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16日《南风窗》登载了郑则时先生的《扩招没有错吗》一文，此文就汤敏先生曾在新浪网上发表的《扩招扩错了吗？》做了解析，从大学所招收的高额学费、大学生就业以及大学质量等方面来论述了大学扩招造成的种种困境，极力反驳了汤先生的观点。而昨日新快报又全文刊发了汤敏先生的《再谈“扩招扩错了吗”》，以作回应。双方的观点针锋相对，到底谁对谁错呢？掩卷之余，不禁感怀万分，大学扩招真的错了吗？对此，我想为经济学家汤敏先生当初主张“大学扩招”观点再做诠释，为“大学扩招”所产生的现象做一次具体的分析。
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
我认为，“大学扩招”是“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的第一枪。在农耕时代，只是统治者、达官显贵、乡土士绅才有钱供子女上学，“文化大革命”前后，大学生的培养与干部挂钩，大学受教育的权利局限于少数人才拥有。这种“精英教育”最大的特征在于社会资源不足的情况下，由国家出钱来培养大学生，这种现象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但进入知识爆炸时代以后，各种生产方式不断转化，上大学与干部培养机制逐渐脱钩。上大学的目的随之转化为：第一、做一个合格的中国公民，适应这个社会，以所学的知识造福于社会，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等。第二、掌握知识技术迅速适应现代化社会的转型以及生产方式的转型，随之适应各种生活方式与思维模式的转换。通俗地说是掌握各种技能，适应整个社会的转型。
这种“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的过程当中，必然会引起质的变化。首先，大学生的身份意识逐渐瓦解，当年的“天之骄子”可以去卖猪肉，可以去当技术工人，可以到外企谋职等。不能随意为目前唱高调的“大学生身价等同于农民工”的下定论，这是一抹黑的说法。应该明白企业需要的是员工，而不是大学生。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存在了某些问题才出现了“学非所用”的现象。但无可否认，大学生就业面比以前扩宽了无数倍。
其次，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有了量的飞跃。从不交学费到交学费上大学后两种情况之下，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从每月70元上升到月薪上万元或百年薪不等。据国家统计局最近一项统计数据表明：知识和收入成正比。在2004年的城镇居民的平均年收入中，小学文化程度为8744元，初中为10269元，高中为12204元，大专为17290元，本科和研究生分别为22995元、37880元。
再次，读大学不再停留在纯粹为了国家而上大学，而是转化为自己读书谋出路。大众教育化后，“上大学”成为“私人产品”，与官本位脱钩，在市场化原则之下，实行用者自负的原则，致使学生珍惜读书机会，学校做为输出教育的单位，如果违背了学生求学的权益，完全可被学生上诉等。
最后，改变劫贫济富的传统做法，改变由国家收税来支付大学生费用，为个人付费上学，这样更大程度地突出了，上大学目的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个人成才谋出路。
大学学费贵在哪？
价格的变动，既取决于商品本身价值量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也取决于货币价值的变动。学费同样服从于市场规律。供给不足时，价格高于价值，供给过剩时，价格自然会下降。大学院校如果是多的话，那学费理当降低，但目前来讲，学费如此高扬，并不表示学校多了，而是另有原因。
学费有一种虚高现象，虚高的原因不可避免存在着学校管理不当，学校的历史原因，各种腐败行为等问题，而且学校养着那么多的社团、组织、工勤人员等，有些学校用学费收入去搞形象工程，承担许多非教育任务等。
近10年期间，国民人均收入提高了2-3倍，但大学收费却提高了25-50倍。因此，大学收费与国民收入严重错节，不成正比。更重要的是大学现在收取的高学费与国家政策不符。据权威机构测算，我国每位大学生的教育成本为每年7000—8000元，根据国家有关政策，现阶段大学生个人负担费用只能是教育成本的1/4至1/3。依此推算，大学生每年所交各种费用应该在1700元至2700元之间。很显然当前很多大学实际的收费远远高出了这个标准。
学校是政府花费纳税人的钱提供的公共产品，其教室、体育场、实验楼、图书室等教学设施本身具有公共属性。如学生宿舍自建好后，学校几乎不需要再投资，但现在学校是年年收费。现在每一项公共设施，对学校而言，是“零投资加零风险等于永远收益”。教育是对个人对社会都有益的一种带有公益性的事业，大学办学不是赢利的。大学是国有的，学校领导是管理者，而非所有者，学校凭什么成为“小集体”的永远的赚钱机器？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高校学费标准，大约占人均GDP的20%。从世界整体而言，学费占人均GDP一般在20%左右。2001年，美国大学平均学费为5000美元，约占美国人均GDP的15%，公立大学的学费一般只几千美元，而且美国78%的大学生在公立大学就读；
