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思齐:在没有胡适之的时代读余英时

  

  2004年,继“钱穆热”之后,中国读书界兴起了“余英时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三联书店相继出版了多种余英时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余英时的《重寻胡适历程》,该书为余英时最新著作,与联经版《胡适日记全集》同时发行。诚如顾思齐先生所言:“这本《重寻胡适历程》,是当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论述现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

  在没有胡适之的时代,至少还有余英时。

  刚刚托朋友在香港买回台湾版《重寻胡适历程》,才发现广西师大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已推出了大陆版。没买台湾版的人有福了。而我也并不太懊悔,毕竟,胡适加上余英时,是我不能错过的书。

  胡适生逢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创世纪的时代,风云际会四十年,在现代学术史上开天辟地创立典范,在思想文化领域指点江山转移风气,在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方面坚守自由主义,这三个层面的贡献,并世皆无人能出其右。如余英时所言:“适之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从1917年到1962年,胡适无论在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或政治史上都一直居于中心的位置。余英时的学识则成就于上世纪50年代海外飘零的环境,形格势禁,已不复胡适的时势,也难成胡适的事业。尽管如此,余氏仍兼具学院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之长,其治学不以文献的堆砌及方面的博杂取胜,而以历史的通观及分析的精辟见长,识见之通达,观察之犀利,表达之明晰,在在有胡适遗风。我们应当庆幸,在没有胡适之的时代,至少还有余英时。

  因此,在我看来,这本《重寻胡适历程》,是当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论述现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我辈当焚馨以拜读之。

  近十数年以来,胡适在大陆已成显学,论胡的新旧著作俯拾尽是,但最重要、最值得优先阅读者,我以为要数海外唐德刚、余英时两家。唐氏五十年代亲炙胡适的身教,其《胡适杂忆》文字生猛,议论跳脱,刻画胡适的精神风貌最为生动;
余氏则辨析绵密,知人论世,尤以学术思想上的识力取胜。由胡适看现代中国,是切入现代中国史的捷径;
而由余英时看胡适,又是深入胡适思想的方便法门。

  其比勘史料细致入微,文字也老而犹健,完全未显出年迈笔衰的迹象。

  余英时的论胡之作,过去曾结集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
这部《重寻胡适历史》实为增补新编,而以新作《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冠首。余氏指出:“最近一二十年来,晚清到民国时期许多重要人物的日记已相继出版,为现代史的研究领域增添了很丰富的史料。但以史料的价值而言,《胡适日记全集》恐怕仍然要占第一位,远非同类作品所能比肩……他的日记所折射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生活世界,而是整个时代的一个缩影。读完这部四百万字的日记,便好像重温了一遍中国现代史,不过具体而微罢了。”胡适的日记万象包罗,而余英时的文章也鱼龙曼衍,洋洋十万言,篇幅竟超过全书之半。此文以胡适日记为中心史料,对胡适生平各个阶段分别写出个人心得,其中关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哲学素养、早年与毛泽东的交往、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抗战时对日的和战策略、取代蒋介石、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等问题,多有自出机杼的新收获。其比勘史料细致入微,文字也老而犹健,完全未显出年迈笔衰的迹象。

  此外,余氏在日记的字里行间,钩沉出胡适与原来的杜威秘书、以后的杜威夫人Roberta Lowitz之间一段短暂情缘,也是很有趣味的发现。胡适以领导“新文化”见称于世,但他守父母之命,与发妻江冬秀始终不离不弃,又完全符合“旧道德”,故而“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遂成民国的著名佳话。不过,在白头偕老的背后,胡适的情感世界其实并非一池静水。关于胡适婚外情的挖掘近年颇有新知,如沈卫威综合知情人的回忆,指出胡适跟表妹曹诚英情到深处,以致一度拟与江冬秀离异;
海外的周质平根据胡适佚简,发掘出胡适与美国女友韦莲司之间长期的柏拉图式恋爱;
韩石山甚至认为胡适跟徐志摩的交际花太太陆小曼也有暧昧……如今,余英时又为胡适的情人榜增添一笔,我们对这位“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凡夫俗子的一面又有了更多认知。

