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国际发展领域，妇女/社会性别与发展范式萌发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它既植根于主流发展轨迹与历史遗产，又是对后者的解构和超越。该领域处于发展研究与妇女研究的交界处，既有厚实的学术底蕴，又受到主流发展努力以及诸多社会运动的滋养，遂形成了自成一体、熔理论与实践于一炉的知识、话语和实践体系。从历史与理论视界出发，本文回顾了国际发展界社会性别理论与实践的嬗变，检视了妇女发展话语的机构化与制度化进程，并就这些权力话语对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边发展机构和各国政府发展议程、政策及项目的巨大影响做了一个系统梳理。
关键词：妇女发展；
知识谱系；
话语权力；
女权主义发展理论与实践
一、引言
在当代不断推陈出新的各种发展思想与发展干预中，女权主义理论家和实践者[1]对妇女/社会性别与发展问题的探讨可谓独树一帜。国际发展业的缘起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后的重建时期。1945-1965年间亚非拉有50多个前殖民地纷纷获得独立，但绝大多数都为贫困所困扰。作为一个学术和实践领域的“第三世界发展”因而应运而生。几十年来，有关发展的学术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2]，形形色色的发展话语得以建构，发展政策与干预也得到不断拓展和完善。
尽管社会性别关系深嵌于发展进程，但国际社会对于“发展”是一个社会性别问题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发轫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的妇女/社会性别与发展范式，可以说既植根于主流发展轨迹与历史遗产，又是对后者的解构和超越。该领域处于主流发展研究与妇女研究的交界处，既有厚实的学术底蕴，又受到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主流发展努力尤其是诸多社会运动的滋养，遂形成了自成一体、熔理论与实践于一炉的知识、话语和实践体系。
妇女/社会性别与发展范式自萌发以来就成为一项国际性事业。作为全球发展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联合国早在1945年通过的《联合国宪章》序言中就开宗明义地重申了“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国平等权利的信念”。60多年来，联合国连同各种双边与多边发展组织为促进全球妇女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不过在20世纪50-60年代，由西方白人男性主导的国际发展机构主要是根据妇女的再生产劳动[3]来审视她们在经济上的作用，因而不可避免只将她们看作是孩子生养者、持家者及家庭主妇。这种观念渗透在发展政策和项目之中，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表现为不是有意无意地漠视妇女，就是聚焦于诸如计划生育、人口控制、母婴保健、营养、卫生及家政等方面的干预（Braidotti,1994）。据统计，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涉及妇女的发展援助项目还不及3%（Kabeer, 1994）。其时发展工作者几乎都失之偏颇地认为妇女的需求可以通过由男性户主主宰和控制的“家庭”得到满足。也就是说，任何嘉惠于家庭的项目必然使户内的所有成员都自动受益。
正因为如此，发展项目的计划者和管理者很少有人意识到，通过仅有男性（或以男性为主）参与的当地组织和社群来传递信息、发放实物或实施项目有什么不对的。有人进而认为通过帮助妇女提高其照料孩子和满足家庭需求的能力，户内每个人的旨趣都可以得到最佳实现（Young,1993；
Kabeer，1994）。由于只狭隘地从家庭福利的角度来关照妇女，第三世界女性作为粮食生产者、加工者、小买卖经营者及其他有酬无酬劳动者的角色和作用，几乎都在发展理论与实践中被隐匿了。在此情势之下，妇女只被看作是发展项目的受援者和受益人，而且常常被视为需要他人通过特定发展努力给予援助的被动群体（Elson，1995；
Kabeer et al.,1997）。
丹麦经济学家博斯鲁普(Boserup)的拓荒之作--《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1970年问世，无可辩驳地打破主流发展的福利“神话”。通过描述妇女在亚非拉许多国家生产部门的巨大贡献，博斯鲁普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妇女被排除在发展进程之外的事实：即妇女非但没有受益于发展，相反与男性相比，发展过程还常常导致妇女作用和地位的相对乃至绝对下降。譬如，当越来越多男性被吸纳到现代农业部门时，妇女则滞留在温饱农业中，被剥夺了获得土地、信贷、培训及技术的机会。有些妇女甚至被排除出其传统的生计领域，社会性别发展鸿沟因而显著拉大了。
博斯鲁普进而分析了现代化和经济变迁对不同年龄、阶级、种族的妇女群体的影响。知名女权主义学者Beneria和Sen（1981）很有见地地将博斯鲁普的开拓性贡献概括为五个方面：（1）系统阐明社会性别是世界各国普遍盛行的影响劳动分工的一个基本要素；
（2）对社会性别差异的原因及影响机制做了某些令人深思的剖析；
（3）描述了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温饱经济的渗透，尤其是土地改革、经济作物生产及引进现代技术等给妇女带来的更大负面影响；
（4）揭示维持生计的经济活动主要是由妇女承担的，但它们在生产与收入统计中被漠视了；
