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近年来哈佛大学不断吸引公众关注的目光，尤其在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担任校长的几年里(2001-2006)可真是风波不断。两位著名的法学教授被指控在他著作中抄袭他人，一位著名的经济学教授被美国政府指控在哈佛项目研究中弄虚作假。针对第一个事件，大学委员会认定教授的行为不构成抄袭，属于学术上不规范，强迫两位教授道歉了事。针对第二个事件，哈佛对涉案教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不过政府赢得诉讼的胜利，哈佛被迫支付两千六百五十万美元的经济赔偿。
比这些事件更有名的是涉及校长萨默斯本人的丑闻。其一，他试图鼓励本校一著名学者把主要精力从打击乐、为总统候选人游说宣传转向学术性强的活动。一怒之下，该教授离开哈佛到了另外一个学术堡垒。其二，萨默斯提出包括哈佛在内的大学校园中反犹太人的敏感议题，更加具有新闻价值。几年后，他在谈到为什么这么少的女性成为杰出科学家时，在午餐会上分析男女差异。由于涉及性别歧视的敏感议题，他的言论引起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女性主义堡垒的愤怒。起初他试图为自己的话辩护，最终也没能让攻击他的人满意。种种风波加上其他偏离大学校长言行规范的表现，人文和科学委员会在2005年三月对他提出不信任投票，不久以后，他就被迫宣布辞去校长职务。
美国最古老、最著名的大学里的教授的不轨行为，校长的笨拙失误，文化战争中的高调战场，教授群体的反抗---所有这些使得本来最重要的教育议题显得无足轻重。修改本科课程设置的议题是在萨默斯主政时代提出的，这恐怕才是教职工对校长不满的真正原因。
课程改革开始的时候像砰的一声响起的惊雷。萨默斯在当教授初期就呼吁“本世纪哈佛课程最全面的检讨”。作为艺术与科学学院的院长，他要迎接这个挑战，保证圆满回答如下问题：21世纪前25年受过教育的人意味着什么？可是经过学院委员会三年的工作后，报告的首席作者承认改革没有特别的方向，一个学生攻击报告是“60页乏味透顶，半生不熟的建议，要么空洞、笼统不知所云，要么根本不可能实现。”
哈佛学院教务长哈里•刘易斯（Harry R. Lewis）好像同意这种评价。在最近出版的关于哈佛衰落的书《没有灵魂的精彩：名牌大学是怎样忘记了教育的》（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1中他引用了学院委员会一成员提出的借口“委员会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竖起一排空瓶子，让老师们想如何装满。”刘易斯尖刻地回应说，
只要合适的院系提供空瓶子，里面装什么都行。但是在学生自由地从课程总目录中自由选择三门理科或文科课程后，哈佛根本没有提出期待学生掌握的任何东西。所谓的通才教育要求完全放弃了共享的知识，共同的价值甚至分享灵感的想法。尽管没有声明对学生来说哪种知识比另外一种更重要，但是哈佛宣称21世纪的受教育者不一定非要获得基因组、染色体或者莎士比亚的任何知识。
那哈佛课程是空瓶子也没有关系吗？对哈佛教授来说，本科生教育最多算第二位的利益毕竟不是什么秘密。被开玩笑地称为核心课程（Core Curriculum）的内容恰恰不是普遍要求需要开设的课程。这正是萨默斯校长企图进行的课程改革。事实上，哈佛大学相当多的课程是研究生在上，他们不是作为教授的助手而是完全控制上课的内容。这些人虽然被称为“导师”（tutors），给人学问高深的牛津剑桥教授一对一传授智慧的印象，实际上是一群缺乏经验的课堂组织者，或者虚假的讨论团体。这些承担本科生教育大部分课程的年轻人绝大多数根本不能达到哈佛正常教授的水平。
但是这种状况确实很重要，因为哈佛对待本科教育的方式对其他大学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哈佛的悠久历史，高质量的教授和学生，惊人的财富，以及名望让它成为人们关注和模仿的典范。哈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采用“通才教育”（General Education）模式，当今被贬低的核心课程的先驱者，改变了整个国家本科教育的本质。
