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在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开始日益扩大，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完全占据了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尽管新保守主义的一些主张最近屡屡受挫，新保守主义的一些头面人物也不再走红，但出乎人们预料之外的是，作为这些人物行动基础的新保守主义本身并未淡出历史舞台，相反，它的一些基本理念甚至还影响了它的对手，以致美国的自由派人士，也不肯轻易表态支持过去的一些“自由主张”。这种反常现象的产生，的确发人深思。
由于美国新保守主义的这种特点，其理论和思想渊源开始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最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出版了很多有关美国新保守主义的著述。在这些著作中，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吕磊所著的《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一书尤为引人注目（以下简称“吕书”）。
对于美国新保守主义这样一个复杂的政治、理论和思想观念的现象，对其进行条分缕析的解剖，是需要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学术定力的工作，在这方面，这本书做的相当不错。客观地看，这是目前国内相关著作中做得最扎实的一本。然而，笔者对这本书印象最深的并非是对新保守主义本身的了解，而是书中提到的这样一个现象，即在西方知识界标榜以价值中立进行的学术研究，也可以被大财团加以有效地控制和利用，并为其意识形态工作做出巨大的贡献。对这一现象背后的本质进行探索，对于我们目前所从事的学术研究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政坛的崛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这一点看，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和思想渊源。在长期的孕育和形成过程中，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十分重视观念的作用，对意识形态斗争的威力有着足够的认识。早在1948年，当保守主义仍处于政治舞台的边缘时，理查德?韦弗就出版了《观念有其后果》（Ideas have consequences）一书。而韦弗绝对不会想到他这本书的书名会成为以后保守主义者在欢庆胜利时的口头禅，1986年，在里根政府管理和预算署（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担任高职的迈克尔?霍洛维茨（Michael Horowitz）得意洋洋地告诉记者说，“你知道我怎么到这里来的吗？是观念。观念的确很重要。观念驱动国家。”（吕书第166页）事实上，包括霍洛维茨在内的绝大多数保守主义者和韦弗一样不相信观念本身就会自动地产生影响，他们认为，只有建立在良好观念基础之上的积极和有技巧的行动才会带来好的结果。因此，从70年代早期起，来自不同方向的保守主义流派开始共同努力以建立一个对抗性运动（counter-movement），意欲取代自新政以来支配公众思想和社会政策的自由主义机构、消除自由主义观念。大致来说，这一对抗性运动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政治上“新右派”（The New Right）和宗教新右翼的兴起。新右派产生的直接原因是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后，继任的福特总统提名共和党东部权势集团领袖纳尔逊?洛克菲勒为副总统这一事件。在1964年戈德华特竞选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以维格里为首的一批共和党青年保守派对此不满。由于认识到政党常常会因为政治需要特别是选票而牺牲其应该代表的“原则”，维格里等人开始建立一个由各种“奋斗目标单一”的集团组成的可分可合的跨党联盟。从意识形态上说，新右派基本上继承了《国民评论》的保守主义，但它的关注点并不在此，它主要进行草根政治动员。所以，新右派之“新”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于它的“群众路线”，即兜售意识形态的新方式和对可能支持保守主义事业的选民进行政治动员（下划线由笔者所加）。由于它的最主要目的是影响选民，新右派只是针对社会现实问题提出一系列非常保守的政策主张，而且往往对不同的选民强调不同的具体问题。在国内政策上，新右派特别强调家庭和宗教的重要性，反对女权主义、自由堕胎、工会、轻率离婚、同性恋、吸毒和色情淫秽；
新右派还关心教育和社会秩序，要求根本改变美国现行的自由派教育政策、加强宗教在学校中的地位，反对肯定性行动、反对枪支管制；
