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历史的视野中来看，从鸦片战争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一直都在追求建立“大同社会”。《礼记》中把“大同”作为理想来追求。“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独孤废疾者，皆有所养”。康有为写了《大同书》。孙中山追求“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大同社会，倡导“天下为公”。毛泽东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也是“大同”理想的尝试。
这种理念坚持了100多年，到邓小平时代发生了变化。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大平正芳时，第一次提出要建立一个“小康”的社会。“小康”这个词也出现在《礼记》里，“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小康不仅仅意味着温饱，已经隐含着分化，但是人们提建设小康社会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邓小平当然没有把“小康”当做最终目标，那时他的“小康”指标很单纯，就是看人均收入。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就算是达标了。后来，1983年他去了趟苏州，当时苏州人均收入已达到800美元，他继而认为人均800美元就足够了，可以实现六个目标，即解决人们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住房问题（人均20平方米）、解决城乡就业问题、解决农村人口外流问题、普及中小学教育和基本公共福利、改变人们精神面貌使犯罪率大大减少。在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前期，“小康社会”的提法用得并不多，那时强调的是“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
到1990年代末，当我们回头盘点时，不免有一喜一忧。喜的是，改革20多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年增长率达到9%，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但在欣喜的同时，也产生了忧虑。现在，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000美元，但上述六个问题中除了前两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之外，其他几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变得更严重了。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和谐。口袋里面的钱可能多了，但是空气脏了，要花更多的钱清洁空气，清洁水源，还有其它一大堆恼人的问题。于是在20世纪末，中国政府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之所以强调“全面”是因为以前对“小康”的理解太片面。
新一代领导人现在又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社会这个词在中国人听来并不特别，但译为英文“harmonious society”则极具中国特色。中国传统很讲“和”字， 钱穆先生将中国的文化精髓总结为四个字：天人合一。和为贵、和平、和善、和解、和蔼、和缓、和谐，从大同社会到小康社会，再到和谐社会，都是中国传统的延续。现在之所以强调建立“和谐”社会，是因为中国经济虽然发展了，但社会中有太多怨气、戾气，缺乏和气。
建设和谐社会的三个基础
什么是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显然不仅仅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的时候，很可能整个饼做得非常大，但是这个饼的大部分被非常少的人拿走了，而大部分的代价被大多数人承担了。这个社会虽然发展了，但未必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和谐社会也并不仅仅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高压或其它因素的存在，可以使一个社会保持很稳定，但是这个社会未必很和谐，人们的气不是很顺。所以，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简单地说就是要让这个社会里的人气都比较顺，没有太多的怨气，心态平和，彼此交往谦让有礼、互敬互助。
和谐社会的建立有赖于三个重要基础：社会基础、政治基础、思想基础。
所谓和谐社会的社会基础，就是社会分化不太严重。如果一个社会严重分化，两极尖锐对立，人的气就非常难理顺。人是有嫉妒心的，如果社会差别太大，人的嫉妒心难免非常强。他想要和你平等的愿望没能实现，他也会有强烈的受挫感。
建立一个和谐社会还必须有一个政治基础，即有一套调节利益冲突的正式的机制。不是让人成天进京或到省城上访，然后被遣送回乡，又回来再上访，又被遣送回乡。而是他要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诉求时，有正当的渠道可以说话，他的诉求可以被整合成一定的意见，这个意见在整个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可以被听到。所以，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有一套政治协调机制。这个机制是什么样的，各个国家可能不一样，但是必须要有这么一套机制。
和谐社会的建立还要有一个思想基础。如果这个社会仅仅是靠从第三方，或者从外部进行调节的话，这种成本太高，而且未必能把各方面的事情都调节清楚。
在一个和谐社会里，人们都接受同一个看法：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体里，我们不是一个狼的群体，不是每个人相互为敌的群体。我们是一个人的群体，所有的人在这个社会中都是平等的，都应该受到尊重。这个社会如果不好，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如果不和谐，大家的利益都会受损。今天的世界，要找一个标准的和谐社会很难，但是有些社会比另外一些社会更为和谐。比如说北欧，是比较发达的，也比较和谐。有些不发达的地方也比较和谐，比如不丹。调查显示，在亚洲，不丹人民感觉最幸福。尽管他们的国家不太发达，但是很和谐。不丹有传统的协调机制，社会不那么分化。
