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庸: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一瞥

  

  马克思主义在学界独树一帜。20世纪,它以其特有的魅力风靡全球。围绕马克思主义探讨、争论也一直进行。马克思主义以及对它的探讨和争论构成卷帙浩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本文只是这方面的点滴回顾。

  

  (一)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特点及其在西欧的实践

  

  马恩所处时代是欧洲大陆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正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工业无产阶级正在形成。这样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共产主义思潮只能如马恩所说,象幽灵般在欧洲徘徊。德国工人魏特林在瑞士进行过共产主义宣传,那里因而成立一些共产主义组织。《共产党宣言》说:那种共产主义“只是出于本能的、颇为粗糙的共产主义”,马恩称它是“空想共产主义”。与魏特林空想共产主义相较,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达到了新阶段,它以马克思发现的剩余价值论和历史唯物论为基础,构建了严密的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恩格斯认为,由此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1]

  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有一突出特点,即主张“无产阶级专政”。1850年马克思首次提出“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概念,1852年马克思致魏德迈信做出进一步规范:“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以及“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他的进一步阐释表现在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中:“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样,“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为马克思设想却未展开论证的未来国家制度。恩格斯说:“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2]公社的专政经验,马克思总结为《法兰西内战》一书留传后世。

  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还有一特点,即主张暴力革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夺取政权后还要“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后来,马克思的认识有所发展。1872年他认为:欧洲大陆大多数国家,暴力应当是革命杠杆,英、美甚至荷兰可用和平方式夺取政权。[3]恩格斯晚年设想美、英、法等国工人党通过普选和议会活动取得大多数人民支持,“旧社会可能和平地进入新社会”。[4]和平过渡,只限少数发达国家,不属于普遍规律。

  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超前性,使他成了“孤独的先驱”。在这种情况下,被马恩一致看好而且由恩格斯授予手稿继承人资格(与考茨基一起)的伯恩施坦理应继承和传播这一理论,使之发扬光大,弘传四海,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他全面、彻底否定这一理论,提出了系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与之对抗。在伯恩施坦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并非如马克思分析的那样,因内部矛盾激化而会最终崩溃,他认为该制度“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用不着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社会民主党“绝不热衷于一场反对整个非无产者的暴力革命”,它的目标是“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痉挛性爆发的情况下过渡到一个更高级的制度”。[5]对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在工人阶级既没有强大的经济组织也没有经过训练达到高度思想独立的地方,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俱乐部演说家和文人的专政。在国家观上,他认为国家不是阶级压迫工具,而是全社会共同事务委员会。如此就形成了伯恩施坦主义。另一位手稿继承人、欧洲各国社会党公认的理论权威考茨基,虽然对马克思理论作过杰出的阐释和推广工作,在伯恩施坦主义于1895年露面之际就写了《伯恩施坦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予以回答,但他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关键问题并不坚定,或予否定或予回避。1902年他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武装起义、街垒战斗和类似的武装事件,现在还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又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再解决,因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必捆住自己的手脚。”[6]显然,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在他的两个嫡传弟子那里遇到阻碍。

  欧洲大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原有两个并列分支:马克思主义与拉萨尔主义,一个主张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一个主张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它们相互争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结果是:(1)马克思的理论没有在欧洲大陆得到热烈而持久的反应,拉萨尔的主张由伯恩施坦发展为系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欧洲社会党多数派奉之为指导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逐渐淡化。(2)伯恩施坦主义得到社会民主派思想精英长久不衰的呼应,从费边主义到布莱尔“第三条道路”就是例证。这表明社会变革的客观需要强有力地通过代言者不断地表达出来。马克思主张得到的回应较弱。只从李卜克内西、卢森堡那里得到支持,并被列宁、普列汉诺夫发展、深化。(3)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不断取得成功。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得票率,1890年为19.7%,成为得票最多的党;
1912年为34.8%,成为国会中最强大的党团。几经曲折,时间流转到1996年,社会党国际已拥有142个成员党,有30余个在本国执政或参政。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虽有俄国十月革命夺权的成绩,以此显示议会道路之不足法,但根据马克思的世界革命构思,布尔什维克党于十月革命后发动周边国家无产阶级武装暴动却一一失败。1918年11月德国社民党斯巴达克派提出武装无产阶级、“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号召,未等无产阶级武装起来,官方迅速镇压了柏林20万工人罢工,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遇害。其他地方虽然建立了新政权,却为时不长。1918年芬兰社会主义共和国存在100天,德国不莱梅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存在25天,1919年德国巴伐利亚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存在19天,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存在133天,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存在一个半月。[7]有些地方武装工人夺厂、武装农民夺地,更是昙花一现。时代巨流迎来了20世纪90年代,共产主义在欧洲进一步式微。意大利共产党先更名“左翼民主党”,后与社会党合并,共产党宣告消逝;
法国共产党党纲中先废弃无产阶级专政,又废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再废弃民主集中制,终于宣告放弃共产主义目标。这就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二)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派系