（5）表明农业劳动中的社会性别劳动分工影响到妇女的非农转移。虽然博斯鲁普主要着墨于妇女户外角色而忽视了她们在户内的作用，尽管她也没有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本身提出挑战，但其理论建构和政策视野无疑是高屋建瓴的。
像博斯鲁普一样，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不少人已开始意识到，很多第三世界妇女的相对地位在过往20多年实际上改善甚微，在某些部门甚至呈下降之势。比如在非正规的工业部门，妇女通常从事报酬最低、最单调往往还是有损健康的工作（Rathgeber,1990）。缘此之故，《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面世后备受推崇绝非偶然。正如Chua（2000）等很有见指出的，这本著作诞生在反帝国主义的政治运动蓬勃发展之际。而且到“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1971-1980）开启伊始，主流发展机构也开始意识到它们一直倡导的“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预期成效。这部力作系统阐明了发展进程中社会性别差异的各种表现形式及其不可剥离的重要性，从而揭示了必须“转变国际发展政策的政治与经济原由”（Braidotti, 1994）。它由此催生了绵延至今并对国际主流发展产生了很大冲击的“妇女参与发展”（“Women in Development”简称 WID）运动。自那时以降，这部迄今仍被广泛征引的经典之作，改变了并继续改变着学者、实践者、倡导者对发展过程中社会性别问题的认识及随后采取的行动（Tinker, 1990）。
始于该书出版行世，女权主义发展话语与实践相辅相成，大体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初“妇女参与发展”（WID）崛起，到80年代中后期“妇女与发展”（“Women and Development”, 简写为WAD）和“社会性别与发展”(Gender and Development, 即GAD)并起的范式嬗变。跨入1990年代之后，全球性的妇女发展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妇女发展业已成为国际学术、实践和政策领域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议题。到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前后，社会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被推到了前台，并被当作全球妇女发展的核心战略。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都对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提出的促进男女平等的目标作出了庄严承诺，并公认社会性别主流化是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手段。
回望过往几十年，女权主义理论家与实践者不单致力于抨击主流的“第三世界”发展模式，她们还建构起异彩纷呈的关于“第三世界”妇女的知识体系。更值得称道的是，女权主义者还借助于上述各种范式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国际发展援助机构、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关涉妇女发展的议程、政策、项目及规划，迄今仍对国际发展业有着至深至巨的影响。
尽管这三种范式在理论表述与行动取向上不尽相同，但它们在实践中却没有那么泾渭分明的界限。时至今日，它们三者哪个也未能独领风骚，哪个也不是无懈可击的。鉴于不同地理与历史情境下妇女发展的复杂性，各路发展组织和机构通常根据自身的使命、目标及干预重点各取所需，因而在国际发展景观中形成了这三者交叠并存的局面。本文旨在从历史与理论视界检视妇女/社会性别与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演进及其影响力。本文接下来将追溯妇女/社会性别与发展知识谱系的历史沿革，描述女权主义思想的机构化进程以及制度化了的话语如何使知识转化为政策与日常实践。
二、妇女/社会性别与发展知识谱系的沿革
如上所述，“WID”这个术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明的。最早提出并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国际发展学会华盛顿特区妇女委员会的成员。该组织系女性发展专家的一个网络，致力于用博斯鲁普等人提出的新理论对美国政府决策者施加压力以期转变其外援政策（Rathgeber,1990）。鉴于妇女被遗落在发展进程之外，WID范式的倡导者力主通过使妇女融入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主流来改善妇女的处境并纠正男女之间的各种不平等。
在20世纪70年代，WID思想指导下的发展项目主要聚焦于以下活动：立足于设计专门针对妇女的项目来解决妇女面临的特殊问题；
通过提供饮用水、儿童免疫、基础教育及孕产妇保健等来满足妇女的实际需求；
鼓励收集分性别的数据；
推动歧视妇女的立法的修订；
致力于将基层妇女动员起来并开发她们管理项目与活动的能力；