在经济政策上，新右派反对政府干预，主张尽量减少福利开支、大幅度减税等。在对外政策上，新右派坚决反对美苏缓和，主张建立美国的军事优势。此外，新右派领导人在建立新宗教组织和招募与培训新宗教组织领导人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新宗教右翼的兴起。新宗教右翼的兴起也是一种政治上的反弹，造成这种反弹的主要是沃伦时期法院的一系列决定（包括禁止在公立学校中进行宗教祈祷仪式、将淫秽作品作为一种言论自由加以保护、使堕胎合法化）、性革命和女权主义。（吕书第167页）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另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将抽象的观念落实为具体的行动，他们要努力建立一个能与自由派知识精英的“权势集团” 分庭抗礼的“敌对权势集团”，以便重塑政治和公共政策的议程与轻重缓急次序、建立有利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和公共政策的思想框架，尽管保守主义者自己常常把这些活动说成是“观念战争”，“但是它所包含的远不止学术殿堂内的学者辩论。……进行观念战争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和相互关联的机构基础设施。”因此，保守主义基金会和活动家们建立起了一个由思想库和其他政策研究与倡议机构、媒体、出版物等组成的组织网络。随着来自保守主义基金会和大企业金钱的大量流入，这个组织网络的发展极为迅猛，在美国政策辩论和政治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早在1984年，温和的共和党人约翰?萨洛马（John Saloma）即已注意到这个网络的存在，当时他警告说，这个“新的保守主义迷宫”已经成为“美国政治中重要的新力量”，如果不受约束，它会把整个国家政治中心点急剧地拖向右翼。他的预测看来是应验了。今天，保守主义迷宫变得更大、更为复杂和精巧、影响公共政策议程的能力越来越大。在保守派攻击“20世纪自由主义所建立的统治秩序”三次大浪潮——里根及所谓的“保守主义革命”、金里奇和所谓的“共和党革命”、现在的小布什政府——的背后，无不有它的身影。（吕书第168页）
然而，新保守主义最引人注目的工作还不是上述的行动，而是其在意识形态领域方面的学术渗透。由于这项工作，新保守主义具备了“雄厚”的学术基础，从而使得新保守主义比起其他的种种社会政治思潮，具有了更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并最终成为美国社会中一支可以左右国家前进方向的力量。新保守主义集团开始这一工作的时间，无法具体的划定，但至少从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的大公司和财团就已经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并且独具特色，效率极高。
大致来说，企业界除了以一个整体——如1972年建立的企业圆桌会议（The Business Roundtable）——来直接游说国会、对政治候选人的捐助越发意识形态化、也更为协调和对公众进行“政治教育”以营造有利于整个企业界的政治气氛外，还开始大力资助保守主义的思想库和其他研究组织，不仅帮助建立了大量新的保守主义政策机构，还使得原本一直默默无闻的老的思想库焕发了青春，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明星”。正是在大企业雄厚资金的支持下，经过70年代和80年代前半期的迅速发展，保守主义思想库和倡议组织成为美国政策领域声音最为响亮的群体。保守主义思想库的“旗舰”，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1970年时的预算仅为90万美圆，到1983年即已增加了十倍，达1060万美圆；
而同一时期内，持中间立场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美国历史最悠久和最大的基金会之一——的年度预算只增加了一倍，从550万美圆增至1190万美圆。60年代早期一度接近破产边缘的斯坦福大学胡佛中心（Hoover Institute at Stanford University）1970年的预算为190万美圆，1983年增至840万美圆；
