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急剧变化的时期，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矛盾也逐渐的积聚与凸显。面对一系列的这些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没有袖手旁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流派的兴起之后就一直在参与辩论，他们对当下中国的问题也都提出了自己的诊断和看法。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如何理解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徐友渔研究员为我们一一分析。
1 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思想分化现状
朋友们，很高兴有机会来到广州，和大家一道交流。我们都知道，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转型，知识界产生分化，同时产生了一些激烈的争论，作为参与思潮争论的活跃分子，我把有关情况和我的观点向大家作一些介绍。
思想分化和对立的大致轮廓是这样的。（上世纪）90年代知识界争论的人大多数在80年代立场是一致的，都支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批判和清算以前的左倾路线，认同自由、民主、法治等价值，自认为继承了五四传统，在做启蒙工作。90年代之后的形势使知识界产生分化，一派坚持原来的基本价值，通过批判性反思作一些调整，并探讨如何把基本价值理念落实为制度安排，这样使原有的价值深化。另一派大体上是批判和否定原有的基本价值，要与西方社会的左派思潮接轨。总之，一派认为人类有普世价值，另一派认为以前的主张只不过是西方的话语霸权，要对第一次思想解放来一个拨乱反正，搞第二次思想解放。
从90年代后期起，问题越来越明朗，从“要不要改革”变成了“要什么样的改革”，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越来越严重。一派认为问题根源主要是内因，解决问题应该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要与政治体制改革配套，市场必须规范，权力制衡机制应该建立。另一派认为主要是外因，来源于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来源于市场经济，要重新评价和肯定被当成左倾路线而批判的东西，他们称之为“社会主义遗产”。
到了新世纪，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再次崛起而且发展势头很猛，格局从二元对立变为三足鼎立，交叉、联合的情况时有出现。比如，自由主义派中有偏爱保守主义的，而保守主义阵营中也有自称自由主义的，阵线变得不那么分明。
当然，这种说明，不论是二元对立还是三足鼎立，都是非常概括和简单化的，远远不能反映中国社会思想分化和对立的丰富和复杂性。比如，原来的左倾思潮从来没有消失，而且近来非常活跃；
又如女性主义、环保主义等，算得上是社会思潮的后起之秀。
现在谈“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对立。首先要说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这样的称呼来源于西方，它们在中国的含义和在西方并不完全一样，就像“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在欧美的含义有所不同一样。欧洲的自由派相当于美国的保守派，美国的自由派则相当于欧洲的左派，其中有许多错位的地方。
基于以下理由，我认为“新左派”一词是恰当的。一、他们的思想理论资源完全来自当代西方新左派，如萨米尔?阿明、沃伦斯坦、贡德?弗兰克、爱德华?萨依德、多斯桑托斯和乔姆斯基，等等，他们的文章和言论常常发表在西方新左派刊物上；
二、他们和中国老左派一样，只反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反专制主义；
三、与老左派一样，他们肯定毛泽东的做法，号称要“继承社会主义遗产”。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派喜爱引证或介绍洛克、休谟、孟德斯鸠、亚当?斯密、伯克、哈耶克，以及中国的胡适、储安平等。它的基本主张简单说来就是：一、市场经济，自由、公正的竞争；
二、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比如言论自由和财产权；
三、宪政与法治，政府权力应该受到监督与制衡。
2 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在七个问题上的对立与争论
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在今日中国几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上都有不同的、对立的看法，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立和争论更加明显。
问题一：市场经济和社会不公。转轨期触目惊心的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引起知识分子的关注和议论。分歧之点不在于承认还是不承认我们的社会存在着腐败和社会不公，是反对还是辩护。在承认事实方面，在道义上反对方面，大家是一致的，分歧之点主要在于，认为问题出在市场经济本身，从而要对其批判和抵制，还是认为原因在于市场没有摆脱旧权力体制的控制，不成熟、不规范，因此出路在于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
问题二：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自由主义者的基本立场是：中国应以积极的态度来迎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因为这是历史的必然。而新左派反对中国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认为这样就是把中国纳入不公正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人说，第三世界国家现在的唯一任务，就是开展全球范围内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等有了一种新的、公平的经济体系之后再参与全球化。