有的地方还建立了非政府组织和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来发起和管理妇女项目。伴随WID运动在世界各地的蔓延，许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纷纷建立了负责妇女事务/问题的部门，有的还在政府机构中增设/增加了妇女代表。在回顾当时的发展态势时，第二次世界妇女大会秘书长Lucille Mair曾感慨地写到，“人们突然发现被遗落在发展进程外的妇女事实上是宝贵的资源，在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中占一半甚至更多，她们不再可以被浪费掉了。将妇女从边缘引入主流的前景，不仅使发展者也令这些政策与方案的受益者感到激动。“妇女参与发展”于是成了“联合国妇女十年”期间诱人的标语，至少一度可以不必讨论将妇女引向何种发展的问题了”（参见Tinker，1990：31）。这场轰轰烈烈的WID运动无疑使第三世界妇女被长期遮蔽的工作、贡献及需求突显出来了。
旨在将妇女纳入发展的WID政策与干预，其实并未脱离国际主流发展的路径。作为在国际发展业中执牛耳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先后发起过三个“国际发展十年”（1961-70；
1971-80；
1981-90）。其间的发展战略大体表现为从20世纪50-60年代强调经济增长与现代化，到关注分配（重新分配）与满足基本需求，始于80年代又退回到强调经济增长和颂扬市场机制（Young, 1993）。针对第三世界妇女的发展项目正是嵌入这些主流发展轨迹之中的，因而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向。根据WID政策满足妇女实际或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4]的能力，知名发展专家Moser（1989，1993）曾将其以往三十多年的演进宽泛地概括为五类：福利（welfare）政策、公平（equity）政策、反贫困（anti-poverty）政策、效率（efficiency）政策及赋权（empowerment）政策。
如前所述，在博斯鲁普著作问世之前盛行的福利政策，往往片面地强调妇女的再生产角色，并以满足妇女的实际需求为目标。为了缩短男女之间不断扩大的发展差距，公平政策在“联合国妇女十年”（1976-1985）期间的发展议程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开始重视满足妇女战略性需求的问题。由于意识到妇女是最贫困的弱势群体之一，自70年代起，WID运动有时也兼顾反贫困努力，即通过提供工资劳动、创收活动和教育培训的机会等来增强贫困妇女在社会生产劳动中的作用。到了80年代，当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行一揽子的结构调整方案时，效率政策随之出台。该政策旨在通过提高妇女的生产率来更有效地利用妇女的劳动力资源[5]。随后采取的赋权政策从某些意义上讲是公平政策的延续，主要反映了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的观点。这一政策主张通过自下而上的动员和组织来发挥第三世界妇女的能动性。这一理论因其挑战性姿态而不受政府和国际援助机构的欢迎。尽管WID政策演进的这种线性排序较为武断，但大体反映了其历史发展趋势。从本质上讲，这些政策往往交叉渗透，并存共处。原有的政策并不因新政策的推出而退出历史舞台，例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福利政策和效率政策迄今仍不时在一些发展项目中占主导地位。
女权主义学者和实践者一向不乏对WID范式的交锋和争辩。对它的抨击概括起来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WID探讨往往将第三世界“妇女”视为一个毫无区别的同质性群体，认为她们所有人都面临共同的问题从而拥有相同的旨趣。由于偏狭地以妇女为重心或以社会性别为分析单位，它往往忽视了妇女之间因阶级、种族、族裔、地区及文化等差异而形成的等级与权力关系。对此，旅美印度女学者Mohanty（1991:63-64）曾尖锐指出，妇女之所以构成为一个范畴是因阶级、种族、文化、宗教及其他社会关系的复杂互动而塑就的。然而，一些化约性的跨文化比较总是全然漠视不同社会阶级与文化背景的妇女所代表的政治利益以及妇女日常生存的多样性。把“第三世界妇女”看成铁板一块的整体，难免使WID理论分析与实践干预的效果大打折扣。
其二，像主流发展理论家一样，该学派早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像博斯鲁普（Boserup，1970) 和Irene Tinker (1972)等，往往将“发展”与“现代化”、“经济增长”及“进步”之类的概念等同起来。WID探讨因而倾向于仅以妇女的生产劳动为重点而忽视了她们的再生产劳动。例如，它的一个基本战略就是通过促进妇女参与市场使妇女个人或群体获得现金收入。但这种经济赋权的结果充其量不过是使妇女能更好地完成其家庭角色。
其三，由于仅致力于使妇女融入发展进程，WID探讨往往不能深度理解并切实解决妇女参与发展的主要绊脚石，即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问题。为妇女特别设立的孤立项目有时造成对了男性的排斥，从而引致男性的不满乃至男女之间的社会冲突（Jackson and Pearson， 1998；
Schroeder, 1999）。有的项目还导致了同主流发展脱节，最终反而使妇女更加边缘化了[6]。
