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什么？文明在哪里？
无论在社会学中还是在人类学中，关于文明都有许多不同的定义。但如果我们从简单点的层面来理解，不妨说，文明就是社会生活的一种逻辑。这种逻辑包括理解生活的基本方式、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运作社会生活的基本模式。如果上述这些基本的要素能够构成一个独具特色的整体，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种文明。
正因为如此，在《历史研究》这部名作中，汤因比把6000年的人类历史划分为21个成熟的文明，即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安第斯、玛雅、赫梯、巴比伦、古代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中国、印度、朝鲜、西方、拜占廷。俄罗斯、墨西哥、育加丹。其中前6个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第一代文明，后15个是从第一代文明派生出来的亲属文明。另外还有5个中途夭折停滞的文明：玻里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明与先进落后没有关系。
在韦伯的笔下，呈现给我们的资本主义文明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呢？我们大致可以这样来理解：对现世生活的世俗化态度，行动中体现的一种精于计算的理性资本主义精神，以理性精神为基础的配置资源的市场体制和科层化的社会组织形式。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生活的逻辑和运作方式。
因此可以说，文明不是仅仅表现在制度、律法、政府形式等宏观的安排中，更是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实践中，特别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中。
记得十几年前，北京举办亚运会的前夕，见到某部委的一个朋友。问：今天没上班？答：没有。单位参加火炬接力的人今天在排练。原来该单位有60个参加火炬接力的名额。朋友接着说，单位的办法是，凡是参加接力的，一人给买一身运动服。怕没参加的人不满意，一人给一个高压锅。不久，又看到一个资料：洛杉矶奥运会也有一个火炬接力仪式，但组织的办法是，交20美元就可以跑一棒。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了：如果将两个国家组织火炬接力的方式调换一下，行不行？答案是明显的，不行。
这虽然是一个很小的日常生活故事，但里面却蕴含着一种社会生活的奥妙，一种文明的密码，即不同文明组织和运作社会生活的逻辑与方式。文明在哪里？就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实践中。
走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
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社会史”、“日常生活史”、“自下而上的历史”、“微观史学”、“口述历史”研究的进展，有效地推进了人们对社会生活中这个层面认识的深化。不过，有一个差别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在西方，“日常生活史”具有对以“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为旨趣的“宏观历史”的反动和解构的含义，而在中国，“日常生活史”则可能是增进我们对“宏观历史”认识的一个途径。
这不仅是因为日常生活史资料的挖掘可以校正宏观历史的片面与谬误，更在于我们曾经经历的共产主义文明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方式将宏观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当一个不识字甚至没有进过城的农民决定为一个宏大的制度和抽象的“主义”而献身的时候，当一个没有迈出过乡土社会一步的农民将党的“秘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但却通过接头的暗号将其交给组织上派来的人的时候，你无法不为这种奇异的宏观微观关系所震惊。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后来还有郭于华博士，就和北大一些研究生（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成了社会学新一代的佼佼者）进行农民口述史的研究，特别是口述资料的收集，以通过口述资料的收集，来研究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民的社会生活。
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世纪，一系列的动荡伴随着一系列的革命，在动荡与革命的交织中，中国社会发生着意义深远的变化，中国农村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对于这样的一段历史进行细致的记录和研究，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对于这半个世纪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虽然积累了许多官方的文字资料，但民间的口述资料的收集仍然是一个空白。而没有大量的民间资料的积累，对于这个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及其变迁的理解就会是不全面不完整的。本计划即是填补这项空白的一个具体努力。
上面的两段文字，是在《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口述资料收集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写成的。
在《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农村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一文中，我曾经引用过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这样一段话：“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对社会的运作进行科学分析。法国一位科学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说过：‘科学必须发掘隐秘’，这就是说，既然有一个研究社会的科学，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发掘隐秘，特别是统治者不愿看到被揭露的隐秘。”应当说，这些“隐秘”大多是与“日常生活的逻辑”联系在一起的。
面对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
日常生活的首要特征在于它的实践性。什么是实践？大体上说，实践状态就是社会生活的实际运作过程。后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实践社会学，强调的就是要面对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要将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更明确地说，实践社会学强调的不是社会学这门学科本身的实践性，不是社会学知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可应用性，而是面对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实际上，这涉及到对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的看法，或者说，涉及到对社会事实性质的假设。涂尔干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事实的。但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事实，社会事实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在传统上，人们往往将社会事实看做是一种固态的、静止的、结构性的东西（在涂尔干那里是一种集体表象）。面对实践形态社会现象的社会学，则将社会事实看做是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静止的。也就是说，社会事实的常态，是处于实践的状态中。就如同在印象派画家的眼中，空气和阳光是流动的一样。
以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为对象的社会学研究，是一种与静态结构分析相当不同的研究途径（approach）。
概括地说，实践社会学可以从两个方面增进对于社会现象的认识。
第一，是认识论意义上的（epistemological）。我觉得至少可以增加两个东西。真正的事实或真正的逻辑，有时候只有在实践状态的现象中才能呈现出来。也就是说，这些事实或逻辑具有一种“结构上的不可见性”。比如，我们在做农村研究的时候，农民经常会说，谁跟谁近，谁跟谁远，只有“有事的时候”才能看出来。“有事的时候”就是发生利益冲突、发生纠纷的时候。而平时，农民在一起聊天、互相递烟、开玩笑的时候，你是看不出远近的。他们的实际关系更不是由点线组成的社会网络图能够再现出来的。