乔治城大学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70年代中期的年度预算一般接近100万美圆（1976年为97.5万美圆），到80年代后期以前已增至年均800多万美圆（1985年为860万美圆）。同时，一些新建立的思想库也发展极快，表现抢眼，最“生猛”莫过于1973年才建立的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了，到80年代，它的年度预算已与保守主义思想库的老大哥“美国企业研究所”持平，将近1100万美圆。保守主义的以政策为导向的研究和讨论组织网络的发展不仅为大企业提供了影响政府重要政策的主要方式，还为创造有利于企业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思想库”不仅仅是要塑造具体的政策，还为保守主义理念和自由企业体系提供合法性的证明，向国会、行政部门和新闻界提供供讨论的公共政策问题，同时还是里根政府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保守主义思想库在大企业圈子和保守主义理论家的圈子之间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接触界面，在这一过程中，它使得大企业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越来越浓，保守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到80年代保守主义政策机构及其所鼓吹的保守主义观念已占据上风时，无论是出于财政压力、思想的转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持中间立场的主流政策研究组织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右转的倾向。（吕书第174页）
为了在政策领域贯彻保守主义观念，保守主义基金会遵照鲍威尔“缔造一场运动”的长期计划，资助并建立了一个由思想库、倡议组织、出版物和其他政治团体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的触角还伸展到媒体、院外游说集团和其他领域。现在，经过30年的努力之后，它们已经建立起一个包括500家组织在内的意识形态基础设施。
从效果来看，保守主义基金会在美国政治辩论和公共政策中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主流基金会，其根本原因有二：其一、资助的数量和集中程度。在保守主义政策机构和政治组织所接受的捐赠中，超过100万美圆的资助是很常见的，但在自由派政治团体中是很少见的。NCRP97年的报告发现，1992-94年间，12家保守主义基金会把他们全部捐款的三分之二约为2.1亿美圆捐赠给鼓吹如下政策议程的组织和项目：将政府服务私有化，反对联邦的反贫困开支、工业管制，将社会福利的责任转交给州和地方政府以及慈善部门；
资助的重点放在主要关注全国政策和在全国有影响的思想库和倡议团体，资助的集中程度极高，75%的捐助给予了18%的受让人；
1995年，得到资助最多的5家保守主义各议题公共政策机构的总收入为7700万美圆，而8家左翼各议题公共政策机构的总收入仅为1860万美圆。而在主流的持中间立场的基金会和支持与同情自由派的基金会的全部资助项目中，对思想库和政策倡议机构的资助只占极小的比重，它们的资助主要给予学术研究项目如治疗艾滋病的研究、美国本土的共同体发展项目和不发达国家的医疗卫生、教育和科技事业等。
其二、保守主义基金会的资助带有十分突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目标就是要促进高度政治化的议程。1995年，科赫和兰波慈善基金会的总裁理查德?芬克（Richard Fink）在慈善圆桌会议年度会议的发言中，利用市场比喻来概括基金会如何能对公共政策施加最大的影响：“像卖洗衣粉那样兜售政治意识形态”。他说，观念转化为行动需要发展思想原材料、把思想原材料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产品、向公民消费者兜售和散播这些产品。捐助者要参与整个生产流程，资助学者和大学的项目——因为他们/它们提出社会转变的思想框架，资助思想库——把学术观念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建议，资助执行团体（implementation groups）——他们把建议带到政治市场并最终带给消费者。用一个基金会理事的话说，他们知道政府的政策是以经过“一传送带输送来的思想家、学术界人士和活动家”的信息为基础的，并针对这一状况提供资助。他们支持传送带上每一站点的工作：包装和重新包装保守主义议题立场的全国性保守主义思想库以及州和地方一级的思想库，在华盛顿进行游说和塑造全国媒体报道情况的全国性政治团体，在各州做同样工作的州一级团体，煽动地方行动的草根组织，报道、阐释和放大这些活动的全国性和州媒体，记录这些活动历史和推动议题思想疆界的学者，组成新一代学者和未来运动领导层的大学毕业生，大学校园内的报纸——塑造了美国下一代政治领导人政治意识形成的环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结果是极右翼在许多议题上观点的放大，尽管资助的接受者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完全与基金会步伐一致，但是接受者们把同样的议题传送到他们各自的受众那里，从而使多年以前即已被主流贬斥或抛弃的许多政策观念在公共辩论中依然活跃。反过来，这对于右派正在进行的重塑美国社会的努力具有极大的价值。（吕书第188－189页）