其四，WID范式的出发点是改良而非结构性转变。它试图在现存的社会政治结构中更公平地分配发展的益处而不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过程本身。这种非冲突性探讨致力于促进妇女更平等地参与到教育、就业及其他社会领域中，而避开了向导致妇女受压迫和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发起挑战。可想而知，这种非对抗性方法没有和不可能从根本改变妇女的边缘化处境（Razavi and Miller，1995）。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崛起的“妇女与发展”范式，是由总部设在印度的“新时代妇女发展替代选择组织”（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with Women of a New Era, 简称DAWN）站在“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的立场提出来的。1984年第一届DAWN会议在印度召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一群女权主义研究者和行动者聚集一堂为参与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起草了一份纲领性文件。由Sen和Grown（1987年正式出版）执笔的这份文件对以往30多年的主流发展模式和WID范式进行了无情的批判。DAWN在次年召开的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组织论坛上举办了多场研讨会大力宣扬自己的立场和主张。自那时起该组织一直活跃在地方、区域和全球各级，致力于揭示四个互为关联的全球危机——饥荒、债务、军事化、原教旨主义——对发展中国家贫困妇女的负面影响，并宣扬其替代性发展战略。而今DAWN的国际网络已遍布亚非拉很多地方。
与WID范式的观点针锋相对，WAD探讨认为妇女本来就一直是发展进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妇女的户内外劳作对于维系那些社会是必不可少的，而WID倡导的那种参与只会有利于维持男女之间与国际上的不平等结构（Rathgeber,1990）。这是因为“妇女所面临的问题不单在于她们缺乏对发展过程的参与，而在于造就并强化了不平等的制度本身需要依靠现存的社会性别等级而使妇女在阶级与社会性别互动的各个不同层面都处于从属地位”（Beneria and Sen,1981:290）。
这一范式明确意识到，除了社会性别而外，妇女在日常生活中还受阶级、种族、文化、国家等多重等级与权力关系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旗帜鲜明地阐述了南北之间的不平等与不公正以及由此引致的发展中国家妇女的贫困、不平等及边缘化（Beneria and Sen 1981; Mohanty 1991; Sen and Grown 1987; Young 1993；
Shiva, 1989)。在这派看来，男性占主宰的各种制度排斥并限制了妇女获得经济资源和参与政治。而强制性的性别劳动分工又将户内外最繁重劳动密集型且回报很低的任务分配给妇女。缘此之故，“当发展计划产生负面影响时，妇女会对此有更敏锐的感受”(Sen and Grown, 1987:26)。这派女权主义者进而认为受压迫的贫困妇女的观点提供了探究发展战略与项目的最佳视点。Sen and Grown 指出，“第三世界贫困妇女确保其家人和自身基本生存的生活经历……提供了理解发展过程的最清晰棱镜。正因为如此，她们争取摆脱社会性别、阶级、种族及国家等多重压迫的渴望和斗争，可以成为我们这个世界当前所需要的新愿景和战略基础”（1987：9-10）。
笔者认为，WAD有别于WID和随后将讨论的GAD之处可以概述为以下方面：（1）它把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与微观层面联系起来，并将妇女视为理解这一关联的关键性行动者；
（2）认为仅靠改善妇女就业机会的短期项目收效甚微，因此必须同时加强妇女对政治与经济决策权的控制，也就是说要立足于打破社会性别与阶级不平等的结构；
（3）对20世纪80年代全球政治与经济危机对妇女的影响以及妇女在新国际劳动分工中的中心位置进行反思（见Beneria and Feldman，1992）；
（4）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探讨以妇女的自我组织作为其分析与行动的关键，力主增强妇女作为能动者的权力，而不是将她们视作发展的“问题”或被动受害者[7]。
鉴于提高妇女地位的重大变革不可能仅源于改变现存的发展结构，WAD倡导者力主转变使不公平、不平等和不公正永久化的制度、结构和关系。为此，她们大声疾呼“妇女的声音必须进入发展决策”（Sen and Grown, 1987:82）。这一范式对随后有关妇女的发展辩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至少表现为国际发展努力越来越倾向于将注意力放在倾听第三世界妇女的声音和促进妇女赋权上[8]。由于带着向地方和全球各级父权制权力结构和南北不平等结构发难的强烈政治色彩，该范式总的来说不为一些政府和捐赠机构欣然接纳(Braidotti, 1994)。WAD和WID一样，特别强调妇女的生产劳动而忽视了其再生产方面的劳作（Rathgeber,1990）。所不同的是，前者更强调不同情境下社会性别关系的复杂性。
对“妇女参与发展”和“妇女与发展”的不满，为“社会性别与发展”范式的诞生铺平了道路。该探讨在80年代中叶初露端倪。它不再把妇女当作一个分析范畴，而是审视发展进程中的社会性别关系，并着眼于改变妇女与男性在家庭内和社会上的不平等权力。在该派看来，以社会性别取代妇女作为焦点至少有以下双重益处：社会建构的男女之间的各种关系为切入点可以使社会性别关系中的权力方面突显出来；
同时这也有益于解构一些社会性别中立的发展话语，其中包括“农民”、“家户”、“社区”等带有男性偏见的术语。这样一些术语在很大程度上遮盖了男女之间的巨大差异、等级关系以及冲突与矛盾（Jackson and Pearson，1998；
Razavi and Miller，1995）。
