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有报道说，飓风使新奥尔良伤亡的人数比原来预计的要少得多。听到这个消息，我大大地松了口气，感到由衷的高兴。这当然不仅是替美国人庆幸，我们希望天灾不要降到任何人头上，万一灾祸发生，我们祈望造成的损失越少越好。对任何国家人民遭受的苦难抱幸灾乐祸态度，都是卑劣的。
“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美国后，我一方面关注那里受灾和救灾的局势，一方面注视我国同胞的种种反映和评论。让我担心的事情很快就出现了，和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的反应一样，幸灾乐祸的态度，嘲弄和叫好的声音出来了。
我首先感到可耻。就算我和某个人不友善，甚至结了仇，如果他家的女儿出门被车撞了，我怎么高兴得起来？我的兴高采烈除了在世人面前显现我的丑态之外，难道能增添别人的损失？对那些高叫“天谴”的人，我要说，除了缺德，你们是不是也太愚昧可笑了？旧时代有一种做法，当一个人希望他的仇人遭殃时，就扎个纸人，写上其人的姓名、生辰，用钢针刺在这纸人的眼睛和头部上面。都什么世纪了，我们还不会在更合适的场合，用更现代、文明的方式和语言表达我们的爱憎（姑且不论这爱憎有没有道理）？
这场灾害，以及救灾的过程，还使我们的文人雅士们借机表现自己的一般“人文关怀”和学识，但了解情况、尊重现实，说到点子上的不多，不得要领、不相干联系的不少。
比如，《新京报》在9月5日的社论“别在‘征服’的快乐中迷失自己”中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自然灾难，越来越多是由于人类过于‘快乐’地‘征服’自然所引起的。”我不知道有什么气象学、地质学的证据，说明这次飓风以及上次海啸的原因不在自然方面而在人类的享乐活动方面。这篇社论在谈到新奥尔良在受灾之后发生的刑事犯罪现象时说：“大自然似乎通过这种灾难性的打击，在向人们展示它的威力足以摧毁人们的物质家园还有精神意志。”其实，灾后的骚乱和犯罪是极其常见的，几乎是规律性的社会现象，超自然的解释完全是迷信。
诚然，我们应该反对不加节制地追求享乐和开发大自然，应该反对任何刑事犯罪，但在这种良好出发点之后，紧接着应有实事求是的、基于现代科学知识的说明，如果面对自然灾害我们鼓吹拟人化的甚至神性的自然的“震怒”、“报复”和“惩罚”，这并不是什么振聋发聩的警世之言，而是一种在情感、知识和信念方面的返祖现象。不要以为把神性赋予自然就能够震慑卑微堕落的人类，装神弄鬼的姿态，先知式的预言或女巫式的赌咒，只能让本来很可贵的环保思想和环保意识蒙羞，使纵乐者更加肆无忌惮，因为狂热分子的胡言乱语只会使他们感到好笑，没有任何劝戒力量。
又如，有人搬出了弗洛伊德玄妙的“自我、本我、超我”、“现代文明建立在压抑欲望的基础之上”的哲学学说（弗氏影响极大的理论并未在心理学、医学上得到确认），断言“飓风后的人祸源于心灵的失控”。其实，只要有一定的常识或历史知识就知道，天灾之后、战乱之后，随着社会失控、法纪松弛，骚乱和犯罪必然出现，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们只需想一想一个城市没有警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够了。为什么要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一个天灾问题转化为对现代社会或文明本质的形而上学思辩有什么意思？
有人津津乐道于这样的传闻，一名斯里兰卡36岁的观众在看到新奥尔良发生的哄抢店铺的画面时说：“我绝对感到厌恶。去年在海啸发生时，我们的斯里兰卡人没有丢失任何东西，人们都伸出手去帮助那些受害者。”这名斯里兰卡人说，在海啸发生时，没有一个游客去抢东西，但现在却在美国发生了，让人们轻易看到了世界文明的另一部分原来如此。上面那个“文明即压抑，压抑导致疯狂”的学说和这个故事倒是非常匹配：现代化程度、文明程度越高，那里的人越受压抑，疯狂的潜力越大，犯罪的动机越强。它们合起来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强烈对比的图画：一边是高度现代化的美国，一边是前现代的南亚；
一边是罪恶的渊薮，一边是道不拾遗的桃花源；
当然还有，一边是为富不仁、搞霸权的美国，一边是贫穷但很道德的第三世界。
老实说，我不相信上面那个传闻，就算那一个人所说为真，也并无一般意义。华侨多年来在东南亚遭到的洗劫和迫害，特别是最近一次遭到的骇人听闻的洗劫和迫害，使人不可能相信文明程度越低，心灵失控的危险就越小。我从史书上知道，不论是几千年前亚历山大城被攻占，还是若干世纪前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照例都有抢劫和其他犯罪行为，把“自我、本我”理论用来解释新奥尔良发生的事情纯属鬼扯。
还有一些言论从天灾联系到美国的种族歧视、贫富差距，布什政府的功过、伊拉克战争等等，多半是不得要领，是一相情愿地把自己的爱憎感情投射到遥远的，自己并不了解的北美大地，好在那里的抗灾救灾形势逐渐明朗，我们这边的判断也会更加符合实际。今后，如果我们对美国的两党政治，对西方传媒报忧不报喜，好挑毛病而不好歌颂的作风和传统有更多了解，如果我们对自己那些所谓“人文性”或文学化的情趣有所反省和警惕，相信现在这种“文学愤青”式的表现会得到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