  

  马克思没有穷尽他的主义就离开人间,他的学说很多方面未能深入展开,比如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就是如此,这为后人传布他的理论造成相当大的游离空间,形成马克思主义流传谱系多种色彩。大体说来,这一谱系可分为3支:(1)以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干的正宗。(2)以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为代表的旁支。(3)西方马克思主义组成的多触角的现代马克思主义。

  现在就马克思主义的传布正宗作些概略叙述。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可从以下方面认定:(1)关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马克思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8]“共产党人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共产党人是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最先进的部分”。[9]列宁的认识来源于马克思,他说:“无产阶级,就其本身的地位而言,是最先进和最彻底的革命阶级”。[10]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最革命阶级的当之无愧的代表者和领导者”,是“无产阶级指路明灯”。[11](2)关于暴力革命。马克思认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他赞成“实行革命的恐怖”。[12]列宁也认为:“暴力必然伴随着整个资本主义的彻底崩溃和社会主义的诞生。”[13](3)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完全支持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思想,认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14](4)关于民主。马克思对民主并无多高期许。恩格斯只把民主看作“手段”,[15]普选制和议会制则是“组织和宣传的手段”。[16]列宁同意恩格斯的认识:“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他认为议会制“是启发、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建立独立的阶级政党的手段之一,是争取工人解放的政治斗争手段之一。”[17]这些都表明,列宁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继承者。马克思的正统是由列宁传承下来的。

  列宁不仅是传承,而且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作了独创性运用。比如,马克思主张“实行革命的恐怖”是针对“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而言。列宁突破了界限,他把隐藏粮食待价而沽的小农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死敌”,“苏维埃政权的死敌”,“比许多公开的反革命分子更危险”的暗藏敌人,[18]于是派出工人征粮队到乡村抢粮。列宁承认:“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19]地方苏维埃有权“就地枪决罪证确凿的投机倒把分子和怠工分子”。[20]他还说,战场上把个人利益置于整体利益之上的战士,部队的共产党员就无情地羞辱和打击他们,“并且无情地枪毙了他们”。[21]这就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这个不惜采用任何手段的钢铁般的专政,“不要说两年,就是两个月我们也支持不了。”[22]他把这种专政总结为“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23],这较之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无疑是具体化了。再如,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论是指用暴力炸毁旧制度,他设想几个发达国家同时爆发革命,同时炸毁。列宁把马克思这一理论用于俄国时,尽管认识到“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24]但他相信只要点起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之火肯定会燃起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烈焰,于是十月革命一举夺权,然后立即部署世界革命。1920年进军波兰华沙,以失败告终;
准备攻入芬兰,力有未逮;
侵入我国蒙古,建立亲苏政权;
攻进伊朗,成立吉朗人民共和国。不难看出,这已经离开所谓推进世界革命的初衷而成为赤裸裸的武装侵略。马克思关于几个发达国家同时取得暴力革命胜利的设想,到列宁时代成了向外扩张领土的不义之举。

  以上所举事例说明,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被列宁继承并运用于俄国的结果,它的基因被保留下来,它的成果却发生异化。这种现象的发生要从当时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背景加以分析。(1)俄国在20世纪初还是欧洲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工业尚在原始积累阶段。农民是人口大多数,村社是其活动领域。虽然已经废除农奴制,但皇权统治和地主压榨仍是亟待解决的重负。这样的经济基础,不具备产生变革资本主义而追求共产主义的意识条件。当时社会觉醒的标志是民粹主义,宣传模糊不清的所谓避免资本主义之路的思想。少数知识分子接触并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他们不能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落后的经济条件的制约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生异变。(2)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不能如实反映俄国社会发育程度,企图抢先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冒进态度连党内孟什维克也不同意。俄国当时处于资产阶级革命初期。2月革命结束了沙皇王朝,成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筹备召开立宪会议,走民主宪政之路。列宁却与之为迕,制造两个政权并存局面。于是反常事件不断发生。布尔什维克党参加议会大选又蛮横地依仗武装解散立宪会议,要求立宪会议服从苏维埃政权等等,最终打断了资本主义发展行程。这些蛮横举措皆源于歪曲马恩的“不断革命”论,抢先夺权。(3)在沙皇统治下滋长的专制主义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成为社会统治意识,它渗透和蕴含在民族文化中。虽然萌发了如赫尔岑、别林斯基的民主主义,但势单力薄,影响较小。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被弥漫于社会的专制主义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消蚀得变形。这种消蚀受到众人拥护而成为群体性行为,群众还以为是高张马克思旗帜的义举。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区别,从这里可以找到文化上的差距。