“社会性别与发展”范式也不满足于仅将妇女融入现存发展进程而不触动导致男女不平等的权力关系”(Braidotti, 1994)。因此，这一范式不仅侧重于改善妇女获得教育、信贷、技术、保健等物质方面的状况，而且致力于提高妇女地位，即改变深嵌于男女不平等权力关系之中的一些更无形的因素。此派学者和实践者倾力于探究妇女从属于男性的社会关系与机制，因而力主将社会性别制度同家庭、社区、市场及国家等其他制度联系起来进行社会性别分析。例如，GAD特别突出国家在促进妇女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鉴于国家在多数国家都具有劳动力雇佣者（通常是最大的）和教育、保健、培训等社会资本分配者的双重角色，它坚决反对生孩子纯属个人和家庭的私事；
强调国家有义务为照顾下一代承担义务。
从“妇女参与发展”和“妇女与发展”的失缺中汲取教训，“社会性别与发展”避免了妇女发展中的一些误区和盲点。一如Martinussen (1997:307-308)所概括的，其理论命题的特出之处在于强调：（1）妇女并未在发展过程中“缺席”，只不过她们融入发展的方式截然有别于男性；
（2）妇女不是一个同质性范畴，她们因阶级、种族、肤色、族裔等而被分割成不同的群体；
（3）秉承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它主张将生产与再生产相结合来思考妇女的生活和地位。有的学者甚至主张妇女和男性生活的全部内容都应成为分析的对象，而不只是他/她们的生产或再生产活动；
（4）妇女并不是完全被动的牺牲品，而是发展过程和社会变迁的能动性主体。成功的发展项目因而不能只是以妇女为目标，而要通过妇女的自我组织来增强妇女的参与和赋权（Young，1997）。可见，从WID到GAD不只是术语、概念和政策上的简单转化。这体现了对社会性别公平政策的概念、分析及行动的重新评估（Geotz,1997）。
由上述剖析我们不难发现，GAD范式并未从根本上对主流发展模式的基本假设提出质疑(Braidotti, 1994)。在某些女权主义者看来，无论就改善“第三世界”妇女状况，抑或为发达国家女性专业人员提供就业机会来说，妇女/社会性别与发展的成就都是微不足道的。譬如Mueller(1987,引自Stamp 1989:22)就曾指出，WID探讨远未能达到解放“第三世界”妇女的目的。无数“第三世界”妇女的地位到“联合国妇女十年”结束时还被发现更加恶化了。一些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也指出，西方女权主义发展话语之所以有问题，部分原因还在于它是建立在西方的理想之上，并非源自“第三世界” 国家特定的社会现实及其妇女自身的呼唤（Marchand, 1995；
Mohanty，1991；
Sen，1987；
Visvanathan et al, 1997）。Trinh T. Minh-ha（1989）在阐述这一观点时就曾引述了一个非洲妇女的抱怨：“我们不能不对有助于将纯粹源于西方历史过程的问题、解决办法及某些制度嫁接到非洲的机制感到悲哀。促进妇女权利的组织也同样倾向于将类似的活动推广到非洲。为此，她们总认为我们这里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欧洲思想与历史经历。”
WID和GAD也被一些“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指责为是种族中心主义的，“只看到剥削、屈从和冲突，但当地人则更强调日常生活中团结合作与家庭和睦的重要性”（参见Chua et al，2000）。另外，它们也未能完全逃脱同质化和本质化“第三世界”妇女的陷阱。譬如，一些研究仍把她们当作其自身文化的牺牲品和落后社会中的无知者（Cartier, 1999）。她们“无知、被动、贫困、受传统束缚、以家庭为中心”，因而是需要被拯救的“他者”（Mohanty，1991）。像Stamp（1989）和Mohanty（1991）等少数女权主义者，还揭示了西方女权主义学术在西方构建关于“第三世界”的霸权性话语中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Chua（2000）等则指出，这三种范式事实上都未能透彻分析资本主义、父权制、种族、族裔等因素的复杂互动如何塑造并强化了妇女的从属地位，反之亦然。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毋庸置疑，妇女/社会性别与发展的学者、实践者和倡导者不仅为妇女发展领域奠定了学术基础，她们还逐渐使妇女发展问题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捐赠机构中赢得了合法地位（Tinker，1990）。除了上述三种主要范式，发展圈子里还盛行一种关注妇女与自然特殊关系的“妇女、环境与发展范式”（Women, th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即WED，详见胡玉坤，2001）。此外，发展计划者和实践者还开发了诸多颇有影响力的社会性别分析框架[9]、分析方法与工具来评估发展中的社会性别差距。
为了使妇女问题从边缘进入发展决策的主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到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前后，国际妇女运动早在80年代初就提出的社会性别主流化被推到了前台。尽管社会性别主流化被公认为是实现社会性别平等和赋权妇女的一个主要战略，但它迄今仍是个众说纷纭的概念。目前被广泛引用的权威性定义是联合国经社理事会1997年7月界定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是一个过程，它评估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所有有计划的行动包括立法、政策、方案，对男女两性造成的影响。作为一种战略，它把妇女和男性的关切事项与经验当作设计、实施、监督和评估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政策和方案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而保证男性和妇女可平等受益并消除不平等。