在欧盟国家中，英国是较早开始打破免费高等教育制的国家。从1998年起，英国开始对本国学生每年收取最高不超过1100英镑的学费，占英国人均GDP的7.3%，其他欧洲国家也纷纷效尤。许多欧洲国家都实行福利教育制度。德国等大部分欧洲国家并不收取任何高等教育费用，法国等一些国家则只收取少量的入学注册费。西欧和北欧等许多国家，其大学生的教育是免费的，如瑞典、芬兰和丹麦的各大学也会继续推行免费高等教育。
当大学还是精英教育的时候，大学是“象牙塔”，是身份和地位的装饰品，低收费看起来合理，实际公共性不强，公平面不广。如今，扩招后，大学教育的原则从“让优秀的人上大学”转为“让更多的人尽可能上大学”，大学教育受众面扩宽后，学费反而升高，会出现富人能读书，穷人还是读不起书的现象。要让穷人的小孩读上书，暂时的解决方法还是如张保庆所说的，可以通过学助学贷款、助学讲学、勤工俭学的三种途径来解决。
大学生就业的问题
1978年至2003年，人才总量的增长速度年均为7.34%，人才总量每增长1%，拉动经济增长1.28%。从总量上看，预计到“十一五”末期，全国技能人才总量将达到8000万人，到2010年，与“十五”中期(2003)相比，人才总量缺口为2618万—2968万人。就业的总量一样，而2000万的青少年、2亿农民和大学生就业之比，大学生为什么一定优先就业呢，这是一个总的问题，并不能推理说，大学就业不理想是缘于扩招后造成人才的贬值，人才培养结构敷衍了事等。
而大学毕业生为什么就不能优先就业呢？第一，在大学所学知识学非所用。高等教育在提供人才的知识资源配置方面存在着重要的缺陷，教师们长期习惯了“黑板上耕田、课堂上跑马”，授课知识与企业实践脱节。第二，由于社会转型迅速，市场化经济下所需的人才在自然优胜劣汰。第三，大学院校也在逐步转型，但在转型中仍需经过一段摸索的过程。
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之下，国家取消了大学包就业的制度，大学生在市场中自主就业以后，必定会经过大浪淘沙式的人才竞争，而且职位竞争不仅局限本专业的人才，而是扩宽到农民、职业技校学生等不同群体。大学生的优势不再如以前。而且，相对于美国的三万多个工种，与我们的三千多个工种相比照，我国的可就业领域尚未充分拓展，服务、技术、开发等行业和工种还没有开发起来。
另外，就是大学生的心理问题。七八十年代的学生毕业主要就是做官，进入体制内从业。有得上大学，就必定有一份好职业，起码也是稳定的职业。但现在市场化，大学生毕业不一定能找到如意的工作，并不一下子能体会到“行行出状元”的重要，而是在旧的观念主导之下，认为就业才是关键。而人才的定义即非如此，何为人才？人才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可造之才。
但在中国，各种社会环保事业、社团、工会组织、社会矫正、弱势群体的关怀，却求贤若渴。其转变时期的就业观念磨擦，还未让更多的大学生理会到工作的意义及扮演好个人的社会角色。
一夜之间能造就好大学吗
现在，中国的大学离著名大学相去甚远。但好大学是如何造就呢。是经过一万个学校，一千个人，不断经过探索，一步一步地走向完善，走向成熟。如果百年前不办清华、北大，何来现在的百年清华、百年北大。大学的办学质量与培养人才的质量下降并不能与扩招扯上责任。而是有其体制结构的混乱，行政干预过大，专业设置不符合实际情况等原因，教学方式及教师队伍的建设都有待提高，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创新能力的注重不够，有直接的联系。高等教育的发展，一头与国际水平相比，相差甚远，而一头又与自身的成长结构发生矛盾。对于这个问题，应从历史角度、全局发展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对事情的评判不能以“最优”为准，而是“两害取其轻，两长取其优”。“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中国需要更多的大学，需要更多的人才，这是民心所向、民情所趋。当以色列人被打败后，唯一的要求就是为以色列人民保留一所学校！
故此，我们中国人能否在转变观念时，进一步了解事物发展的规律，促使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一个好政府的工作就是办教育，一个好社会最佳的长线投资也是办教育。好大学是用时间锤炼出来的，“一夜之间能造就好大学吗？”，郑则时先生质问汤敏先生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样的争论对改善高等教育的质量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今天的大学迟迟发展不起来，百年之后，我们又如何面对后人的质问！
“国民一体化”的时代，上大学更多是为了培养具有较高素质和较优思维的国民，换言之，如果我们习惯于把工具理性来代替价值理性，以传统的价值判断继续谈论下去，就很容易得出“上大学不合算”，“读大学没用”这样倒退性的结论。即使我国实现了毛入学率超过50%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学也仅仅是“培养优秀公民”的学习场所，是创造社会新文化、新经济、新思想、新科技成果的源泉。
来源：《新快报》2006年3月2日，作者授权天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