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某种动物在民族或国家的意识形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媒介，由于被认同为自己的祖先而受到集体的崇拜，成为某种精神凝聚力的形象标的，这样的情况自古有之。中国的龙凤，古印度的神牛和神猴，古埃及的甲虫和鹰蛇，古罗马的母狼，等等，均是如此。19世纪后期兴起的文化人类学，在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崇拜中发现大量动物祖先的观念。由于这种动物祖先在当地语言中叫做“图腾”(Totem)，人们就借用该词的发音，移植到西方语言中，并引发出热闹一时的图腾理论浪潮，对于人类学的原始宗教研究产生了很大的推动力。直到今日，关于宗教起源的各种理论假说中，图腾说依然有不少支持者。在学术界以外，作家艺术家受图腾说的影响，在形象构思中纳入人类学的知识背景，出现了“原型”表现的新传统，相应的在文学批评界引出专门的一派，被称作原型批评、神话批评或图腾批评。
图腾说在20世纪初进入中国学界，激发出一波不大也不小的研究热潮。李玄伯《古史新探》以图腾观念来重新诠释古史传说；
岑家悟《图腾艺术史》从图腾崇拜关照艺术发展历程。这在当时都是使人耳目一新的著作。80年代，文学美学界的图腾批评引入中国时，也迎来了积极的回应。郑元者的《图腾美学与现代人类》，何星亮的《中国图腾文化》，都是一时之选。但是这次学界对图腾的热情不久又沉寂下去。因为缺乏理论方面的建树，终究难以为继。
一、狼来了
就在中国的图腾批评在学术道路上艰苦跋涉之际，流行歌手齐秦一首《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唱红了大江南北。可以说是第一次的“狼来了”。这首歌对于那个时代的过来人都不陌生。人可以是狼，这样的唱词背后潜伏的远古信仰的迹象，只是被当作艺术语言的比喻修辞，远没有上升到图腾的高度来认识。尽管如此，“北方狼”还是出现在流行话语中。人狼之间隔膜与敌对的坚冰终于被打破，多少勾起人们对环境中日渐稀少的狼的记忆。
当代创作中的狼主题再现，要数贾平凹的小说《怀念狼》。虽然出自文坛名家，却没有怎么火爆，不过充当了“引子”，预示着“怀念”从个人蔓延到集体：“狼来了”。2004年至2005年的国内图书市场，最响亮的书名是《狼图腾》。首印是5万册，随后不断重印。如果算上大街小巷各个地摊上层出不穷的盗版和改版书，根本无法说清这部小说总共发行了几百万册。出版商们争先恐后跟风推出的《狼道》、《狼性经营法则》一类新书铺天盖地，也昭示着狗年的新动向。据《中华读书报》消息，因《狼图腾》引发的关于“狼族精神”的争论在社会各界展开，该书持续高居各大图书榜单前茅，很多教师、家长希望学生、子女也能一读此书。为消除书中因探讨价值观、民族文明方面的深奥问题所造成的阅读障碍，让更多的小读者领略“狼道”精神，出版社与作者又专门为儿童特别打造了《狼图腾》少儿版《小狼小狼》。
小说原本是想象的故事，《狼图腾》却自觉承担起了重要的学术论说功能。作者给自己取的笔名“姜戎”，本身就有一定的颠覆性，不留心的读者往往会忽略这个名称的文化政治内含。同前些年一位苗族将军写的书名《我的祖先是蚩尤》对照起来看，其用边缘化的立场挑战华夏文明中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观，用意还是明确的。小说出版的策划人安波舜在“编者荐言”中不惜拿出耸人听闻的一个标题———“我们是龙的传人还是狼的传人？”显然这部小说已经把文学写作变成了文化史的专题考据。
《狼图腾》考察的结论很明确：中华龙图腾是从草原狼图腾演变而来的。在狼图腾和龙图腾之间，还有一个饕餮图腾的阶段（《狼图腾》第407页）。听起来好像不无道理，但是没有深入调查研究的一般读者，显然无法判断其虚实。我们的祖先时代是否普遍崇拜狼呢？