主流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性别平等。”联合国社会性别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也做出了类似的界说：“社会性别主流化是全球公认的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一项战略。主流化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社会性别平等目标的一个手段。主流化涉及确保社会性别观点和对社会性别平等目标的关注成为所有活动的中心。这些活动包括政策制定、研究、倡导/对话、立法、资源分配以及方案和项目的规划、实施和监督。”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结束后，大多数发展机构和许多政府都把社会性别主流化当作实现男女平等的主要手段，不仅配备了专家、设立了机构，而且将社会性别平等目标融入其政策与实践中。然而，这一全球发展战略实际上并不能一揽子地解决所有社会性别不平等与不公正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社会性别离主流太近了则有被稀释和淡化的可能性，甚至会随着融入主流而丧失性别平等视角（Jahan，1995）；
而离得太远了则会被边缘化。故此，目前许多发展机构不得不采取“双轨”（double track）政策，即一方面使社会性别观点在其政策和方案中主流化；
另一方面又采取赋权妇女的倾斜性政策与措施。这诚然是一个难以平衡的两难抉择。总的来说，迄今为止的主流化努力还主要停留在政策层面，对妇女生活与发展的影响还很难加以度量。在我国，全国妇联在世妇会之后提出了“将性别观点纳入决策主流”的口号，但如何纳入则常付阙如。“社会性别”这个概念毕竟是在筹备世妇会期间才被介绍进来的，无论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成员还是一般公众，真正了解者尚为数不多，更别说如何正确操作化了。
当下有关妇女发展的各种新知识正在加速生产，并被迅速融入全球知识体系。鉴于发展通常被认为是“进步”和“积极”的，发展话语因而也就处于特权地位。再加上国际发展机构的权威和权力(Jolly et al, 2005)，大量全球性的妇女发展知识正在本土化并被化为地方实践（这不排除因译介而遗失甚至改变了其原初的一些深刻内涵）。与此同时，部分当地知识又透过各种媒体与网络的张扬和传播而全球化了。国际、国家和地方性的妇女发展话语于是开始出现交叉和汇合。话语权力与权力话语的交织甚至博弈因而呈现出异常复杂的态势。在新近国际发展中社会性别探讨几乎无所不在的事实表明，女权主义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已变成了具有巨大权力的制度性话语已是不争的事实。笔者无意对发展话语本身进行深度分析[10]，下文的重点旨在描述女权主义权力话语的制度化进程及其表现形式。
三、女权主义话语的制度化行程
女权主义发展话语的活水源头在于，妇女发展学术从一开始就与政策、实践及项目紧密相连。女权主义发展学术因而成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研究。尽管外来与本土发展专家同当地贫困妇女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权力和权威关系，而且关于“第三世界”妇女的知识经过了女权主义者的“过滤”，但得益于田野研究者和一线发展工作者的大量实证研究和现场干预，女权主义发展理论并未全然成为悬浮在第三世界日常生活之外的“象牙塔”。
正由于女权主义思潮同现实的关联性，发展项目才更加务实、更注重参与，也更尊重当地知识。妇女发展的本土经验和地方性知识可以说成为提升女权主义发展思想的最厚重底色。过去数十年，国际发展机构、各国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的政策和项目，多多少少都受到这些范式的影响。而这些范式数十年生生不息、推陈出新也正是这门鲜活学问具有生命力的印证。由于国际社会和全球妇女运动的不懈努力，妇女发展和男女平等话语已部分物化为国际发展机构、各个国家及非政府组织的的制度现实，并进而影响到了地球各个角落男男女女的生存与发展。
因多边与双边国际发展组织和各国政府越来越深的介入，全球妇女发展业具有愈来愈浓厚的“体制化”色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WID最早是在捐赠国的发展机构内部以单设部门的形式被机构化的。例如，1973年美国参议院通过的《外援法》Percy修正案，就增加一个条款，要求鼓励并促进妇女融入发展计划的所有方面及发展机构本身。这被公认是最早的WID政策。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1974年设立了“妇女参与发展”办公室。华盛顿特区及其周边地区一些在卡特政府及联合国机构供职的女权主义者，也开始建立起网络。WID游说由此诞生，而后得逐步到大学和其他学术机构越来越多妇女的支持。伴随WID运动的扩展，各种发展专家与机构层出不穷。在“联合国妇女十年”期间，迫于女权主义者的压力，许多发展援助机构都增设了提高妇女经济社会地位的机构或项目。不仅WID的机构基础进一步巩固了，其影响力也更为彰显。借助于发展话语的权力，在WID旗帜下进行的各种干预也随之在第三世界许多地方遍地开花。
