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特殊利益集团的问题，眼下已经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人们在痛恨特殊利益集团所作所为的同时，其实更关心的是，特殊利益集团为什么能有这些作为，它们为什么可以影响政策的制定？为什么可以把中央的政令当儿戏？这其中的奥秘何在？
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形成了飞速增长的巨大财富，但是由于转型时期体制的特殊性，地方政府和某些部门在这个过程中起了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作用。因此，不仅某些政府部门跟特定的垄断行业形成了特殊的关系，而且地方政府和一些中央政府部门，各自权力的含金量陡然暴涨。其结果是，一方面出现了跟市场化进程相悖的普遍寻租现象，一方面也诱使政府部门有很大的积极性扩展自己的权力。现在所谓的特殊利益集团，实际上是权力资本和金钱资本的混合体，日益增长的财富，不仅使得这些集团在权力的运作上更加游刃有余，操控能力更强，甚至可以操控学术话语，为它们服务，而且使得这些集团具有更加强烈的冲动，影响政治的决策，使之为集团牟利。
以前，我曾经将这种特殊利益集团存在的经济现象，称之为诸侯经济，其实不对，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诸侯经济联盟。现时特殊利益集团所表现出来的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的倾向，不仅仅是地方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部门的问题，虽然部门之间，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着资源的争夺，但更主要的表现形式，却是一种权力交换的关系。各种行政力量和企业、官办协会，官员个人的关系网等等势力，结成了十分复杂的权力关系。跟清末民国时期的官商关系有所不同，现在的特殊利益集团，民营资本更多是以偏裨的面目出现的，一位民营企业家形象地称之为国营资本的“二奶”。在特殊利益集团中，国家利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民营资本家的利益以及官员自己的利益搅在一起，成了一团解不开的乱麻。
权力的交换无所不在，但主要还是体现在涉及公权力的审批的场景内。以我比较熟悉的高校领域而言，各种项目的审批与评比，往往演变成教育行政部门和知名高校之间的权力分赃，大家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分剩下了，才会轮到别的学校。“汉芯”事件这样大的学术作假，之所以能在数道关口面前畅通无阻，就是因为存在这样的权力分赃机制。在这里，所谓的学术标准，仅仅是拿来说事的某种借口。在其他领域，尤其是热门的经济领域，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各地“跑部钱进”的过程，不过是这种权力交换的一种形式，其他更加隐蔽的形式还有很多种。
很有意思的是，由于部门利益、集团利益的存在，使得相关人员在权力操作过程中，虽然明知道存在违规违纪的问题，但心理障碍却相对小得多，而且由于特殊利益集团中存在中央部门的份额，国有大型垄断企业的份额，所以，它们往往可以堂而皇之地打着国家利益的招牌，大肆进行掠夺，而不担心受到惩罚。实际上，在特殊利益集团中，存在着一个面目不清的灰色地带，这个地带实际上流动着大量的官员个人资产，这个资产的数量之大，运作能力之强，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只是，这些资产或者躲在民营资本的后面，后者隐身于国家资本的内部。以目前的老大难、各地非法和半非法的小煤窑问题来说，大家都知道小煤窑后面有官员入股，但官员的股份占到多大比例？恐怕不是人们一般想象的两成三成，据一些小煤窑主反映，实际上官员的股份要高得多，甚至每年收益的多半都入了官员的腰包。
在这种权力交换中，一般老百姓的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肯定是受到损害甚至严重损害的，但所有的交换，哪怕看起来非常明显的权钱交换，都会有一个或者多个“国家利益”的理由。成品油只在涨价方面跟国际接轨，是为了国家利益；
手机双向收费，是为了国家利益；
铁路春运涨价，是为了国家利益；
养路费费改税迟迟不能启动，也是为了国家利益；
甚至连北京的出租车行业维持垄断，顽固坚持出租车公司的高额利润，也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它们甚至可以将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许多改革，都变成为自己集团增加收益的“收费改革”，打的旗号就是改革。
事实上，特殊利益集团的招数并不高明，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其中的猫腻，但它们的种种操作，还是可以照办不误，在媒体和学界的高调批评声浪中前进，其中的奥秘，就是权力交换联盟的存在。自打存在垄断权力起，这种权力就趋于结盟而不是纷争。在存在垄断权力的情况下，这些权力彼此结盟得到的利益，要远大于它们之间的争夺，这是一个古老的命题，显然，这个命题已经被拥有众多高学历、高职称的智囊的特殊利益集团所明了。（南方报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