当然，保守主义基金会的钱不是白给的，接受其捐助的机构与组织必须宣传他们的意识形态、支持与这些意识形态相符的政策主张，否则就难免受到惩罚。80年代初期，传统基金会委托一位前陆军上校乔治?库恩（George W. S. Kuhn）进行军事改革方面的研究。库恩写了一份名为“结束防御停滞”（Ending Defense Stagnation）的研究报告，作为传统基金会的年度出版物《议程83》的一章出版。库恩的报告指明了那些不能使用的武器的名称、完全多余的军事指挥位置，得出的结论是“增加开支并不能买来军事力量的加强”。基金会的管理层最初对库恩的研究十分热情，以极快的速度出版、将副本送往白宫、安排了无数次媒体报道。但没想到，国防部长加斯帕?温伯格（Casper Weinberger）看到之后十分愤怒，海军部长莱赫曼奉命向传统基金会施压。莱赫曼写信给传统基金会的长期支持者库尔斯基金会的老板库尔斯，库尔斯然后打电话给传统基金会总裁富尔纳。很快，公开宣传库恩研究的活动突然全部停止，库恩被冷落一段时间后被解雇，关于他研究的所有材料从传统基金会的文献中消失了。80年代另一个因为“不识抬举”而被思想库解雇的分析专家是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乔纳森?斯坦（Jonathan Stein），他在出版了一本严厉批评星球大战计划的书几个月后，被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解雇；
因为对星球大战计划的研究会不仅为该机构带来几百万美圆，星球大战计划还是保守主义运动所雇佣的专家们提出的。因为研究不合保守主义基金会管理层口味而受到惩罚的不仅限于个人，保守主义思想库的旗舰美国企业研究所亦曾因此受难。平心而论， 90年代以前的美国企业研究所尽管也宣扬保守主义的政策和思想，但是，它仍追求学术声誉，希望能够象布鲁金斯学会那样受人尊重。80年代中期，有些保守主义基金会认为，美国企业研究所在追求学术上已经走得太远，它的研究方向已经趋于中庸，因此决定给它“断奶”。1986年，欧林和史密斯?理查森两家基金会取消对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所有资助，致使美国企业研究所陷入财政危机当中，总裁小威廉?巴鲁迪（William Baroody, Jr.）被迫辞职。主流基金会在这方面与保守主义基金会也不一样，它们即使在资助思想库和倡议组织时，仍倾向于纯学术研究，且没有意识形态和政治要求。然而，正是这一“优点”，成为让保守主义集团在意识形态领域方面逐步占据上风的重要因素。因为，新保守主义集团的原则十分明确，拿我的钱，就必须为我服务。吃我的饭，就必须为我摇旗呐喊。用我的钱攻击我的主张，这样赔本的事情决不能干。
从这个基本原则出发，保守主义基金会资金的主要流向是：1、保守主义学术项目、培训下一代保守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改变大学的课程设置；
2、建立并加强全国性的思想库和倡议组织的基础设施，主要资助关注国内政策问题、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外交政策和全球事务的机构；
3、资助媒体；
4、资助保守主义的亲市场的律师行会和其他与法律有关的计划和组织，支持地方和州一级的思想库和倡议团体网络；
5、改变人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资助宗教和慈善事业领导人的活动。为了在争取美国未来的战斗中获得持久胜利，右翼基金会深知他们不仅必须控制现在的公共辩论，还必须促进下一代保守主义学者、记者、政府雇员、立法者和活动家的成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四姐妹”等基金会向保守主义的大学项目、大学教授职位、巡回讲座、右翼学生出版物投入了巨额金钱；
建立并支持保守主义教授的网络。1992-94年，NCRP调查的那12家基金会向大学提供了8890万美圆，想达到两个目的：一、建立并加强支持保守主义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观点的思想体系，他们向学者、学术研究项目、研究机构和公共政策中心捐助了上千万美圆，当然，这些学者、学术研究项目、研究机构和公共政策中心的工作必须能够支持和扩展自由市场经济学和有限政府的哲学和理论基础。二、建立大学教职员、学生、校友和校董事的组织网络以反对和倾覆大学校园内的进步主义课程和进步主义政策趋向。保守主义运动所采取的具体战术是攻击所谓的“自由主义”高等教育，步奏有二：第一步是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在大学校园内居于主导地位的左派和自由派已经使学术标准腐化并压制了自由学术研究的空间，然后大力宣扬鼓噪使之为公众所知；
第二步是利用这种批评向大学施压，要求大学进行改变，特别是改变大学现行的招生政策、课程设置、教职员的聘用和资金支持政策。92-94年间，基金会向145家学术机构、学术项目和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捐助分布如下：2300万美圆用于开设或扩展具体的学术项目和课程；
主要通过法律、经济学、政治学和公共政策分析等学科的奖学金将1680万美圆用于资助大学本科生、毕业生和研究生；
780万美圆用于学术改变组织的活动；