  斯大林是如何继承列宁主义呢?在悼念列宁的会上,斯大林以宣誓方式表示忠贞不二。对一个人宣誓效忠,正如“文革”时手摇小红书、口呼万万岁,是对神的膜拜,演出的是神化政治。斯大林的神化政治登峰造极。他讲话,会场不断喊口号、鼓掌,热烈地、长时间地、暴风雨般地,最后还要高呼“乌拉”。狂热背后是斯大林的血腥清洗,残酷程度任何沙皇王朝难望项背。斯大林当政,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无限膨胀,比如与希特勒签订秘密协议,共同瓜分波兰,与日本帝国签订秘密协议,划定蒙古和满州为各自领地。可以说,斯大林极度扩张了列宁主义所有悖论,造就了一个对内疯狂镇压、对外肆意掠夺的军事帝国,他自己则是帝国之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由此形成的斯大林主义披的是马克思主义外衣,而使马克思主义灵魂消失殆尽。

  俄国布尔什维克到东方农民大国――中国寻找支持他们的力量。这样,正被维新困扰的中国知识分子才认识马克思主义,并且组党、夺权、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因而席卷中华大地。这一变革的发动者毛泽东笃信马列,有下述言论为证:(1)关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他说:无产阶级“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25]而无产阶级的领导必须通过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26](2)关于暴力革命。他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甚至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27](3)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他把这种专政视为“护身的法宝”、“传家的法宝”。[28](4)关于民主。他认为民主“只是一种手段”,“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29]所有这些信条都是马列所主张而为毛所坚持的,毛自然属于马克思主义流传谱系的正宗。但这些信条在毛心目中、在广大信众中是什么形像却大有考究余地。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历经数千年皇权统治的土壤上被中国传统文化包围和浸润时,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很容易诱发传统的大同观念,他的“剥夺剥夺者”说教又容易催生均贫富的回应,他的阶级斗争观念极易引致传统的杀人放火受招安的古训,他的无产阶级组织化原则与传统的秘密结社恰好合拍。这样,马克思主义被融化,变形为毛所总结而亿万小农所理解的“造反有理”,由此演化为风行一时的毛泽东思想。梳理毛的思想脉胳,不难看出:他对坑儒超过秦始皇颇自豪,自命“马克思加秦始皇”,即马克思其名而专制其实;
他发动“文革”,玩弄权力之争更兼反复无常,显示了他的游民意识;
他鼓动人民公社化,突出了他的民粹主义幻想。可见,毛泽东思想就是帝王思想、游民意识与民粹主义的混合,以帝王思想为统摄,以游民意识为基础,杂以民粹主义。这就是中国现代的“农民革命”思想,不过以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为掩饰而已。

  马克思学说诞生于西欧却没有在那里试验成功,移植到各方面都相对落后、资本主义远未发达的俄罗斯竟然一举突被,演出长达74年社会主义活剧;
移植到更加落后的中国,至今不衰。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偏偏在落后地区受到礼遇并扎根、开花、结果,值得花些功夫探讨,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何以如此。

  

  (三)审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学说资源丰厚,在学术园地占有不容轻视的地位,学者将不断对它进行研究和讨论。它的社会作用更不容轻视:上世纪欧亚两洲掀起社会主义大潮以及推向世界的共产主义风浪都源于马克思理论倡导,这方面除法西斯主义掀风作浪的社会作用可与之一争高下外,没有一种学术理论的社会能量可同它相比。这些都使马克思主义彪炳于世。

  马克思主义的弱点也不容忽视,这里略述一二。

  (1)空想性。越深入马克思理论体系,并联系现实思考,这一理论思维的空想性就越清晰。凭借一系列严密的逻辑推导搭建的这一理论架构具有非现实性与不可操作性。新社会将排除商品与市场的设想已被社会主义实践否定就是一例。社会主义旗帜上标示的按劳分配,即劳动者为社会提供的劳动,扣除必要的社会基金后,领回等量消费资料的设想,如今依然是设想而无法落实,又是一例。空想性使它的信奉者在实践时可以依据自己的理解选择落实形式,因而偏离马克思主义实质的走向就不可避免。

  社会民主主义对社会变革的设计,其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与马克思理论的空想性适成鲜明对比。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理论转化为权力制约权力的制度框架,转化为多党竞争的制度安排,转化为普选制和议会制,使工人利益有了表达和监督渠道,社会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因而可以稳定地运行。

