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得不承认，阅读新左派诸公的作品对于我，是一个痛苦的经历。特别是阅读汪晖先生的文章，简直可以说是一种折磨。我不明白，他作为研究鲁迅的文学之士，怎么似乎连汉语都有点生疏，不是翻译作品胜似翻译作品，不过读某些翻译得好的外国作品也比读他的文章幸福。他的文章岂一个晦涩了得。为此感到失望的不应是我，应该是被他研究的鲁迅。
这还不是唯一的痛苦，更痛苦的是，他们如果不引用某个外国人的话似乎就开不了口，常常是连篇累牍的引语，读完之后，不知道他们想说什么。
他们的论证方式也让我痛苦。主张一种观点，论证方式就是某外国学术权威早就主张过；
反对一种观点，只要说出哪位外国权威早就否定过，就可得胜回朝。为了打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是拿伯林打柏克来旁敲，就是拿卢梭打洛克来侧击[1] 。满篇不是马克思就是马克斯，不是柏克就是伯林，不是哈耶克就是托克维尔，不是哈贝马斯就是罗尔斯，烦死你。
当然，他们也不是都说别人的话或听不懂的话，有时我觉得听不懂还好些，听得懂的有些则让我想起文革。甘阳先生写得最通俗的是骂戴晴和沈昌文的文章，在一篇讲理的文章里，他文雅地写道：自由主义者“早已是一半为官方一半为大款驱走的得力马弁” [2] 。至于汪晖先生说某位自由主义者写宣言式的文章时，表现了“惊人的无知”，找“胡言乱语的借口”[3] ，不知道是否引用的是某地方言俗语，他没有加注，所以不得而知。
他们似乎是在谈中国的问题，但听起来谈的都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他们讨论某个价值观念，比如自由主义，比如私有产权，在美国受到哪些批评，财产权正像一束丝一样在分解，仿佛是在谈论一件时装被美国模特穿了是否合身，臀部是否有点紧绷，以此来决定中国这个模特儿能否试装。他们假装没看见，这时，中国模特正一丝不挂。我不否认这些讨论的价值，但他们何不写成英文，给他们谈论的国家的读者看？也省得我们受罪。
崔之元先生是谈了中国的，但他那种谈论方式使我想到一个行为古怪的大夫，坚持用放大镜要在麻疯病人身上寻找一块完好的皮肤，以此证明，这人有自我痊愈的能力。他在美国学习这么多年，居然没有发现比毛泽东的所谓“鞍钢宪法”更好的经济管理方式[4] ，也没有发现比“文化大革命”更有制度化潜力的“大民主”形式[5] ，我真不知道是应该归因于美国教育制度的失败，还是应该归因于他本人观察能力的缺失。拿中国过去的破烂糊弄美国左派还可以，糊弄到国内来了，岂不是回家乡穿开档裤翻斤斗，一下就让人看出破绽？
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不完美，但不完美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不能因为自由也有缺点，不能因为极权的起源也有自由的份，就把自由和极权等量齐观 [6]。如果因为后工业化国家几个反潮流的思想家发现自由主义面对新的世界局势，也有重新定义的问题，以此为理由就在中国制造对自由主义的怀疑情绪，那就如同一个体重超标的人发现脂肪对他的身体弊大于利，于是主张饥饿中的非洲儿童也要减肥，要喝脱脂牛奶一样。如果这种主张来自一个医生，我们不会认为这是一个高明的医生。自由，在西方可能有过多的问题，但在中国肯定是过少的问题。我们连言论自由都没有，连结社的自由都没有，难道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也遇到了什么挑战和困境了吗？这种故意回避明白的问题，专找暧昧的问题纠缠的习惯，还是像烟瘾一样，戒掉为好。不谈中国没有结社自由，大谈什么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挑战[7] ，这是对婴儿谈节制性欲和计划生育问题，这是要给婴儿发避孕套和避孕药，如果不是无中生有，也是太早了点儿。
要说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怀疑甚至所谓“反思”，没有中国的背景，那也是不公正的。虽然不愿意把话说明白的汪晖先生喜欢用疑问句表达观点，但我们从他提出的下述几个问题，还是可以看出他的倾向的：“是否应该把社会财富的不公正分配作为建立政治民主的前提？……市场的扩张能否自然地导致民主的实现？我们是否认为政治民主必须以重新制造阶级分化、形成新的社会等级制为前提？”这有点像天问。
在另一个地方，他用假设句说：“如果宪法确定的政治权利不能有效地为公民的民主参与铺设道路，如果这些政治权利不能对种族的、性别的、阶级的不平等产生真正的制衡的作用，如果这些民主权利没有能力遏制垄断、强权和支配，不能限制权力市场化或市场权力化，我们就必须考虑更为广泛的、全面的民主构想。”
什么是“更为广泛的、全面的民主构想”？汪晖解释说：“从理论上看，就需要设想现代化社会的政治目标不仅是政治的民主化，而且还必须是经济的民主化和文化的民主化。例如，如果人们由于在私有化过程中发了财，就要求政府更多地保护个人财产权，而不是保护种种人权，坚决要求护卫个人权利的主张就变了质。” [8]
