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各位代表，
2006年年会选择以“科学发展、共享和谐”为主题，突出了时代的要求，突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与社会学的内在联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题。
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提出，一方面表明，社会学及其各个分支都能够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并且已经在一些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也给社会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一就是要求中国社会学能够从社会学的视角，解决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遇到的种种前所未有的实际问题、社会政策、战略问题，第二就是要求中国社会学能够从社会学的视角，对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变化和问题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建立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而这两方面有时紧密相连的。这就根本上决定了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必须保持平衡，失衡了，不仅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两者本身都会受到损害，而且中国社会学也会在社会科学中被边缘化、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被边缘化。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上个世纪20、30年代开始的对美国实证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简单移植，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轻视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的经验化倾向和边缘化问题。费孝通先生在40年代曾对中国社会学出现的边缘化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理论思考。
中国社会学界存在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失衡，主要表现在把社会学简单地解释为经验学科，以为只要开展经验观察和事实描述就是在开展社会学研究，在一些研究中排斥理论思考或忽视理论概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性的社会学理解和视野。这种观念和行为的结果是，导致中国社会学研究存在很多表层化、平庸化现象，例如，课题立项多，理论成果少；
经验事实描述多、深入分析少；
热点问题多，学术积累少。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科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仅仅开展经验研究而不上升到理论概括的研究，不能被视为规范的深入的社会学研究，这一观点是早已为中外经典社会学家充分论述的。
由于上述这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性的社会学理解和视野的限制，既导致了经验研究的低水平，限制了经验研究自身的健康发展，又导致了对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表现出日渐明显的不足，例如：片面强调科学性，忽视人文性；
对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挖掘总结不够；
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的评介和研究往往限制在强调科学精神和经验原则的英美实证社会学范围内，而把具有人文主义传统的欧陆社会学理论称为社会理论或社会哲学排斥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之外；
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其历史的深入研究，等等。
上述这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性的社会学理解和视野，不幸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中国社会学界广为流行的理解和视野，成了某些社会学教学机构和研究机构和学术杂志的主流倾向，例如，某些学术杂志以此来决定社会学稿件的取舍，在社会学论文的评审中以此来决定分数的高低等等。这导致中国社会学界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及其表达的严重失衡。这种情况并不像主观想象的那样是站在世界和中国社会学的前沿，而是与世界社会学发展的趋势不相符、与中国社会学在社会学世界格局中的应有的地位不相称，随着中国从地区性大国日益成为世界性大国，这种不相符、不相称将变得越来越突出。
为了实现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共同繁荣，实现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理论建设的新发展，我想着重强调三点：
第一，我们必须牢记费孝通先生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多次发出的呼吁：要突破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应当像费孝通先生谆谆告诫的那样，中国社会学既要重视科学精神，也要发扬人文关怀；
既要开展客观性的经验研究，也要开展张扬主观性的价值评价；
既要立足当下中国社会实际，开展参与性、对策性的现实问题研究，也要承继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思想精华，开展历史性、思想性的意义阐释；
既要依据定性和定量的实证研究方法分析问题、形成理论观点，也要利用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会意”、“将心比心”的理解方法和交流方法，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解释中国社会学面对的各种问题。
费孝通先生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的呼吁，是他以深厚的学术修养，宽阔的理论胸怀，积70余年社会学研究的深刻体会，高瞻远瞩地为中国社会学在新世纪争取更大发展留下的重要嘱托，我们应当认真总结中国社会学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像费孝通先生主张的那样突破保守而片面的传统社会学观念，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展开社会学的发展新空间。
第二，我们必须回应当代国外社会学在思想理论上发生了重大变化。积极突破社会学传统观念，在崭新的思想境界中开展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也是回应当代国外社会学在思想理论上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必要措施。中国社会学界业内人士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学已经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在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布希亚、鲍曼和吉登斯等人一样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远远地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界限，他们给出的理论概括是在传统社会学构架中无法理解的理论创新。美国社会学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不仅在实证传统中发展出一些内容和形式都十分新颖的新学科，如新经济社会学、网络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新理性选择理论等等，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反对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新学科，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詹明信的文化社会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社群理论、福山的社会信任理论等等。今天的欧美社会学，确实展开了一个百花争艳、万紫千红的新局面。
因此，我们不能再用过去陈旧社会学观念看待国外社会学，特别是不能把我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了解或引入的一些实证社会学的枝节观念，当成是国外社会学的全部，用实证社会学的旧观念、旧原则限制我们在中国大地上开展的社会学研究。我们应当像布迪厄和吉登斯等人论述的那样，坚持社会学的理论观念和理论视野也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全球化、后工业化和数字化的新时代，在由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型的时代，应当用能够真实反映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新思想、新理论指导对现实生活开展的新研究。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面对我国社会转型的现实，以此为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对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型、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的各种丰富社会现象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提出有解释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适合当代的新的社会学视角，为作为系统工程的和谐社会的构建、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所需的深层理念的更新、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功能的转换、社会矛盾的处理、社会信任的重建等重大问题做出自己社会学的回答。
上述三点，归结起来仍然是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如何创造性地实践中国社会学百年历史所走过的道路，即“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中国社会学界必须对此有足够清醒的认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迅速把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否则，我们将会犯下贻误时机、延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历史性错误。
总之，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变革，社会在呼唤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应当肩负起光荣的历史使命，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向着国际国内的学术峰巅，创造植根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我相信经过整个社会学界的努力，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共同繁荣的局面一定会较快出现，费老的关于拓展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遗言一定会较快变成现实，在此基础上，沿着“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轨迹，中国社会学将获得更加健康、更加快速的发展，真正培育起与国际社会学界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实力，涌现一批中国社会学界自己的理论大师，这样，中国社会学在社会学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将更加重要，最后将成为能够与欧洲与美国的社会学中心并驾齐驱的另一个世界社会学中心，为世界社会学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