小说结尾最后的几行字，充满了今非昔比的感伤：“狼群已成为历史，草原已成为回忆，游牧文明彻底终结。”这样的悼词性修辞，很容易让读者联想起《最后的莫西干人》或《最后一个匈奴》之类的名目，不由得会引起对生态环境的反思。再看看书后附加的洋洋数万言的“讲座与对话”，不难体会到作者为中华文明重新寻找文化认同的一片苦心。跟随作者的思路，不少人认可了书中的观点：龙所代表的封建精神，压抑了民族的生命，只有恢复狼的精神，民族的腾飞才有保证。
这种集体性认同或许就是一大批弘扬“狼性”或者“狼道”的跟风出版物能有市场的重要原因。很可惜的是，学界对《狼图腾》的态度似乎是保持沉默为主。一部小说的超级大流行，演化为一种文化现象。随着小说英文版权的出售，电影改编权卖出100万元的高价，以及寻求好莱坞大牌导演的宣传，一场重新认识中华图腾的传媒风暴正在到来。这就不能不引起学界知识界和教育界的关注，从学术上认真对待狼图腾说，以避免由小说虚构而导致的认识上的误导。
中华文化的图腾祖先真的是狼吗？二、狼图腾，还是熊图腾？
如果要找出中国多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之中较为普遍的的一种崇拜物，龙无疑是首屈一指的。但是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龙并非现实中实际存在的动物。作为远古神话想象的虚构生物，龙自然有其神幻意象的来源和基础。最近在我国北方的考古学发现不断表明，龙确实来源于现实中的动物。这些动物原型包括猪、鹿和熊。其中熊作为崇拜偶像出现在5500年前牛河梁女神庙之中，尤其引人注目。而且，与神话传说中的华夏民族共祖黄帝直接有关联的，看来也是熊。再参照北方萨满教传承中有关熊的仪式、信仰和观念，可以说熊图腾存在的依据，显然要比狼图腾充分得多，也悠久得多。
《狼图腾》一书中引用了不少史书和学术著述，来证明狼如何受到崇拜。但是那些说法都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东西。其年代不会比文字的使用以前更早。要想证明龙图腾源于狼图腾，就必须探索史前文化的情况，诉诸非文字的实物资料：或者来自考古发现，或者来自传世的收藏品，等等。蒙古草原上的史前文化，以赤峰为代表的红山诸文化最为突出，那是8000~4000年前，由兴隆洼文化延续至夏家店文化，持续四千年之久的玉器文化。如今要考察北方草原生态下史前人类的图腾究竟为何，则非红山文化的玉器莫属。从现有的红山玉器造型看，可以说狼的形象是罕见的。至少就目前已经正式出版的红山文化书籍中，几乎就没有什么著录。而玉雕的熊形象则较为普遍。姜戎把内蒙古三星他拉的玉龙解说为狼首龙，缺乏确实的根据。
2006年4月，笔者和北京大学东方学院的陈岗龙教授、赤峰学院院长德力格尔教授、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子锋教授等学者，一同考察了内蒙古东部和辽宁西部的红山文化区域，在各地的考古现场和旗县博物馆及文物部门，搜集相关的考古文物资料，经初步分析显示：熊作为中华北方史前图腾的一条主线，已经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
三、熊图腾与史前女神的对应
从整个欧亚美大陆看，考古学家在石器时代造型艺术中发现的众多动物形象中，熊具有特殊的地位。熊和蛙、鸮等动物都是作为复活女神的化身而出现的，并不只是代表该种动物本身。换言之，史前人所崇拜的动物神往往不是单纯的自然崇拜。以熊而言，其在史前信仰之中的基本神格便是再生、复活之神。进入文明历史中，熊女神的各种遗留形态依然清晰可见。如古希腊阿尔忒弥斯女神节上，一位女祭司身穿黄袍，将阿尔忒弥斯女神扮演为一只熊。在中国的民间舞傩仪式上也有类似情况：披上熊皮而舞蹈的师公俨然以下凡的熊神自居。
从进化的历程看，熊是数百万年以来猿人狩猎活动的重要对象之一。人对熊的认识和熟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久远的。大约五十万年前，人类就大量捕食过熊、野猪等物种。将熊当作宗教崇拜的对象，也是迄今我们所能够看到的人类最初的宗教活动的证据。生活在十万年前至四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的洞穴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在石头摆成的圆圈形祭坛中央，安放着熊的头骨。这一景象给宗教史的起源研究带来极大的刺激。