问题三：关于中国国情。有人断言，中国社会现在已经是资本主义或市场社会，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因此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我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我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把中国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把中国的问题说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其结果是把批判的视线从中国社会内部引开。
问题四：如何看待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等等。崔之元对于批判“文革”中和“文革”前的极左路线不满，赞扬人民公社，他说，1958年后建立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为今天的村民民主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础。他还鼓吹“大寨经验”，说“鞍钢宪法”和目前西方最先进的“后福特主义”一脉相传，是西方人从毛泽东那里学去的。他甚至提倡要“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公然歌颂“‘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
问题五：如何看待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人要否定和清算80年代的批判和启蒙话语，说是“在启蒙话语中沉湎的知识分子对西方话语无条件的‘臣属’位置和对于‘现代性’的狂热迷恋”，有人把当代对启蒙、理性、民主、自由的提倡和追求追溯到五四而加以否定。与之相对的立场则捍卫启蒙，捍卫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
问题六：关于现代化本身。西方自近代以来一直有对于现代化的批判，在当代这种批判更猛烈、更系统，中国知识分子把西方质疑和反对现代化的思潮运用于本国者不乏其人。有人认为，中国现代化受阻和受挫的问题不存在，中国面临的危险是重新变成殖民地。对立的观点认为，我们应当警惕西方理论在中国发生错位，西方的理论产生于与中国大不相同的条件下。
问题七：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对立。新左派立场和极端民族主义立场有部分重合，他们用“美国搞霸权主义”来解释国际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新左派强调的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在中东的政策是恐怖主义产生和蔓延的原因，有人认为，恐怖主义是弱小民族或集团对强权的绝望反抗，因此有某种意义的正义性。而自由主义者一直主张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有人认为，盲目的民族主义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
3 自由主义思潮为何会在90年代出现？
现在来谈谈自由主义思潮为什么会在90年代正式出现。
首先，最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得到承认。在某种程度上，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话语系统中取得了合法地位，经济学家可以大谈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大谈“看不见的手”的积极作用。
第二，中国在20世纪30-40年代曾经有过兴盛的自由主义运动，这笔遗产在90年代被重新注意，深入研究，发扬光大。一本名为《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的书说，胡适”一生致力于民主政治的建设，捍卫人权、法治、思想自由等基本原则“，”随着中国现代化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胡适的历史地位逐渐确立，胡适思想内涵的现代化意识必将为人们所承认。
第三，从90年代中期起，大陆出现了又一轮翻译出版热潮，而自由主义著作受到极大重视，引起很大反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秩序原理》，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另外，下列思想家的著作也被翻译出版，并受到广泛评论：爱德蒙?伯克、托克维尔、以赛亚?伯林、罗尔斯、诺齐克等等。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中国新左派在90年代出现的原因。
首先，最重要的是从90年代中期起，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在中国，除了极左余毒和不受限制的权力的压制外，又出现了另一种恶，另一种压迫形式，另一种社会不公正的原因，这就是金钱、资本的力量。旧的弊病和压制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对许多人来说，这是生来就存在的现实，已经熟视无睹。除了少数人，大多数人都同样地享受有限的自由，忍受着多数情况下的不自由。而金钱造成的不平等对人们心理上形成的冲击要大得多，你的左邻右舍、同事、朋友、亲戚只要有人买小车、迁新居，都会刺激你的神经，使你在心理上不平衡。
以上看法还可以从分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得到支持。中国的传统中缺乏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因素，中国社会虽然历来并不平等，但平等的思想却十分强烈，从古至今以来中国人就信奉圣贤所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在现代，倾向社会主义的新传统一直是占支配地位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不应该批判金钱和资本的罪恶。恰恰相反，我认为，看到另一种形式的压迫和不平等正在出现，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新形式的压迫和不平等是不是已经取代了原先的那一种，或者与原先那一种无关。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政治体制需要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成了主要问题？我认为主要还是前者，而且后者依附于前者。