  书中其他各篇在大陆多系初刊,但其实已是旧作。其中《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两文,在近代思想学术史的背景中检讨胡适的贡献及地位,高屋建瓴而切中肯綮,已是学术史的典范之作。学术史研究,可谓既容易又困难的工作。对于传统学问登堂入室者而言,论学术史是杀鸡用牛刀,所以容易;
而对于传统学问未窥堂奥者而言,则论学术史也就难得要领,所以困难。近世以降治学术史知名者,从梁启超、钱穆到余英时,自身都是古典学问的大家,故他们以专业之余事而论人论学,就能以深就浅,左右逢源;
相反,大陆今之治学术史者,多由近现代史或文学史专业转入,对古典学问有似叶公好龙,缺乏真正的研究能力及体验,故其学术史论说往往终隔一层,很容易见骆驼则曰马背肿,看似引证繁密,实则方枘圆凿。现在有余英时珠玉在前,我们就更增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观感了。

  我读后感觉,他对胡适的评价似乎今更胜昔。

  跟胡适一样,余英时的文字也可以分作三个层面:专业的古代思想史研究、一般的思想文化评论、切近现实政治的时论。只是其时论大陆读者难得一见。但此书所收《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一篇,其实就是为胡适百年诞辰而作的时论,在全书中是篇幅最短,分量却极重。此文拈出胡适上世纪40年代后期的自由主义言论,从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政治变迁的角度重估其历史意义:“在1947年的中国公开宣称以苏联为首的集团是历史上‘一个小小的逆流’,更是一个胆大包天的举动,如果没有绝对的自信是不可能说这句话的。但是1989年东欧国家的全面崩溃、苏联的遽速变革……竟证实了他在42年前的观察,胡适似乎成为一个‘伟大的先知’了。”这是为胡适招魂,为自由主义招魂,这也是关于胡适政治思想最有光彩的评论。

  余英时的业师钱穆跟胡适一派在学术上颇有抵牾,故书中的早期篇章,似受钱穆影响稍多,对胡适在总体上虽极推重,在局部上仍有苛评;
《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则可视为余氏的晚年定论,而我读后感觉,他对胡适的评价似乎今更胜昔。试举一例:关于胡适的西方哲学素养,《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有谓:“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我们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也说:“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虽是为胡适辩护,实际上褒中含贬;
而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里,评价则有了微妙的修正:“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准,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

  像他们那样的皖籍学人,恐怕今后再也不会出现了。

  余英时评论过不少现代文化名流,包括史学方面的顾颉刚、洪业、郭沫若,文学方面的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钟书,思想方面的梁漱溟、陈独秀;
但着墨最多者,则是陈寅恪、胡适及钱穆三人,尤以陈、胡二氏更多。回忆、评述钱穆的文集原题《犹记风吹水上麟》,大陆增补版改名《钱穆与中国文化》,可惜字句改窜不少。《重寻胡适历程》引进及时,而且仅有非常有限的删改,实属难能;
因为出版在后,《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还多出一篇有重要补正的后记,反较台湾版更为完备。可惜《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依然无法在大陆面世,一般读者只有在冯衣北《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附录里略窥梗概了。

  有论者指出,古徽州地区近千年产生了三位对中国文化史影响最大的学术巨子:朱熹,宋明理学的中心人物;
戴震,清代朴学的代表;
胡适,现代新文化、新学术的第一人。我忽然想到,余英时对以上三位古徽州的思想巨擘恰巧都有专著,分别是:《朱熹的历史世界》、《论戴震与章学诚》、《重寻胡适历程》。余氏籍贯安庆潜山,虽非徽州人,但也是皖南的近邻。他是有意识地在学术上表彰乡贤吗?也许不尽然,这三部著作都仍属于他的专业范围。也许这只是他学术生命中的偶然,但这是一个何等完满的偶然啊。

  徽州一隅曾以徽商独领中国商业风骚,经济繁荣更促进文化昌盛,故明清以来安徽籍学者特多,著述亦伙。据近人孙雨航《近四百年来安徽学人录》著录,自明朝嘉靖以迄近代,有学术专著流传者即有三百余人之众。故戴震、胡适、余英时的成长,绝非偶然的孤峰突出。

  可惜,时世移异,人事代谢,古徽州早已辉煌不再。胡适之墓木已拱,余英时年过古稀,我想,像他们那样的皖籍学人,恐怕今后再也不会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