他这个民主观点和崔之元有默契。后者为21世纪的中国提出的构想是“经济、政治‘大民主’的制度化”。什么是崔之元设想的“大民主”呢？他给了解答：“中国若发展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大民主’选举，一定能比美国做得更好。”他还说，“今天中国的民主化没有必要再走政党政治的老路”，“中国共产党可能允许‘个人化’选举的实行，并推出有个人魅力的候选人”。作为中国改革的新任设计师，他指出：“中国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应是‘经济民主’，而非‘绝对的财产权’” [9]。
归纳一下，他们的观点可能是：第一，政治民主不能以财产不平等和阶级分化为前提，这是新左派惯用的否定式表达句（此外还有疑问句，假设句），如果用陈述句来说，政治民主要以财产平等和阶级平等为前提；
第二，如果财产不平等，就不应该单独实行政治民主，而要同时实行“经济民主”，其目的，好像是要解决“人们由于在私有化过程中发了财”的问题，也就是解决财产平等问题；
第三，中国的政治民主是在“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基础上的，据说，这一定比美国的好；
第四，这种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下的民主，候选人由共产党“推出”，“没有必要走政党政治的老路”；
第五，这种民主是“大”的，所谓“大”，按崔之元的说法，就是“定期的国家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直接选举”。
细细玩味一下这些主张，你会发现，中国20年来的改革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个问题，因为它制造了阶级分化和财产不平等。如果新左派诸公执政，还要费他老人家的心重新通过“经济民主”可能就是公有化来解决财产不平等问题，否则，民主不能搞。特别是在崔之元看来，离理想体制最近的就是毛体制，只要在毛体制的基础上，“使造反有理制度化，同时建立‘不可侵犯权’和‘不稳定权’”，但不包括“绝对的私人生产资料所有权” [10] ，就行了。他似乎是认为把男人阉割了，还有生育能力。没有私有制还有自由，没有自由还有民主，在一党执政下，在公有制下还有“不可侵犯权”，这已经不是无知，而是愚蠢了。
这就难怪甘阳只问“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而不问“是自由的民主还是不自由的民主”？如果也可以把新左派的所谓“大民主”叫做一种民主的话，那也只是极权主义的僭主民主，我说过，那是伪民主假钞。这种“民主”体制下是肯定没有自由的。没有民主的自由可能是幸福的，比如新加坡和回归前的香港；
而没有自由的“民主”一定是灾难，比如新左派最爱谈论的十年“文革”。
从这里可以看出，与老左派相比，新左派只新在词句上和引文上。
怪不得汪晖要把自己的文集命名为《死火重温》了，他不如干脆就叫《僵尸还魂》。据说，这本文集还得了他自己主持评奖的“长江读书奖”。长江读书奖奖金99万元人民币，是香港李嘉诚的长江集团提供的。汪晖不是阴阳怪气地谴责国际大资本吗？怎么这回要分国际资本一杯羹？看来，他反对的只是对他没有好处的国际资本。新左派不是主张要公平分配吗？怎么这回轮到他们来切一块小小的蛋糕，就尽往自己人的盘子里放呢[11] ？看来，对他们有好处的分配，就是公平的分配。了解了这些，再读他们的文字，就不仅是痛苦，而且是厌恶了。新左派的恶劣文风和不洁行为再一次提醒我们，在中国，“左”是不能轻易沾的，无论新旧。一左就无情，一左就无耻，一左就无信，这样的教训还不深刻吗？
新左派的根本问题是把西方在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对自由与权威之间的微调，以及少数思想家的说法，说成是在价值上和制度上对自由的质疑甚至否定，以此来影响中国的制度性选择。
新左派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可能是福音，在今天的中国则可能是毒药。因为前者已经有成熟的自由制度，批评的智慧只能被它吸收以完善自身；
后者还没有完全脱离专制军警社会，对自由的责难，只能被统治者利用来延缓政治体制改革。在西方责难自由主义，是反潮流的英雄；
在中国，责难自由主义，则是逆潮流而动的懦夫。
汪晖在描述他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身上看到的毛病时，引用了赫尔岑的一句话：“我们不是医生，而是疾病。”我们也可以仿照这个句式说，新左派提供给中国的，是疾病，而不是药方。