在寻求平等中构建和谐社会
就中国而言，我们追求和谐社会，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不够和谐。中国的社会基础、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现在都还不尽完善，在有些地方根本不存在。比如社会分化，也许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社会结构难免变得更加复杂化、多元化（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阶层报告》，从1952年到2000年，社会阶层由简单到复杂，目前分十个阶层，可能还有更多），但是职业上的不同，并非必然导致收入和生活方式的严重不平等。
联合国开发署《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的核心，是讨论中国的各种不平等。我们一般关注的不平等仅仅是收入方面的，但是实际上有太多其它的不平等，比如教育、医疗方面的不平等，社保方面的不平等，包括失业保障、医疗保障、退休保障等方面，然后才是财富方面的不平等，等等。把方方面面的不平等汇到一块，这个图是很难看的。就是说，中国社会是很不平等的，不光和中国过去比很不平等，而且和世界其他很多国家比也不平等。我在2003年写了一篇文章《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和转机》，引用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世界191个国家评卫生公平指数，中国排在第188位，倒数第4名。这对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是很难看的排名。
常听到一个说法，一个社会发展到人均GDP1000-3000美元时，阶层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都避免了这种情况，比如韩国、日本，还有中国的台湾。
除了收入差别，还有基本的安全方面的差别。最近国际劳工组织公布了一个报告《一个公平的全球化：为所有人创造机会》，专讲安全感。我们以前讲的安全都是公安部门打击各种犯罪，实际上安全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比如说你有没有安全感，怕不怕突然因为生病失去收入，怕不怕失业，或者是大学毕业后就业无门。还有，中国存款率为什么这么高，就是对未来感到不安全。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把世界上所有国家分为四类，将中国排在最不安全的国家那一类。报告呼吁：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公平的规则、具有团结精神的全球化、对人民更加负责和从本国治理做起。
目前的利益调节机制也很有问题。以前社会比较简单，没有明显分化，有一个党愿意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社会和谐并不是不可能。而在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社会分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仍希望有一个组织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就非常难了。这个时候就要建立一整套的表达机制和整合机制，使不同的利益得以充分表达并得到协调。这方面中国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中国的社会分化之所以变得如此严重，跟我们政治体制里没有一整套利益协调机制是有关系的。如果有那么一套机制，普通民众、工人、农民、下岗工人、贫困人口的意愿都能够得到充分表达，能够被整合到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的话，中国社会可能不会变得如此分化。所以，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是相互关联的，二者同样重要。思想基础固然也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所面对的社会如此不公平，却还要把气理顺，假装认为这是一个共同体，则是非常困难的。这种认同到了一定的阶段会非常重要，在一个比较和谐的社会，民众是有这种感觉的。
和谐社会需要共同体意识
中国传统社会的和谐建立在三纲五常的基础上，讲的是纲常伦理：君要贤，父要慈，子要孝，等等。每个人强调自己的责任而不是权利，这是旧时保持和谐的思想基础。但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到了毛泽东时代，官方推行的思想基础也被大多数人实践。开始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后来讲大公无私，以国家、集体的利益为最大利益，提倡这些来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但这个时代也过去了。现在我们的社会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但我们又不信上帝，所以就没有人为大家了，这样就难以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经常有这样的经历，学生中有大陆人、香港人、美国人、欧洲人，其中欧洲学生共同体的感觉非常强。比如我讲需要有公众税收，增加一点个人所得税，中国学生总是很为富人担忧，说这个会不会影响投资呢？欧洲学生认为这不是问题，说40－50%的税收是应该的，用于再分配，使这个社会可以和谐，成为一个共同体。讲到东西德合并以后，彼此发展差距很大，西德拿出几千亿马克援助东德，若是在中国，上海市民可能会说，我们凭什么拿钱援助贵州？他们效率那么低下，还不如把钱花在我这儿，效率要高得多。这说明，中国人的共同体意识非常弱。这种意识，大陆比香港弱，香港比美国弱，美国比欧洲弱，大陆比欧洲就更弱。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来源:《凤凰周刊》总第17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