760万美圆建立大学的教授职位和支持优秀学者；
610万美圆支持国内政策研究；
570万美圆支持某些研究中心的日常运转；
460万美圆支持外交政策研究；
330万美圆支持各类会议；
310万美圆资助法官培训项目，内容是将经济原则适用于司法决定；
210万美圆支持书籍写作和出版。在8890万美圆中，5130万美圆给了16家机构，其中被称为保守主义思想家本营的芝加哥大学（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也正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最先把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推销给罗斯福及其高级幕僚的）获得的捐助最多，为1035万美圆；
哈佛大学，967万美圆；
乔治?梅森大学，855万美圆；
耶鲁大学，595万美圆。（吕书第191－192页）
在这一过程中，保守主义集团的最大学术收获来自“法律和经济学项目”。法律经济学派的建立者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经济学家阿隆?迪莱克特（Aaron Director），他以为，法律只是证明自由放任经济学逻辑的另一种方式。正是在他的鼎力帮助下，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进入芝加哥大学。科斯认为法律规则应当考虑社会成本，而依靠市场可以使社会成本最小化。该学派的另一位学者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则更为激进地宣称，“我憎恨‘正义’，这个词没有任何意义。” 波斯纳不仅把法律简化为经济学，还简化为一种特定的经济教条，并把这种经济教条奉为普遍真理。按照他们的推理，市场蕴涵着可解答任何法律问题的正确答案，我们只需去辨认看不见的手的意图即可。总的来说，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法律经济学派强调“经济效用”和“财富最大化”是司法观念的理论基石。毫无疑问，作为一门学问的“法律经济学”是很有价值的，正像该学派的其他学者如罗斯—艾克曼（Susan Rose-Ackerman）指出的那样，从内在的本质来说，法律经济学既非自由也非保守，它只是提供了一个考察各种法律问题的有用的、重要的分析工具（经济分析）。虽然以往也存在着其他学科如社会学和精神分析学进入法学的情况，但那只是为了解决具体实践中的问题，而法律经济学学派的理论则会改变法律的整个框架和理论基础。如果说，法律经济学学派的理论极富学术价值的话，那么当他被保守主义运动的活动家们用于实践当中时，理论的逻辑立刻在现实的逻辑面前变得无比苍白。（吕书第194页）
从某种意义上讲，保守主义集团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具有十分长远的眼光。为了使保守主义的学术体系后继有人，招募和培养学校中的年轻人成为右翼集团在意识形态领域学术较量中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为资助年轻学生在公共政策分析、经济学和政府学方面的培训，保守主义基金会在1992-94年间以奖学金形式的开支近1700万美圆。对乔治?梅森大学的资助是此类活动的典范，该校位于华盛顿特区边上，便于接近决策者。正因如此，该校能在1992-94年间获得855万美圆的资助，在所有接受捐助的高校中名列第3，超过了象耶鲁、麻省理工和斯坦福这样的名校。该校的人文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Humane Studies，1992-94年间获得300万美圆的捐助）和市场过程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Market Processes，1992-94年间获得210万美圆的捐助） ，主要负责向年轻的保守主义者提供培训以便他们今后参与公共政策工作，前者为学生举办关于自由市场经济学和自由至上主义思想的暑期免费研究会；
向愿意继续进行研究的学生提供最高达17500美圆的奖学金；
后者同样提供有奖学金的夏季培训项目，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参加为期两周的市场条件下的公共政策“思想”培训和为期八周的实习生安置计划（主要安置在保守主义政策机构内，因为大多数著名的思想库也在华盛顿）。（吕书第195页）
对美国现有的师资队伍进行有效控制更是保守右翼集团的日常工作之一。