WID运动的一个主要突破性进展表现为，发展组织内部开始重视社会性别的问题。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分别在1986和1987年启动了其WID项目。世界银行1987年正式成立了一个妇女参与发展处，尽管若干年前它就启动了许多WID活动。在1989年发布的《妇女参与发展项目评估指南》中，世界银行呼吁以“投资于妇女”作为推进更广泛发展目标的一个有成本效益手段。这些领域包括促进经济增长，消除贫困，促进家庭福利及降低人口增长等。当然，当时的这些政策主要体现了旧家政学的观点，即通过“投资于妇女的人力资本来求得更高的回报”（Kardam,1991:51-52）。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活跃在国际发展合作圈子里的多数学者和决策者，连同世界银行等国际捐赠机构，已开始逐渐由WID多多少少转向了GAD。到了90年代初，世界银行的妇女参与发展处已有六个专职人员，但由于实际操作部门缺乏胜任的WID专家等诸多原因，其影响力还是很有限的。像世界银行一样，许多发展组织也都倾向于以体制化方式将社会性别问题纳入其政策和实地工作中（World Bank，2001）。
像WID一样，GAD也是依托项目在发展组织的机构框架内运作的。这显然有助于在主流发展机构内部提高干预实践的社会性别意识。近年来，社会性别培训在多数发展机构内部已逐渐常规化了。例如，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女权主义发展专家定期对其他一些发展工作者进行强制性的社会性别培训，以便使她/他们在发展援助的各个层面和所有工作领域都考虑到目标群体社会性别化的旨趣和关切事项。这一趋势也体现在其决策、雇佣政策、项目计划以及收集、监测与评估分性别数据的各个方面。自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将社会主流化确立为促进男女平等的主要全球战略以来，将社会性别纳入主流倍受关注。而今，几乎没有哪个主要的国际发展组织不把社会性别纳入其使命、政策目标和出版物之中的。
自1945年诞生起，联合国这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就把提高妇女地位、促进男女平等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在以往六十余年，联合国家庭在倡导和推动促进妇女发展的国际发展战略、目标和举措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早在1945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就在人权委员会之下设立了一个专门关注妇女地位问题的小组委员会。基于上述小组委员会，1946年正式成立了作为经社理事会职能机构的妇女地位委员会。妇地会成立之初主要以保护妇女权利为重点，到“联合国妇女十年”开启之后转向了以提高妇女地位为重心。该委员会在筹备和召开联合国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和监督历次大会行动纲领的执行上起了关键性作用。此外，联合国系统内部还专门设立了两个专门致力于妇女发展的机构。它们分别是1975年成立的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研究与培训研究所（UNSTRAW）和1976年创立的一个自愿基金。前者设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首府圣多明各，致力于有关研究、培训和信息传播活动。后者旨在为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发展项目提供财政与技术援助。1985年该基金变成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底下的一个自主机构，并更名为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UNIFEM）。
在国际社会的推动下，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捐助国和受援国政府，也都对妇女发展做出了各种政治承诺。多边和双边国际发展机构也在国家层面致力于同所在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开展各种合作项目。以国家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又为妇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早在“联合国妇女十年”期间，各国在推进使妇女融入发展方面就取得了喜忧参半的成就。“十年”结束之后，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在国家一级建立起了负责妇女事务的妇女局、妇女部、妇女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各国政府也根据全球妇女发展政策框架的最新动向不断调整其妇女发展战略。
以中国为例，我国改革开放的启动几乎与联合国发起“联合国妇女十年”同步。主要由全国妇联参与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先后参加了1975、1980和1985年召开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届世界妇女大会。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筹备过程以及在北京召开，成为我国妇女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般，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东道主国家妇女需求与问题的浓厚兴趣。伴随学者和实践者“走出去，请进来”的双向交流，社会性别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开始被引入我国。许多双边、多边及非政府捐赠机构在筹备期间也从自身目标出发赞助了各种妇女项目，并在嗣后继续支持《行动纲领》的贯彻执行[11]。各种妇女发展项目随之大增，域外的许多妇女发展经验也随之在中土落地生根。得益于妇女发展国际话语和理念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迫于国际压力，我国妇女发展的政策立法、机构设置乃至妇女运动都不再关起门来自说自话了。