第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ontological）。这是更重要的，我把它叫作“实践的增量”。就是说，实践要比静态的结构多出来一块。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公共汽车上，一个人踩了另一个人的脚，也不见得踩痛了，但就因为出言不逊而吵了起来，最后打了个头破血流。有什么理由认为一个人踩了另一个人一脚就必定要发生这种结果呢？没有理由。这样的结果是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被踩的那个人在一秒钟前也不知道自己会被踩，而且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反应。可能话说到半道就知道说得太重了，但众目睽睽之下，只有说完。于是，一个影响了整个过程和结果的实践过程发生了。
仔细琢磨一下就可以发现，上述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是“紧迫性”：被踩很突然，如果一秒钟前预料到，就可以将脚挪开了；
反应的时间很紧迫，如果被踩5分钟后才做出反应，将会非常荒唐可笑。其实，这种“紧迫性”就是实践状态社会生活独有的特征，因为静态结构中虽然存在空间紧迫性，但不存在时间紧迫性。对于实践的独有特征，布迪厄曾进行过很好的论述，但他似乎没有很好解决如何在经验研究的层面揭示实践状态现象的逻辑和特征问题。
在研究忆苦思甜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进行忆苦思甜，特别是土地改革时期的诉苦，可资利用的条件，相对于那样一场大规模的改造社会的运动来说，是相当有限的。这些条件主要是，党有一个关于阶级和阶级关系的理论，农民由于分得了土地而产生的朴素感情，还有一个就是不同农民以及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传统的怨恨。这样的三个因素，并不足以造就一场如此深刻的政治运动。因为这些因素之间是断裂的。但运动的实践过程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使其成为一个整体。这些实践包括诉苦技术和仪式的使用。
以实践的视角看待社会转型过程
用实践社会学的视角来面对和研究社会转型过程，是我们近些年来努力的一个方向。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建立转型社会学的问题做点解释。
创建转型社会学的设想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本信念：如果将中国、前苏联、东欧改革前的社会形态视之为共产主义文明的话，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
转型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性的概念提出来，至少有这样的两层含义。第一，转型社会学不是社会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是一种理论视角。转型社会学意味着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共产主义这种独特文明运作逻辑的理解，以对这个逻辑及其变迁的理解为基础对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现象的研究。也就是说，转型社会学要面对的不是某一类特定的现象，而是将所研究的对象置于社会转型这个基本的背景框架之中，更确切地说，是置于有关这种转型的知识框架之中。第二，转型社会学是一个相对独立进行知识积累的学术领域。转型社会学是建立在对于整个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的理解之上，所形成的是有关这个文明及其转型的系统知识。这里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如同资本主义文明一样，这个共产主义文明在日常生活中的运作也是具有一套互相联系的逻辑的。这是将转型社会学看作一个可以相对独立进行知识积累的领域的现实基础。
但必须意识到，中国的改革过程或市场转型过程与苏东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个区别主要表现在，在苏东，由于市场转型是与政体和意识形态的断裂同时进行的，而中国的市场转型则是在政体连续性背景下进行的。过去我们将这种转型称之为渐进式改革。这个差别是如此的重要，实际上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转型过程。在苏东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期发生的剧烈社会和政治变革，几乎完全打破了这些国家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连续性。这种市场转型的特点，在造成种种的社会动荡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市场转型的进程。
而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人们一般称之为“渐进式改革”。所谓渐进式改革，最重要的含义其实就是政体和意识形态的连续性。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实践社会学在研究中国市场转型中的极端重要性。政体断裂背景下的市场转型，基本上是以立法、通过正式制度推进的方式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也存在许多争论，但这些争论基本不是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进行的，而主要是在策略和利益的层面上进行的。这种转型过程，为正式制度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中国的市场转型则是发生在非常不同的背景之下。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几乎都伴随着不间断的意识形态争论。如改革初期关于市场经济合法性的争论，后来关于股份制的争论，关于私有化的问题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禁区。这样的意识形态背景，成为市场转型的一种独特的成本。为了缩小这种成本，改革的推进者们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策略。一是将新的的改革措施或市场因素纳入原有的意识形态当中，如“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等。另一种方式，则是“不争论”。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能做不能说。而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有许多是通过变通的方式进行的。
可以说，只有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动态实践过程，才能把握中国改革和转型中那些最重要的问题之所在。
实践中的逻辑与机制
我们提倡“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目的是为了接近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或者说是找到一种接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途径。布迪厄在倡导实践社会学上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找到一种面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途径。实际上，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是非常难以接近的。我经常举一个例子。稍微有点物理知识的人都知道，阳光是流动的。有的人还会进一步说，流动的速度是每秒30万公里。但如果让一个画家在画布上把阳光的流动性再现出来，却是非常不容易的。但印象派画家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我过去提出的“过程—事件分析”，就是力图解决实践状态的可接近性问题。但是“过程—事件分析”只是接近实践，并不是分析本身。
对实践形态社会现象的分析，是需要另外讨论的一个问题。
在后来的文章中，我们又进一步将实践社会学的关注点，概括为四个因素，即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
在这里，过程主要是指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事件性的过程”。过程实际上也是实践社会学的基本入手点。因为正是过程，特别是事件性过程，才会将实践的逻辑鲜明地展示出来。然后就是机制。
机制实际上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那些因素起作用的具体方式。
技术则是指在实践的过程中，实践活动的参与者在使用怎样的一些技术和策略，以及他们是如何使用这些技术和策略的。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因素呢？主要是为了凸现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因素。实践是实践的参与者能动地发挥作用的过程。这种能动的作用，是塑造实践逻辑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而逻辑，则是我们研究的目标。实践社会学在面对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的时候，要找到的，就是实践中的逻辑。然后通过对这种实践逻辑的解读，来对我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解释。面对和解析共产主义文明，是我们提倡实践社会学的目的，也是学术抱负与社会关怀的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