新左派对弱势群体的关心，是对的，值得称道，但解决办法是危险的。解决国内经济平等问题，只有在自由经济制度下通过税收和收入政策来解决，任何想从根本所有制上来追求经济平等的主张，只能导向已经被证明失败了的共产主义经济制度。解决国际强势资本和穷国问题，只能通过本国经济的发展和开放来解决，不可能通过闭关锁国来解决。历史已经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前苏联闭关70年，中国锁国30年，变成了大国穷邦；
而亚洲四小龙不怕所谓国际资本，坚持经济开放，几十年下来，变成了小邦富国。
新左派的主张有被左右两种倾向的思潮利用的可能，不论是谁利用，对中国都是祸事。他们的“大民主”论和财产平等论，有在中国导致一场新的共产主义性质的社会革命和新的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他们的国际资本掠夺论，有在中国煽动起仇视外国的义和团情绪和极端爱国主义的法西斯情绪的危险。
幸亏新左派作家的作品，能让你看懂的大多是骂人的污言秽语，比如甘阳和韩毓海的某些文章；
想说理的，理都说不清楚，比如汪晖和崔之元的某些文章。这都减少了他们作品的阅读面，缩小了他们的影响力，削弱了普通人对其思想的同情，从而也降低了危险性。
2000年7月于美国麻省康桥
注释：
[1]参见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
[2]同上注。
[3]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
[4]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作者没有注意到，就在他大谈后福特主义和"鞍钢宪法"所体现的日本式团队精神时，亚洲金融危机打击下的日本经济危机已经迫使日本大公司纷纷放弃以团队精神、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制度为核心的日式企业管理的"三大法宝"。
[5]崔之元：《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
[6]汪晖在《"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同样是对极权主义的思考，马尔库塞、卡尔*q波拉尼的理论实践和历史实践都与上述作者的看法不同。他们从各自角度认为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自律性市场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关系。……波拉尼则从英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发现了自由放任主义曾经是一种好战的信条。换句话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存在着通向极权主义的可能性"。这里存在许多概念混乱和偷换。我也发现自由空间极大化是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扩张主义的成因之一，并在本书里给予了表述，但这绝不能成为混淆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对立关系的理由。自由空间极大化如果不是专制主义的权威极大化庇护，也不会导致扩张，更不会导致专制和极权。况且，极权主义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专指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全权主义政治体制，那么喜欢玩弄概念的汪晖先生怎么在这里不"反思"这个概念？能把历史上的自由放任主义和专制合作产生的扩张主义，等同于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吗？
[7]汪晖：《承认的政治、万民法与自由主义的困境》，文中说，当代自由主义面临三大挑战，其一是"族性、性别问题提出了保存某种文化和群体的特殊性的诉求，从而构成了对以个体为本位的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挑战"。
[8]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
[9]崔之元：《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
[10]崔之元：《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
[11]秋风：《质疑"读书"》，电子中文版，中文新闻网站：小参考，2000年6月20日。网址是www.bignew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