所以哈佛的前教务长严厉批评教授们提出的课程改革方案是让人好奇的，有教育意义的。他认为课程改革会暴露哈佛“是个没有更大教育目标意识或者不能和主要教育核心内容挂钩的大学”。同样有趣的是，曾经担任过哈佛校长，如今在萨默斯离开之际重新担任校长的德瑞克•博克（Derek C. Bok）在同一个问题上也没能解脱其愁眉苦脸的表情。2
从他第一次担任校长(1971-1991)起，博克就是自封的赫赫有名的麻烦终结者，能够识别各种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包括社会问题（民族国家），政治问题（政府的麻烦），教育问题（他和普林斯顿前校长威廉•鲍恩（William G. Bowen）合著的《河流的形状》（The Shape of the River）以及市场中的大学等）。现在针对成绩低劣的大学，博克充当诊断者和治疗者的双重角色，用社会科学统计学和职业学习来探索当今问题的根源，推荐一些治标不治本的解决办法。他的分析如同他彬彬有礼，拘谨克制，温文尔雅的性格，他的解决办法温和、模棱两可。如果他表现出凶猛的一面，那只是在对批评家做出回应的时候。这些批评家不像他，发现哈佛这个病人已经奄奄一息，或者认为病人应该为自己的困境负责，或者提出痛苦的，伤筋动骨的大改革。
批评家中包括博克点名批评的已经去世的阿兰•布卢姆（Allan Bloom），此人在《美国思想的终结》（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1987)中已经抱怨连连了：
正如他们看到的，校园中的言论严格受限制于政治正确的正统观念。赞助性行动破坏了教授聘用的基本原则，权威性的经典文章地位下降，以便为次要的著作提供空间。这些著作的唯一优点是均由女作家，黑人作家，或者第三世界作家所写。追求真理和客观性的理想连同关于质量的普遍判断遭受来自解构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否认真理目标可能性的文学理论家的攻击，处境岌岌可畏。
这些确实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博克根本不担心。他写到，首先批评家们是持片面观点的辩论家，总体上认为“大学的著作或者在大学教书的教授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内容。”另外，批评家的指责“如果接近真实的情况，未来的学生或者他们的家庭会起来反抗的，大学很难有这么庞大和增长的入学申请者。他说的不仅不是真实情况，而且根据调查，最近毕业的学生中的绝大部分对说他们的大学生活表示满意，而且家长们也没有抱怨，校友们对母校捐赠的不断增加也表明大学生活的满意度。。。”
如果皆大欢喜，干吗还要写这本书呢？实际上，改革的需要是异常紧迫的。即使博克对批评家们关心的问题：政治化的教授，言论自由的威胁，平等的思想交流的缺失甚至是压制，没有多大的兴趣，在谈到“在大学里到底学生学到了什么”这个问题时，他也陷入麻烦中，不得不承认许多问题：
许多大学毕业生不能写出一篇让雇主满意的文章来，他们不能清晰地思考，不能分析复杂的非专业问题，虽然老师们把批评性思考作为大学教育的首要目标。获得学位的毕业生很少能够开口说或者动笔写一门外语。多数学生没有选修一门定量推理的课程，也没有获得民主社会的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知识。这些只是其中的一些问题而已。
总而言之，我们的大学好像是不合格的，毕竟学校里那些本来很快活的顾客们心中是有数的。按照博克时刻准备好的统计数据，最近毕业的学生中觉得在写作上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不足总人数的一半，有些人甚至认为写作水平在大学里反而下降了。用人单位证实了这种自我评价，他们抱怨说雇佣的大学毕业生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至于说批评性思考，“大部分毕业生仍然是天真的相对主义者，他们没有能力为自己在分析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复杂问题时做出的判断辩护。”