中国从90年代起出现了急剧的社会转型，政治和社会问题变得复杂、交错，这就要求人们在讨论中国问题时有一种健全的现实感。我指的是，我们不但应该看到某方面的问题，而且要恰如其分地权衡它的分量。人们早已注意到，中国大陆的新左派中，不少人的专业是文学，他们观察中国问题的方式带有文学特征，这样的人敏感，善于捕捉某些新的动向和症候，但不能从数量和统计的角度分析问题。资本和金钱的压迫确实出现了，但这远不能说明，中国社会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中国的问题已经是资本主义剥削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问题。
有趣而又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并在美国任教的中国人成了新左派的生力军。他们在美国的大学中学的就是种种新左派、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他们的导师用这些理论批判西方社会和资本主义，他们则把这套理论运用于中国的现实，为此目的，他们把中国说成是适合他们理论的资本主义社会。
4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新论战
现在，我再谈谈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的情况，也就是最新的发展情况。有人说，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时兴了一阵子之后，早已经不时兴了，我认为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从2004年6月起，郎咸平公开批评海尔、TCL和格林柯尔三家公司利用产权改革侵吞国有资产，引起媒体和民众广泛关注、经济学界的各种反应和企业界的强烈反弹，引发了又一轮关于国企改革的争论。
从媒体(包括网络)反映的民意看，支持郎咸平的意见是一面倒，那些批评郎咸平的学者受到很大责难。总体上说，新左派是大力支持郎咸平的意见，而主张市场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站在郎的对立面。但细致观察和深入分析之后可以发现，不能把事情简单地说成是支持还是反对国企的产权改革，说成是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对立。
经济学家张维迎的反应被视为自由派的典型立场，他强调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他说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认为“只要有人赚钱，就一定有人吃亏”的观点，是极具误导性的。不能看到买的人赚钱了，就说国有资产流失了。他认为更严重的问题，反而是国家政府部门对私人资产的侵吞，不能因为会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可能，就终止国有企业的改革。
在8月底举行的“国资流失与国有资产改革”研讨会上，新左派经济学家左大培、杨帆等与郎咸平一同出现，并且在郎咸平发言之后，相继发表了言词激烈的“挺郎”观点。9月底10月初，“挺郎”派通过网站作出一系列强烈表态，被形容为国内本土派、实践派、非主流经济学家出面集体支持郎咸平。
郎咸平的问题是，他主张不搞产权改革，不承认国企存在的问题，认为国企经营得很好，效益不比民企差，他为了证明这一点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国有垄断性行业在香港的上市公司，这就没有什么说服力。他的观点似乎前后有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后来说同意国有企业应该改革，只是主张应该按青啤模式进行。这就使得双方在大方向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强调和侧重点不同。
可以说，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并不持市场至上和不要公正的观点，可以把他们的立场归结如下(事实上他们从来都是这样表达的)：一、坚决主张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以形成最终能防止权力参与掠夺的机制；
二、批判现行改革中严重的不公正，要求规范市场经济体制，排除权力的干预；
三、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和当务之急是立即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作为对比，可以把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分歧理解为：一、前者提倡并力图推动市场经济，大谈规范的、较为理想的市场经济的种种好处，包括对于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好处，而后者主要谈市场经济的弊害；
二、前者批判现行的权力主导的改革，但没有断定目前改革的性质就是赤裸裸的掠夺和抢劫，而后者对现行改革的批判要严厉得多，基本上是持全盘、彻底否定的态度，甚至主张不改革；
三、自由主义者有一个宪政民主的目标和纲领，而新左派没有表现出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兴趣。
这场论战使得所谓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区分明显起来，这两部分人有共同点，即是分享某些重要的理念和价值，但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有区别(比如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的重视)。
我多年前就对经济自由主义提出下面这样的批评：“有人(比如有个别经济学家)把适用于理想市场条件下的学说、理论、概念、公式用于分析当前中国经济问题，而无所不在的权力干预，多变的政策使他们的研究纯属纸上谈兵。有人把中国的民主进程等同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认为除了等待这个阶级的壮大之外不能做其他任何事……在中国，确实有人认为市场化就是私有化，以加快改革步伐为借口肆无忌惮地化公为私，把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全推到普通人民群众身上。可能有少数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的人支持或默认以上言行，但真正的自由主义是与此格格不入的。”
曾经有人主张，根本不应承认经济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我觉得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大力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说应该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品种，它在论证和推动市场经济方面的作用不容否定。老左派以批判新自由主义为名对它大肆批判，从2005年夏季开始在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教科书领域中的清算，说明经济自由主义的正面作用不容否定。
