B7)。的确，恐怖主义分子可以窃取或者以其他方式得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他们能够武装自身的程度还不及最弱小的国家。不论是泰米尔猛虎组织、哈马斯或者基地组织，恐怖行动只是弱者的武器。恐怖主义分子并不能摧毁一个强大的国家的社会结构，或者威胁国家的安全，即使它们能够获得这些武器。
当然，恐怖主义分子可能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令人担忧的。人们可能也担心拥有或制造这些武器的国家把它们转移到恐怖主义分子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但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考虑，国家不会这样做，即使是流氓国家也如此。一个国家获得可以投入使用的生物和化学武器本身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而最有效的和最具摧毁力的核武器更是如此。制造核武器并不仅仅是金钱和技术资源方面的困难，还需要冒着被其他国家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巨大风险。因此，国家在获得这些武器之后不会轻易地转移到恐怖主义分子手中。
而且，将这些武器转交给恐怖主义分子的国家也很清楚，这些武器可能被发现——即使没有发现也会受到谴责。假设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分子从伊拉克获得了这些武器并且投入使用，美国就有理由或者借口对其进行报复。何况不论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人的逻辑就是伊拉克向基地组织提供了这些武器，这也正是拉姆斯菲尔德等人的想法。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为了不给自己带来毁灭性灾难必须谨慎行事。
尽管可能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可以认为威慑对国家的统治者会继续起作用。威慑也降低了恐怖主义分子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性。威慑战略即使不能消除也会减少人们的忧虑。
遏制（containment）政策又如何呢？当布什总统讲“就我所知，遏制不再发挥作用”时，他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那些仅仅拥有常规武器的国家对美国的遏制显然不会起作用，只有那些拥有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的国家才能够遏制美国，而这种能力也是许多国家渴望获得的。
强大的国家遏制起来可能比较困难，但是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成功做到了这一点，遏制弱小的国家则相对容易。设想一下被认为难以威慑、难以遏制的伊拉克，在美国强大的势力面前，伊拉克能有多少回旋的余地呢？伊拉克现存的军事实力仅仅是其十年前的一半左右，伊拉克东邻伊朗、北接土耳其、西毗以色列。伊朗的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是它的3倍和5倍，土耳其的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是它的3倍和10倍，而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从伊拉克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来看，它处于被围困之中、被威慑和遏制着。然而，布什总统坚持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正在发展自己的实力，对世界造成了威胁。伊拉克年均生产总值是500亿美元，而美国一年的军费开支是4000多亿美元，如何理解伊拉克对世界构成了威胁呢？小布什总统的这番话让人觉得是一个愚蠢的人说着愚蠢的话。
弱小的国家在狭窄的边缘地带活动。不当的行动、错误的政策以及不适时的动作都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相反，强国可以疏忽大意，它们能够承担不吸取教训的代价，它们可以一再重复愚蠢的行为。如果明智一些，它们可以缓慢地作出反应，对其他国家看起来具有威胁的行动采取观望的态度，以弄清楚这些威胁是不是真实的。它们可以对大多数的威胁置之不理，因为只有极少数能够对它们构成巨大的危害。它们可以犹豫不决，直到模糊的事情变得明了，不用担心丧失采取有效行动的时机。然而，布什政府宣称不得不在伊拉克将（根本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投入使用之前对其进行打击，考虑到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此他所认为的伊拉克是无法遏制的也是不成立的。在过去的岁月中，威慑和遏制所发挥的作用要比今天所采取的先发制人战略发挥的作用要好得多。
孤独的美国
美国政府生活在它自己制造的神话之中。失去了势均力敌的对手之后，美国仍然增加军备、发动战争，扩展其影响力和控制力。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世界各地，在海外保持有20余万驻军。“只有在美国，人们才能够听到世界需要美国领导的说法”，一位英国外交官如是说，“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人们听到的是美国的骄横与单边主义”[9]( p. A1)。
为什么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如此有利的地位还表现得如此粗暴无礼？一个简单而且令人信服的答案是：缺乏外部力量对美国进行制约。人们很容易理解，如果缺乏有效的抗衡力量，苏联已经将它的触角延伸到东欧以外的地区。人们也容易理解，如果没有苏联挡道，已经渗透到苏联尚未控制的大部分地区的美国也会进一步扩展其政治控制力。
显而易见，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只信奉“战争中坚决果断，胜利后宽宏大量”这句古老谚语的前一句。美国坚持将北约向东扩展到曾经属于苏联的范围，实际上是进入了苏联曾经的主权范围之内。老布什总统的国务卿贝克曾经承诺，美国不会将北约扩展到前华约国家的范围，但是这种承诺只是口头上的表态。北约的强行推进是美国一家所为，西欧国家对此并不积极。如果没有美国的推动，北约的扩张根本无法实现。在阿富汗的战事打响之初，美国迅速的进入了前苏联的共和国，比如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建立军事基地，由此基本上形成了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包围。当人们看看历史上的那些强大国家的所作所为时，美国的扩张看起来并非那么的不同寻常。费内隆预言又一次得到了证明。
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结论？不需要问老布什总统所大肆吹捧世界新秩序究竟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正身处其中。苏联解体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上的冲突的首要管理者和制造者。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没有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对美国形成制衡，美国的确是世界上一个孤独的国家。
参考文献：
[1] Sun Tzu, The Art of War, Samuel B. Griffith, tra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2] “Succession in Moscow: First Hours in Power, Gorbachev in His Own Words,” New York Times, March 12, 1985.
[3] Editorial,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0, 2003.
[4] Andrew Rosenthal, “Pentagon Report Softens Soviet Menac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8, 1989.
[5] Richard Halloran, “U.S. Military Chief is Replaced in the Central American Region,” New York Times, July 21, 1989.
[6] Herbert Butterfiel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66.
[7] “Cover Story: Communism’s Collapse Poses a Challenge to America’s Military,”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Vol. 3, No. 16, October 14, 1991.
[8] Alexander Stille, “What is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Now?”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2, 2002.
[9] David E. Sanger and James Risen, “President Says Report on Arms Vindicates War,” New York Times, October 4, 2003.
《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