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首先在学界悄悄酝酿和形成的“国学热”，由于《百家讲坛》一类电视媒体的成功介入，一下子在全社会掀起了高潮。一点也不奇怪，电视作为当代社会的媒介骄子，其巨大的信息传播能量足以左右民众精神和社会心理，成为文化的主导者。它能够化腐朽为神奇，也能够化神奇为腐朽；
能够使“竖子”一夜成名，也能够使“英雄”一败涂地。君不见某些国家的政治也早已电视化，总统要想在政治上过关，首先要在电视上过关。话说回来，目下电视媒体对“国学热”的大众化，总的来看功不可没。于丹讲《论语》常识性错误固然太多，多得学者无法原谅（顺便提及，不知道她的“心得”的英语版是否还将“小人”翻译成小孩子？孔子“闻过则喜”、主张“过则勿惮改”，于丹将论语讲得那么热闹，偏偏就缺孔子的这点精神，至今未见她就自己出现的常识性错误澄清一下，更别说道道歉，其实道道歉更有利于她的形象），但她毕竟不是在诲淫诲盗，而是在弘扬传统的真善美。当然，对大众化难以避免的浅薄化和媚俗也不能以各种理由予以回避、宽容甚至接受。特别是为了迎合某种阴暗、恶俗的趣味和追求连人类生活的价值底线都肆无忌惮地亵渎时，我们的良知就更应该保持警惕。在国外，某国家元首居然公开地大放厥词，悍然否认纳粹大屠杀，国际舆论却至今仍没有给与应有的谴责（对否认纳粹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这类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的言论和行为，至少应由联合国出面予以谴责）；
在国内，一段时间以来，专门拿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恶搞，专门替臭名昭著的汉奸翻案，甚至将晁错这样的为国事殚精竭虑，为改革不惮危难，最后却被皇帝抛出作牺牲品的悲剧英雄奚落为“搅屎棍”，下流肮脏无耻，莫甚于此。令人担忧的是，许多媒体还对此津津乐道，将其视为所谓幽默、智慧（其实连小聪明都算不上）。文化良知对这种现象的谴责，却往往被媒体故意冷落，被奚落为假正经，被边缘化。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成了大众消费社会的常规现象。当然，生活中更需要的还是瓦釜，黄钟一般只能摆在博物馆里。但瓦釜并不因此就成了黄钟，或并不因此就可以欺世盗名、混淆视听地自命为黄钟。当然，还会有人又油嘴滑舌地来假民粹的老一套：我就是瓦釜呀，从来也没有自命黄钟呀！于是就在民众被这假民粹蒙蔽而喝彩时，赶紧将原来卖不掉的烂冬瓜混到正时令的萝卜里打包兜售。
然而，是真名士自风流，没有底蕴的矫揉造作、哗众取宠总要露馅出丑。据说某位搞了一辈子美学始终难以入流，转行到电视上说书暴得大名者忘乎所以，居然对美学大师李泽厚妄下雌黄，结果当场被人怒斥：“你不就是个臭说书的，有什么资格指点李泽厚！”在“说书的”前加“臭”字极为不妥，但这话听着真是痛快！世间自有良知在呀！仅拿学术分量和文化分量来说，如果说李泽厚是泰山，这位“说书的”最多就是个跳蚤，再招摇也不过如此耳。
学术文化和大众文化宣传毕竟不是一回事，尽管各有各的价值，尽管二者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最荒唐的要求是学术要走向大众，文化要老百姓都懂。这是典型的假民粹。你能要求“嫦娥”的总设计师对一个卖大葱的讲明白“嫦娥”是怎样飞到月球轨道上的吗？学术上的事，有许多是非专业人士无法搞懂也无需搞懂的，偏偏就有那么一些人学术实在做不下去，跑到电视上搞点宣传，有了点知名度，立刻就云山雾罩，自欺欺人，整得那些自甘寂寞、数十年如一日地坐冷板凳搞学问的人都好像犯了蔑视民众的大罪似的。但有一点十分清楚，无论多少个非专业人士的追捧，都不会给你在学术的小圈子里增加哪怕是一两分量。
但同样令人担忧的是，某些高校竟然将和学术毫不沾边的电视说书讲故事当成了“学术指标”。例如某高校校长，专门领着“说书学者”到处招摇，为学校增添知名度；
某高校某系的展示栏上，居然将上了电视说书讲故事列为头一条学术成就；
某学术会议报道，居然将某某上了某某电视讲坛的“说书学者”出席会议列为头条。殊不知他们在电视上讲的那些东西，连一篇学士学位论文的水平都达不到，应为那根本是不同性质的两码事。目下中国的一些高校，冠盖满校园，就是缺少教育家，而追星、媚俗、欠债和学术腐败，已成了一些高校的四大奇观。对电视“说书学者”的追捧，或可算作一端。
说来说去，我是不是反对大众文化宣传呢？当然不是。我献给读者诸君的也正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读物。颇感欣慰的是，近年来，我在给学员们讲授书中的某些内容时，他们不时地发出慨叹：原来这个词是这个意思！原来这句话应该这样理解！电视上怎么能那样讲呢？
孰是孰非！还望读者诸君品鉴！
是为序。
2008年1月2日夜22时50分于广渠门远洋德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