5 文化保守主义抬头的背后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现，以及自由主义、新左派与传统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关系。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谈一谈民族主义。从90年代起，随着一些重大国际事件和国际冲突的发生，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时有高涨，有时达到狂热程度。随之而来的是争论激烈，讨论和研究倒未见得深入。
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表现得很虚伪和粗鄙，比如许多大学生可以扔石头砸美国大使馆，同时抢着考TOFFE和办赴美签证；
北大一个女学生，在克林顿访问时竭力提刁难问题使他尴尬，过两年又嫁到了美国，她对这两件事都很炫耀。因为这个原因，学者们不是十分关注，但我们应该注意，民族主义虽然在理论层次上不行，却是强烈和持久的，而且往往是感情冲动的。
民族主义话语在90年代初回复，首先是因为80年代末国内巨大事变和紧接着的苏联东欧巨变，使得意识形态有求助于民族主义的需要。一些政治上敏感的学者和文化人感觉到这种需要，主动以民族主义言说投合需要，以取得话语权。
萧功秦在《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中提出，中国当代的现代化可以启用以儒家主流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凝聚力与整合的资源。原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的实绩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之一，但还不够，还不具有民族传统那么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在当代，儒学已不再与现代化相对抗，能够在多元时代为权利和义务主体提供安身立命的依托。
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代表了中国各阶层的人怀抱的民族主义情感中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虽然本书前言欲盖弥彰地说，“这不是一份民族主义宣言”。这本书的标题，以及书中某些章节的标题(比如“我们不要最惠国待遇，将来也不会给你们这个待遇”、“我决不搭乘波音777”)表明此书宣泄的是反美情绪。此书的立论基础是：美国人不但邪恶，而且愚蠢。比如作者说：“我敢于下这样的武论：大多数中国高中学生对美国历史文化知识的了解比美国大学生还要多得多。同样，其他领域中对美国的了解也可能优于美国青年……事实上，美国青年一代堕落的迹象，在吸毒、性爱和电子游戏机背后，已经显现出被人类文明抛弃的端倪。美国未来的干部基础，就是由这样的人构成的。而且美国当前的民意基础―――堕落一代的思维印记越来越明显。”此书的最大特点是不负责任，比如作者放言台湾问题，不满意于现行方针“坚持和平解决……不承诺放弃武力”，而主张“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这本内容肤浅、混乱，带有明显商业炒作意图的书红火一时，喝彩声远远大于批评的声音。
也有理智和清醒的声音，孙立平在“汇入世界主流文明”中分析民族主义思潮在90年代兴起的深层次原因：随着更深地进入国际社会，西方国家已经从遥远的模仿对象变成现实的竞争者，利益冲突频繁发生；
与此同时，由屈辱的历史和长期贫困所窒息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迅速复苏。作者认为，当今世界一些最旗帜鲜明坚持民族主义的国家往往也就是最抗拒现代化的主流文明的国家，有的甚至也就是当今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因此，中国应自觉地选择世界主流文明，自觉地融入其中，而不是另寻它路。
在上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是民间思想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形成二元对立。而在新世纪，文化保守主义出现了，二元对立变成了三角关系，国学热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发展势头很猛，大有后来居上的意味。认真说来，国学热在90年代上半期就出现过，但在老左派正统思想的警告和讨伐之下仓皇退却、无疾而终。这一次情况不同了，在2004年，由于“读经”口号的出现以及《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和其他事件，有人把这一年命名为“文化保守主义年”，2005年发生了一系列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学说有关的事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2004年12月28日，文化保守主义刊物《原道》的编委会为庆祝杂志创刊10周年，在北京举办了主题为“共同的传统―――‘新左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视域中的儒学”学术座谈会，这是一个思想立场表达和碰撞的场合。从会场上的发言情况看，新左派对文化保守主义并不反对，但具体想法不多，而自由派则有较多思考，不论是持同情性支持还是持批判性反对立场。事实上，在2004年和2005年围绕国学的讨论中，不论是发表正面还是反面意见，自由主义者都十分积极、活跃。
2004年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在读经争论中，一批年轻的自由主义的学者，比如秋风、刘海波、范亚峰等，都明确表示支持，都强调中华文化传统的价值和重要性，都大力批判理性和启蒙对传统的冲击。他们自称在学理上受到哈耶克和苏格兰学派的影响，把自己的立场称为“中道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建立现代宪政制度与保守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之间，并无矛盾之处，更有甚者，他们认为脱离传统，依靠批判传统建立的任何体制都具有人为设计的特征，而不具有自生自发的生命力。
有位学者还在《“读经”背后的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中说：“为什么要支持民间的儿童读经，支持儒家道德理想和人伦情感的重新伸张，支持文化保守主义尊敬传统的微弱声音呢？因为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所谓自由就是具有连续性的习惯，而不仅是理念世界中激动人心的诉求。一个社会若没有丝毫的传统，将意味着没有丝毫的自由。法治本身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制度文化，它崇尚连续性，并依赖于整个社会在法律、文化价值、社会伦理乃至私人情感方式上的某种连续性。”