  (2)残暴性。马克思将社会变革诉诸暴力,认为多数国家必须武装夺取政权,靠流血改变世界秩序。这种激进理论自然是针对当政者对无产阶级施用暴力而设计的,似乎只有以生命作为牺牲才能保证理想的实现。其实,这种思维还是囿于人类发展的低级阶段为争夺资源而相互拼杀的认识,不可避免地表现残暴性,项羽将10万秦卒一次坑杀就是这种认识的实际例证。恩格斯把它理解为人类的“兽性”。[30]随着文明程度提高,毫无疑问,人类终将摆脱“兽性”而萌发“理性”,用理性解决人类社会矛盾。马克思没有达到这种理性程度。暴力的残暴性自然会催发落后国家以复仇和保权为出发点的屠杀行为,人类悲剧因而得以在马克思暴力革命的号召下进行。

  社会民主主义杜绝暴力而以和平方式推行社会变革。它不企求通过突变改革社会制度,而以渐进方式逐步接近变革目标。它不制造血仇,不诉诸人类的性恶,而将变革衡定在人类性善的基础上。这种人性观使它能够在资本主义逐渐发达因而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土地上,引导社会不断发展生产力,逐步走向公平、公正。

     (3)低层次文化。马克思主义以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为标的,向社会展示无产阶级相对与绝对贫困化根源,论证制度转型的必要性。这是它的进步意义。为解决这一矛盾,马克思鼓吹“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以及共产党“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这些过誉之词偏离实际,吹捧过度,在此基础上更增添“无产阶级专政”一说,播下未来社会权力向无产阶级及共产党倾斜的种子。如果说以前的当政者依仗权力压迫没有政权和生产资料的民众是社会不公,那么,新社会当政者依仗权力压迫失去政权和生产资料的前统治者同样是社会不公。以不公对不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无从实现社会和谐,这是低层次文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方面,马克思没有对“权力”作过研究,当然也就没有考虑对“权力”进行监督与制衡问题。这一理论空白恰恰成为列宁把“专政”解释为无法无天的契机,他认为即使社会主义政权制定的法律和规章也不受其制约,直接凭借暴力即可。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很多政治悲剧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首次提出“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概念在1850年,而英国国会早在1679年即通过《人身保护法》、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开始了人权保护。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性概括在1875年,而百年前的1776年美国国会就通过《独立宣言》,宣布“天赋人权”观,1789年法国国会通过《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宣布人类在权利上生而平等。这是当时最进步的文化。马克思对此不会是不曾与闻,但他毫无反响。在天赋人权观逐渐付诸实践并不断取得成果时,马克思却宣扬“暴力革命”和“无产阶段专政”,远远落后于时代文化主流。从文化层次排序看,马克思的专政文化较之天赋人权说是等而下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在西欧试验未得成功,文化层次的差异应该是深刻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究竟如何?据介绍,西方民主社会没有一个有一定政治影响力的党还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一些极左的、边缘的和非常小的派别还自称马克思主义党。俄罗斯共产党没有左右政局能力,如果党内不再内哄,或者还能存活下去。中国共产党正在抛弃意识形态霸权,马列毛思想不再起校正航标作用。就全球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已呈颓势,而且愈益加剧,任何势力也无法挽救。两位德国智人以毕生精力构筑的宠大思想体系,今后更多的机会是在学术论坛上供人瞻仰、研究、讨论、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向公众展示了今后马克思主义命运的一种学术动向。

  

  注: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19卷227页。以下注释皆出自本书,只标卷页。[2]22卷229页。[3]18卷179页。[4]22卷273页。[8]4卷476、477页。[9]4卷479页。[12]23卷819页,5卷543页。[15]36卷131页。[16]17卷304页。[30]3卷140页。

  [5]《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65年版,209、208、195页。

  [6]《卡尔.考茨基及其观点的演变》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50、45页。

  [7]《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33页。

  [10]《列宁全集》中文2版10卷107页。以下注释皆出自本书,只标卷页。[11]31卷24页,10卷213页,10卷1页。[13]34卷44页。[14]31卷33页。[17]31卷65页,14卷72-73页。[18]34卷219-220页。[19]41卷208页。[20]33卷314页。[21]38卷324页。[22]38卷324页。[23]35卷237页。[24]29卷90页。

  [25]《毛泽东选集》2卷608页,4卷1416页。以下注释皆出自本书,只标卷页。[26]5卷430页。[27]2卷506、512页。[28]4卷1440页。[29]5卷368页,4卷14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