在外语学习方面，大四学生中相信外语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的人不足总数的１０％，能够进入高一级课程班的学生不足总数的１５％。在批评家们的主要战场普通教育方面，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一项研究显示，只有三分之一的大四学生认为在理解和欣赏文学，艺术，音乐，戏剧方面水平得到提高。博克甚至引用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对典型课程的判断---是硕大无比的大杂烩，是“智慧失败的入场费”。
除了大学毕业生在知识上可以测量的缺点外，还有学生在性格培养上表现出来的缺陷。博克的研究发现，最近的毕业生缺乏自律精神。用人单位抱怨接收的学生办事拖沓，懒惰，不能认真听取指示，不会严格按要求去做。博克指出这是本科学习阶段养成的毛病―――学习成绩膨胀注水破坏了标准，专业上的松懈鼓励了学生的敷衍塞责。“如果本科生考试马马虎虎就能得高分，不能按时完成作业就一再往后推，犯了错误可以逃避惩罚，用人单位发现他们缺乏自律就不是让人感到奇怪的事情了。”
博克描述的情况确实是让人吃惊的黑暗面。那么，怎么办呢？一个明显的解决办法，正如许多对当今大学持批评态度的人指出的，大学目前让教授们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从事自己的研究，花费越来越少的时间进行教学的局面必须彻底改变。
我５０年前上大学的时候，我的教授一学期教５门课，一星期上课１５学时。我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开始自己的教师生涯时，担任４门课。１９６０年调到康乃尔大学任教时减少到３门课。在耶鲁大学我们每个学期上２门课，在自然科学领域，只上１门课。当今的名牌大学每７个学期中至少给老师一个学期的带薪假期，而我退休前是每７年有一个学期休假。总的来说，当今的大学老师和５０年前的前辈相比只有人家一半的课程工作量。
但是博克有不同的观点。他坚持认为问题不是老师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而是他们不愿意或者拒绝评价学生实际学到了什么东西，不愿意检讨自己的课堂表现以便做出改善。他写到呼吁的内容就是大学改革“和著名的大学批评家提出的改革是非常不同的”或者是没有尽到职责的教授委员会。在实证研究数据的支持下，博克认为教授们应该学会怎样改善自己的教学水平。
他勇敢地提供了几个建议。比如在校长们的激励和推动下，大学可以继续“评估，试验和改革”。他们可以为教授们提供种子基金和自由的时间让他们尝试新的更好的教学方法。他们可以聘用更合格的，全职的教师，而不是研究生或者学术上的吉普赛人专门教一些正式老师蔑视的课程（如写作和外语）。另一方面，学生对老师的评价也更严格。博士研究课程可以包括如何教书的内容，等等。
但是这些改变能有效果吗？博克自己巧妙地承认前景并不乐观。最后，他说“缺乏改进本科教育水平的紧迫压力”帮助解释了为什么教授对教学敷衍了事，“他们忽略了培养学生技能的基础课程，甚至不愿意讨论教学问题，对学生学习的研究非常无知，也不愿意关注学生在课堂之外的所作所为。”他用一个小故事说明了背后存在的问题。在一所大学，一个官员往普通教育课堂上学生使用的标准评价模式上塞进一个问题，要求评价他们的老师。这个新问题是“这门课在提高学生的批评性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上有无帮助”。回答有明显帮助的学生不足人数的10%。博克评论说：
有这么多的学生认为普通教育课程没有能达到主要的目标，人们本来认为教授和学校当局会彻底思考这个问题。但是结果这个让人尴尬的问题从学生评价表中删掉了，再没有出现过。
但是博克拒绝正视这个证据说明了什么问题。当然，他用我们都是圈内绅士的语调承认改革思想的校长和教务长可能遭遇抵抗，甚至来自教授们的“断然拒绝”。不过“多数教授都是有思想，尽职责的人，一旦问题提出来后他们不可能永远为站不住脚的立场辩护。”事实上，该书令人信服的证明了多数教授恰恰缺乏强烈的职业责任心，是教学改革的最大绊脚石。如果不是如此，博克提出的问题根本就不会存在。