北方地区的熊所特有的季节性活动规则，尤其是冬眠的习性，更加容易给初民造成一种能够死而复活的印象，于是就在史前信仰之中成为代表生死相互转化观的一个神奇标本，成为被崇拜的神秘和神圣对象，这也就使它充当了图腾观念首选的物种之一。
从世界范围看，熊图腾的分布非常广泛，其传承渊源较为古老而且分布地域相对集中的是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北方地区，以及北美地区。熊图腾的流传对于处在这一广大地区内的不同民族国家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美洲印第安人和日本阿伊努人的熊祭仪式；
韩国的和我国鄂伦春族、赫哲族、蒙古族的熊祖先神话。中国史前的红山文化玉器出现“熊龙”这样的神话生物，并非偶然。
近20年以来的史前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境内的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将人工制成的熊形象作为神来供奉，已经形成了相当悠久的传统。当时人制作熊神偶像的材料多种多样，有石头的、玉的、蚌壳的、泥塑的，等等。更加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自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到5500年前的红山文化，再到4000多年前的小河沿文化，熊神偶像似乎都是作为人形的女神形象的象征对应而出现的。下面举出这三种文化遗存的偶像作为例证：
例证一：林西县博物馆藏石雕卧兽，距今75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兴隆洼文化。该雕兽红色凝灰岩，质略粗松，外表有一层灰白色土沁。从表面观察，给人的印象似猪又似熊，和红山诸文化所见的同类哺乳动物造型一样，一时难以确定究竟是猪还是熊（于建设主编：《红山玉器》，远方出版社2004年）。稍仔细地考察分析，可以看出其更加近似熊的特征，有三点证明：其一，该兽在表现上不突出刻划其四肢，而在背部特意刻划出分明的脊骨节，使人想到北方猎熊民族保留熊骨植的风葬方式。如我国鄂温克人神话《熊风葬仪式的来历》就对这一重视熊骨的现象做出过特有的解释。该神话说，熊对上天提出要求：“人吃我是可以的，但不得乱扔熊的骨头。”上天同意了。所以鄂温克人对熊实行风葬（黄任远：《通古斯－满语族神话研究》）。这种视骨头为再生之本的观念，是史前人类由来已久的生命观之体现，一直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其二，石兽身体下方隐约刻划出的是爪，而非蹄。如收录该石兽图片的《红山玉器》一书的说明：“兽腹底部隐约可见卧爪。”我们知道猪或者野猪都是只有蹄子而没有爪子的，所以这个细部特征也暗示着兽体下熊爪的存在。其三，兽头上耳部造型，明显呈现为熊的小耳，不是猪的大耳。
例证二：赤峰博物馆藏蚌雕熊神像。距今4870年，出土于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镇的蛤蟆山，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小河沿文化（该地区紧接红山文化之后的原始遗存）。其造型外观明确没有争议，因此被命名为“熊形蚌饰”。雕刻这一熊偶所使用的材料是利于长久保存不易腐朽的蚌壳。与它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个蚌雕人形偶像。这就再度呈现出熊神与人形女神像对应存在的关联模式。