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的拉道夫?理查森（R. Randolph Richardson）在1984年散发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讨论了如何改变美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界的“自由主义倾向”，他指出有两大可行的战略：“威胁性的活力主义”（deterrence activism）和“高端鼓噪”（high ground articulation）。“威胁性的活力主义”是一种老套的做法，也是保守主义者正在使用的战略，就是对左翼议程做出反应，至好也不过是大吵大闹以引起媒体注意的一种形式。因此，他倡议采用“高端鼓噪”，通过新闻网络、学生刊物等提出系统且全面批判左翼趋势的观念、呼吁需要学术和思想的严格标准。大方针既定，接下来就是遵照执行。1992-94年间，保守主义基金会投入近800万美圆用于支持教职员的组织网络、保守主义的学术评估机构和保守主义学生出版物和其他组织，目标是“逆转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向非传统学者和学生开放的趋势”；
努力活动以赶走和取消他们所认为的过于敌视自由市场或过于批评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念和历史的学者和学术项目。执行这一使命的主要组织包括号称拥有6万成员的校际研究协会（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全国学者联谊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麦迪逊教育事务中心（the Madison Center for Educational Affairs），其中全国学者联谊会还建立了右翼学生出版物的“学院网络”（Collegiate Network），旗下有66家校园学生报纸和刊物。
正是凭借以上活动，保守主义基金会“通过战略性地使用其资源，……富有技巧地策划了必将在全国政策辩论中发挥巨大影响的右翼知识分子的壮大。”（吕书第195－197页）
目前，美国政坛正在发生着一场深刻而持久的变化，这种变化，固然与911的恐怖袭击有关，但与新保守主义长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学术渗透工作有着更为深刻的联系。如果从因果的角度分析，911的袭击本身就是美国对外政策处理不当的结果。所以，911在这种意义上是一种结果而非原因。但是，这并不证明它能引起更多的美国人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反思，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新保守主义的“预见性”。因此，即便美国的超强实力不足以继续推行新保守主义的单边政策，美国政府也不会就此止步。正如王炎所说，“9.11”之后美国永远地改变了，但在日常生活里，美国人尚未切身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后果。然而，新的意识形态会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而且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所谓“美国价值”也不例外地被牵动了。美国文化的深层气质、或者说“美国性”（Americanism）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王炎：反恐改变着美国，《世纪中国》网站2006-02-17）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其实质就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换言之，无论新保守主义在具体政策上怎样变化，都不能掩盖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新保守主义已经成功地成为了美国新的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学术较量中，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已经获得了占压倒优势的胜利，由于这种胜利，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新保守主义不会遇到真正的挑战——除非它的对手也从它过去所从事的工作做起。
从一种更深刻的角度分析，二战以后各种行业的专业化倾向已经改变了世界原有的学术游戏规则。原有的游戏规则认为，学术研究至少从理论上看是相对独立的社会公器，但现在这种公器已经开始逐步地以一种新的形式被财富和权势的集团垄断和操纵。事实已经证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学术较量中，有组织、有计划、有经济资助的“学术研究”有着更为持久和广泛的影响。也许从纯学术的角度讲，一些成果根本与学术无关，但这并不妨碍其在社会政治领域发挥重大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中，“学术性”只是较量中的一项武器，而不再是目的本身了。这样的一种变化，对于真正的学术事业，无疑是一种悲哀。但这样的一种变化又是我们所无法阻止的，因此，认识到这一点，用一种实事求是的眼光来分析西方的学术成果，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