他并不是没有认识到真正的问题所在，这个事实比他的描述表明的隐含意义更加阴险和可怕。他曾经写到“本科教育的缺点或许确实存在，但是他们对教授的利益非常重要。”（专门强调）确实如此。他想说的是在过去三四十年里大学校园中简单的权力现实。你或许觉得校长，教务长，系主任，或者对大学总旨有更宽泛视野的财产托管人能够保证教授们比较合作。但是博克清楚说明了在这方面大学当局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董事会同样如此。“决定教学和课程的最终权力是在教授手中。”管理者和托管人因为担心引起教授们的强烈反弹造成不良的公众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担心潜在的捐赠者的意向，甚至威胁到他们的工作而限于瘫痪的境地。”我们也不应该期待许多大学校长或者院长真正投入正义的斗争。我不清楚博克本人在担任校长20年的过程中是否尝试过大胆的行动，不过他享受的平静生活也许已经说明了一切。
大学在教育质量下降面前无所作为因此是必然的结果。从上到下主动进行破坏自己利益的改革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成功提高学生的学习成果很少得到回报，”相反，“大学校长被炒鱿鱼的最好办法就是得罪教授们。”如果没有其他的原因，最近发生的哈佛校长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
哈里•刘易斯和博克作为大学领导都提出了破坏性的评价，这种破坏性不仅连累自己，而且比他们预料的强度更大。尽管他们感到痛苦和不安，尽管对教授委员会有隐含的批评，甚至对教授这个整体进行了批评，但是这两个老练的大学管理者都没有打算发动对当今大学的真正主人的直接攻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仍然是大学体制的组成部分，虽然他们对该体制的糟糕后果大声谴责。
实际上，刘易斯对萨默斯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人家在当哈佛校长期间至少试图动摇这个制度，但是刘易斯则是博克及其继任者尼尔•鲁登斯坦（Neil Rudenstine）的强烈支持者，在这些人主政期间，在刘易斯列出的问题在数量和程度上都大肆猖獗的情况下根本就没有动动教授们一根毫毛。
这不是争夺控制学术地盘的战场，而是地盘本身已经处于危险中了。大学的双重目标是知识的传承和思想的自由传播。两个目标都委托给了教授们，两者都被他们出卖了。专横的教授们在回应别人合情合理的课程批评时，用刘易斯的话说“放松了要求，学生们就可以做他们喜欢做的事。”因而让教授们自由地讲授他们喜欢讲授的东西。虽然刘易斯没有提到，教授们选择那些与自己狭隘的政治观点相似的人进入大学，他们已经不再是为了高等教育的目标。相反，大学的新鲜力量成为参与教授堕落的积极分子。
正如事实表明的那样，没有哪个校长有能力制伏专横的教授会，也没有哪个人愿意来尝试这样做。大学圈子内没有任何人或者受到大学为自己利益服务的文化熏陶的人可能站出来说“够了”，即便有人站出来，也没有人会响应。如果大学还真有获救的可能性的话，肯定是来自大学以外。
作者简介：
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是耶鲁大学古典文学和历史学斯特林讲座教授（Sterling Professor）著作有《雅典的伯里克利与民主的诞生》（Pericles of Athens and the Birth of Democracy）《战争的起源与和平的维护》（On the Origins of War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Peace）最新著作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Peloponnesian War (2003)来自他早期的四卷本希腊战争史。卡根先生从1989年到1992年担任耶鲁学院的院长。
译自：“As Goes Harvard” by Donald Kagan
http://www.commentarymagazine.com/article.asp?aid=12202034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