例证三，便是80年代具有轰动性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辽宁建平县牛河梁女神庙的发现。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5500年。庙中除了出土泥塑的女神像之外，还同时发现了真熊的下颚骨，以及泥塑的熊头下部残件。这次考古发现充分表明：熊是作为史前神庙之中的尊神而受到红山先民的特殊礼遇的！而且还再度有力地证明了女神崇拜与熊神崇拜的统一性、对应性。
综上可知：在赤峰地区方圆二百多平方公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先后三次发现人工塑造的熊神偶像，而且几乎每次都是熊的形象与女神形象对应出现。这就明确提示出中国北方史前女神崇拜与北美、西伯利亚、日本北海道和韩国的动物图腾———熊神崇拜之间的文化关联。这种联系与欧亚大陆西端的石器时代熊女神崇拜形成跨文化的呼应对照，值得考古学、宗教学和民俗、神话学者给予关注。
熊女神偶像崇拜在人形与熊形之间的对应，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形成了长达数千年的深厚传统。而内蒙古南部地区又与河北、陕西、山西北部地区相互联系着，那正是传说中曾经发生中华始祖神黄帝与炎帝大战的地区（距离内蒙古东南部不远的河北北部有涿鹿县，该地名即是对那场史前大战的纪念）。从伏羲和黄帝等远古祖先的名号中都有“熊”字的现象来推测，中华成文历史在开篇之前已经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女神传统与熊图腾传统，那些圣王、先祖们名号中的“熊”符号只是对那遥远的逝去的远古时代的依稀追忆而已。借助于20世纪后期主要的考古学发现材料，我们可以站在新的高度重新审视汉字书写文明开始以后有关熊图腾、熊崇拜、熊占卜、熊禁忌的种种现象，寻回那失落已久的古文化层。
四、熊龙说与欧亚大陆的熊祖神话
欧亚大陆的熊祖神话故事的核心是确认本族人的祖先与熊这种动物有着血缘上的直接联系。作为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的证书，熊祖先神话不只是讲来欣赏的文学故事，它更发挥着实际的社会建构与整合功能。檀君神话与朝鲜人的文化认同，黄帝神话与华夏的认同，背后潜伏着的是同一种熊神祖信仰。
华夏第一图腾动物———龙，从发生学意义看，与熊有直接关系。红山文化女神庙的发现给龙的起源研究带来新局面。解读女神庙出土的熊与泥塑的蕴涵，提出从熊女神崇拜到熊龙的发生线索，可揭示出在后代父权制的中原文明中失落的女神神话传统。猪龙、熊龙和鹿龙等新的假说，就是建立在出土的玉雕像实物基础上的。这意味着：过去局限在文字训诂和文本窠臼之中的龙起源问题，由于考古学视角的出现而改观。牛河梁女神庙下方的积石冢就出土一对玉龙，起初被当作“猪龙”，后来孙守道、郭大顺等考古学者改变看法，又提出“熊龙”说。理由是：“这类龙的头形、吻部、眼睛形状，特别是有耳无鬃等主要特征看，非猪的特征，其短立耳、圆睛却与熊的一些特征相似。这与女神庙中泥塑龙具熊的特征正相吻合。”（郭大顺：《龙出辽河源》，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与双熊龙相对应，牛河梁第十六地点积石冢还出土有双熊首三孔玉器。按照考古学家金芭塔斯的说法，双头或者成双的动物是母神再生产功能的象征。这样就使墓冢中作为葬器的玉熊与庙宇中作为神偶的泥塑熊相互照应起来，成为母神职能的不同体现。女神庙中的女神头像已被考古学家指认为“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苏秉琦语）。结合至今在北方流传的熊祖神话，以及上古时期楚国君王姓熊的事实，熊龙玉像符号背后的意蕴是：“龙的传人”之中当有重要一部分为“熊的传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