尽管许多人产生了一种印象，以为在2004年这个文化保守年，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走到了一起，但这个印象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甚至不是大多数自由主义者都倾心于保守主义，批评自由主义倒向保守主义的也大有人在。比如，袁伟时对政治保守主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说：“其实，简单说来就是一句话：中国要回到政教合一的体制，由儒教的‘大儒’、‘贤儒’加上血统高贵的前贤后裔集体君临天下，保留对国家一切大事的否决权和决定权，需知在三院中他们笃定支配了国体院和通儒院！不过，这样美妙的设计立即会碰到无法逾越的障碍：如何确定那些‘通儒’和‘国体’代表的合法性。”
需要说清楚的是，我们很多人并不是一概反对学习和复兴传统文化，只是反对用传统方式指导我们的政治制度安排。比如我在争论中说，如果把“复兴国学”比较平实地理解为知识、教育方面的补课和基本建设，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中国人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学术欠债太多，要反对的只是企图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使中国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不是把儒学当成“文化儒学”，而是“政治儒学”。现在力图复兴儒学的人谈论儒学的衰落不提权力的干预和压制，而是一个劲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启蒙、对倡导科学与民主进行清算，这不尊重历史事实，也不利于儒学的恢复和发展。
结语：
最后，展望一下这两派争论的未来前景。
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出现戏剧性事件或重大变化之前，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将会一直继续下去，甚至在这之后，都有可能存在。
我们知道，从现代到当代，远远不止一个世纪，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因为对于大工业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对于现代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确实存在两种主要的不同观察和评判的角度。从将近一个世纪之前起，两种立场、两种思潮的对立、斗争就反映到中国的思想界，而且成为中国思想界争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如果说，我们在最近的将来无法断言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会结束，那么我们就不可以预言这样的争论会在中国结束。
其实，重要的不在于国际上的思想立场对立一定要反映到国内，关键在于，中国的社会转型暴露出来的问题，恰恰易于使人们从两种主要的不同立场和视角进行观察与评判。
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中国接受世界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所提示的共同的文明准则，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实现宪政民主，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趋势，他们认准了这一点，除了义无返顾地争取实现一个保障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法治，政府权力受到制衡的体制，没有别的选择。
而对于新左派来说，中国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标准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西方左派、新左派对这个过程的一切批判，都可以搬用到中国。毋庸讳言，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大发展，他们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有理由把中国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越发有理由搬用西方新左派对西方社会的诊断于中国。
新左派即使不能说将会永存，至少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存在，因为看来市场经济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占居统治地位或主导地位，而新左派思潮将以市场批判者的身份存在，不论市场运转得好不好，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就像这一二百年历史所表明的那样。
至于自由主义，可以断言它在中国的存活期也会很长。它在20世纪30和40年代一度活跃，那只不过是啼声初试，在沉寂半个世纪之后以隔代相传的姿态出现，表明了它的内在活力。如果说，在严酷的内战中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会被挤到一边去，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和平时期的宪政建设过程中，它一定有用武之地。也许有一天，当中国的自由主义平台已经搭建成功，它会失去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会有其他思潮流行，但那也是功成身退。这个平台一天没有建立，自由主义的理念和追求一天不会失去作用。
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前途并不在于一定要坚持新左派立场或自由主义立场，就像我表明的一样，什么是真理就坚持什么。以后，也许新左派和自由主义队伍会分化，也许两者之间界线将不再那么清楚，也许两支队伍中间最有良知的那些人会站在一起，也许其中一些沽名钓誉的人会站在一起。我觉得，这种分化是完全有可能的。在这种基础上，我认为是什么派别并不重要，是新左派取得胜利还是自由主义取得胜利也并不重要，中国的现代化前途才是唯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