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
王宁著，中华书局，2006年4月版
从广义的角度上讲，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文化的交流。翻译自然也是一种独特的以语言作为媒介的文化交流形式。这种观点既重视了语言的功能，又突出了文化的作用，从而将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引入理论的视野。同时在清华大学讲授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课程的王宁教授一贯坚持文化翻译的立场，从文化的维度来考察全球化、现代性在翻译领域内影响和作用，并认为翻译是将语言学的经验研究和文化学的人文阐释及翻译文本的个案分析相结合的一种有效尝试，其最终目的是达到对翻译学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建构。（王宁，2005：6）《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写成的。该书内容翔实、论证有力，是近期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的一部力著。
《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全书20余万字，共分为上、中、下三编，包括十九篇文章和两篇附录。
一、论著的主要内容
《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开篇提出了中文语境下的翻译学转向，并结合翻译学自身的边缘特征对其做出了全新的描述和界定。英国学者苏珊·巴斯耐特（Susan Bassnett）和美国学者安德烈·勒弗菲尔（André Lefevere）在20世纪90年代曾提出 “文化的翻译转向”（translation turn），王宁教授通过上编的六篇文章则把这种“翻译转向”拓展为“跨东西方文化的翻译学转向”（1），并且与国际文化翻译理论界进行了直接的对话和讨论。
早在20 世纪90年代初，翻译学界曾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这是当时日益走向衰落的，执着于语言学方向的翻译研究摆脱危机境地的一次转机。（王宁，2004：33）从那以后，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进行翻译研究，便逐步成了当前国际学术界的一个前沿学科理论课题。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翻译的功能变得越来越重要，伴随而来的就是对翻译的界定也在发生变化。翻译已经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转变成另外一种语言的纯技术形式的翻译，而且还是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从一种文化转化成另外一种文化的手段。这样，翻译则变成了一种文化传播和文化阐释的重要手段。
当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持续了近十年，苏珊·巴斯耐特和安德烈·勒弗菲尔又在《文化建构：文学翻译研究论集》(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1998)中提出了另外一个新观点：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Translation turn)。
文化研究在当代人文学术领域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已持续了十余年，不难意识到其中潜伏的危机。因为当今的全球化语境更有利于关注非精英文化的文化研究，而未来文化研究的发展道路，其中一条就是通过阐释性的文化翻译，使文化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混杂性越来越强，因此翻译在各文化之间所能起到的“协调”和“互动”作用就变得愈发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说，翻译研究可以促使文学研究走出封闭的领地，实现其跨文化的目标。这实际上对于反拨文化研究的英语中心主义模式，率先以翻译为切入点把文化研究扩展到跨文化的大语境之下起到了促进作用。在文化研究方面，《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一书提出，要与国际文化翻译理论界进行对话和讨论，这样才能逐步达到理论和学术的双向交流。
论著的“中编——文化阐释与经典重构”从文化学的视角重新界定翻译研究，将其视为一种文化阐释（interpretation），并认为通过文化阐释可以实现对文学经典的质疑乃至重构。“经典”这个术语具有文学和宗教双重含义，而本书选取的视角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出发点，但是最后的归宿仍然是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经典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批评话语、权力机构及其他一些人为因素。由于“欧洲中心主义”和其后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优秀作品长期起来被排斥在经典之外，因而从跨文化的视野对既定的经典进行质疑乃至重构是完全可能的。该书通过对具体的个案——惠特曼、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和易卜生——进行深入细致的阐释和分析，首次对浪漫主义的“全球性”意义作了阐释，认为这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一次“文化全球化”的尝试；
并在国际学术界率先提出“易卜生化”的概念，将其视作后现代的美学原则。浪漫主义实际上就是全球化在文化和文学上产生作用的一个较早的直接结果。（178）《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通过一些个案分析，指出任何一种具有普遍意义和世界性影响的文学流派只有植根于具体的某个民族/国别的文化土壤里，和那里的文学传统相作用才能产生一种新的变化。反过来，产生于本土的文学变体又会通过与他们原来的概念进行对话，从而对原有概念的重构进行有力的补充。
中编通过七篇文章探讨了翻译经典与文学翻译之间的关系，着重强调翻译经典对文学经典的影响，指出文学之所以成为经典是由于翻译的作用，并且翻译会对某一个国家的文学经典起着一种推动作用。
中编对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重构进行了阐释和说明。现代性是一个超越时空界限的世界性现象，也是一个跨越各门学科的理论话语的综合课题，它既可以在最宽泛的艺术层面上被视为一种文学艺术精神，同时也可以在最广义的文化和知识的层面上被定义为一种政治文化启蒙大计。（123-124）现代性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现代性就免不了涉及文化的翻译和理论的旅行。现代性在中国的登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的中介作用，而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以及文学史的重写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翻译文学的干预和影响下，中国现代文学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自己的古代传统，又迥异于西方文学的独特传统。林纾的文学翻译实践加速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进程，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与鲁迅、胡适、梁实秋、康有为等思想家相比，林纾作为中国晚清时最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他的翻译实践所起到的启蒙作用是无人可比的。如果从忠实的角度或者从字面翻译的意义来说，林纾的译文不能算是忠实的翻译，而是一种改写，但是正是这样的改写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翻译文学文体。这种文体的形成实际上从语言的角度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奠定了语言文体基础。作者颇有见地地指出，通过一种文化翻译的中介和作用，中国现代文学已经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自己的古代传统又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有着一定差异的独特传统。这绝不是中国文化“殖民化”的产物，而是中、西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和交融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有着“混杂性”特征的产物。（王宁，2002：38）
全球化（globalization）首先是一个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内的课题，但近几年来已经引起了（包括翻译研究者在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关注，其原因在于，就文化全球化所产生的影响而言，信息的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崛起使得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尤为密切。（王宁，2000：10）翻译无疑也是信息传播的一种工具，因而在全球化的大语境之下，翻译的功能将越来越明显的显示出来。
在“下编——文化研究与文化理论的阐释”，作者对文化研究在西方的最新走向和未来前途进行了理论描述，并勾勒了“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几种最有潜力的理论思潮。
随着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去世，作为后结构主义大潮的中坚力量和后殖民理论批评的核心观念——解构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历史。但是解构主义的批评原则却已经渗透到包括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在内的人文学科的各个相关领域。（217）后殖民主义的研究与种族问题、流散现象以及全球化问题融为一体。而早先的女权主义理论批评又分别形成了性别研究、同性恋研究和怪异研究等，从不同的角度显示了女权主义或女权主义的多元化走向。全球环境的恶化则又导致文学批评中生态理论话语的突起，注重环境写作和对经典文学文本的生态视角阅读。“流散写作”的崛起，尤其是华裔流散写作的崛起，则对文化重建和文学史的重新书写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当今这个以信息传播为主的高科技时代，人们对于图像的依赖逐渐增强，因而“图像转折”（218）就出现在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之中，它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理论的功能转变。
最后，作者以巴赫金和德里达两位理论家为例，提出非西方文化背景的学者也可以在西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此外，他还提出了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走向世界的策略。作为中国的翻译研究者和文化研究者应该立足于中国的文化土壤，考察翻译所起到的对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建构作用。
二、论著的主要特色
1．宏观分析与微观论证相结合
翻译研究有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之分。所谓的宏观研究指的是对影响具体翻译实践活动的外在因素的研究；
微观研究指的是具体的语言操作层面的翻译研究。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的翻译理论研究属于翻译的宏观研究，开展翻译的宏观研究改变了传统的翻译观，使翻译研究不仅着眼于翻译的语言层面，还意识到了片面强调翻译忠实性所存在的问题。翻译的宏观研究通过具体的翻译活动得以体现，对翻译的微观研究进行了有力的补充。因此，翻译的宏观研究与翻译的微观研究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构成了完整的、全方位的翻译研究内容。
后殖民翻译理论研究从全球化的层面研究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考察了文化与翻译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这种研究方法把翻译从狭隘的字词转换中解脱出来，从一个更加开阔的视角把握和认识翻译活动，扩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加大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度。这无疑使研究者更加深刻地认识翻译的本质特征。但是如果仅仅从宏观的角度研究翻译，就有可能使研究流于空泛，失去翻译研究的根本，成为“从理论到理论”的空谈。《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一书虽然是从文化这个宏观层面研究翻译活动，但在分析和阐释的过程中又将宏观阐释和个案分析有机的结合起来。在探讨后殖民理论、后现代性和全球化等问题时，该书结合了各种具体的文学或翻译个案，如惠特曼、《镜与灯》、易卜生、巴赫金和德里达，通过理论分析翻译事实，再用翻译事实验证翻译理论，“把翻译活动回置于他所产生的真实的文化历史背景之中”去考察。（王东风：2003：4）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相互交融，宏观阐释与微观分析的相互映衬，构成了一个严密的论证体系和印证过程。
2．高度的理论性和连贯的体系性
《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一书主要以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为依托，同时借助了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思想、流散写作、性别研究和怪异研究、图像理论与语像批评等多种批评方法和理论，并借助这些理论思想对翻译展开论证。虽然《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是由多个单篇文章汇集，但是这些文章完全按其内容的连贯性进行编排。虽然论著的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但是从理论批评到著者自身的理论思想建设，层次分明、条理清晰，整个思想体系浑然一体。整个研究过程具有很强的理论性、逻辑性和体系性。
3．借鉴与创新相辅相成、批评与建设并重
论著中除了涵盖了上面所提到的文化研究、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的成果之外，还利用了多元系统和翻译研究学派的研究成果，所以其理论来源相当丰富。但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理论引进和借鉴上，也不仅仅是对西方翻译理论的阐释，而是通过这些理论论证和引入自己的翻译思想，构建自己的翻译理论体系。后殖民主义的批评理论颠覆了传统的“原文至上”和“字字互译”的观念，并且赋予了翻译研究更广阔的空间，从文化层面对翻译学进行了重新的界定，将翻译视为一种文化阐释。
应当指出的是，作者从中国和本民族文化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在中文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策略。并且在“下编”还提出了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走向世界的策略。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王宁教授一直标立中国学者的自信思路。整体看来，该书在后殖民翻译理论建设中，具有自身独到的价值和地位。可以说，该书是中国译界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翻译理论中的一部力作，它的问世必然会极大地丰富我国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含量，从而提出和建构中国自己的文化翻译理论。
参考文献
[1] 王宁，“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中国翻译》，2000年第1期，第10-14页。
[2] 王宁，“现代性、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重构”，《文艺研究》，2002 年第6期，第32-40页。
[3] 王宁，“再论翻译学的学科定位和文化特征”，《中国翻译》，2004年第3期，第33-34页。
[4] 王宁，“翻译的文化建构和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中国翻译》，2005年第6期，第5-9页，中的第6页。
[5] 王宁，《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6] 王东风，“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野”，《中国翻译》2003年第4期。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