在面向世界和与国际接轨的进程中，中国政府积极批准并履行联合国各种涉及男女平等的各种人权公约和国际文书。例如，我国1980年批准加入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2001年批准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5年批准加入了《反对就业／职业歧视公约》。为回应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大会前夕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在大会开幕式上，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代表中国政府宣布，“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2005年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还明确规定“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为了继续落实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行动纲领》以及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承诺，2001年又出台了第二部《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制定了本部门和本地区实施纲要的方案和规划。走到今天，我国已形成了越来越完善的以宪法为基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的一整套保护妇女权益和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法律体系。
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社会运动之一，国际妇女运动在女权主义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起了桥梁，并对妇女发展本身产生了深刻影响。在WID崛起之前，北美和西欧风起云涌的女权主义运动主要倾力于动员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特别是堕胎、避孕等健康权利。这场运动从70年代开始逐渐蔓延到世界其他地方。“联合国妇女十年”的各项活动激活了全球、全国及草根各级的妇女运动。不过在早期，比如在1975和1980年举行的第一、二次世界妇女大会上，第一和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之间的对话还不甚理想。第三世界妇女甚至挑战发达国家女权主义者颂扬的“全球姊妹情谊”（global sisterhood）的神话（Basu，1995）。其时第一世界的妇女更关心“平等”的问题，第三世界妇女是“发展”问题，第二世界即前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则关注“和平”问题。联合国将这三个主题并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女权主义者之间妥协和斗争的产物（Young,1993）。经过长期对话和辩论，自1985年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以降，南北部女权主义者达成了越来越多共识。形形色色的女权主义者都在国际妇女运动的大伞之下行动起来了（Basu，(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1995）。
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筹备和召开有助于提高意识，动员资源并激活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国际妇女运动。以妇女为中心或与妇女有关的各种非政府组织骤然增多，空前活跃，有的甚至登上了国际舞台。女权主义者逐渐摒弃了政府做出的承诺会自动变成国家和地方现实的乌托邦理想，转而在全球到地方各级采取更为务实的举措。世界各地的妇女组织不仅越来越多元化了，其活动的性质也大为改变。其中一些致力于具有政治敏感的前沿问题，包括人权尤其是生殖权利和对妇女的暴力等主题。
随着国际妇女运动的成长、成熟和壮大，它的国际影响力也随之大增。到了90年代，女权主义的发展理论与实践甚至激进地改写了关于发展的主流话语。她们对联合国有关环境、人权、人口、健康、贫困等一系列高峰会议以及对其政策辩论和纲领性文件的显著影响就是明证。像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Women’s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妇女全球领导中心（Centre for Women’s Global Leadership）、国际妇女健康联盟（International Women’s Health Coalition）以及新时代妇女发展替代选择组织（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with Women of a New Era）等久富盛名的一些妇女非政府组织国际网络，都不失时机地把各种国际发展大会当作机会窗口，并同各种区域、国家及地方性妇女组织联手在会前、会议期间及会后开展了大量倡导和游说活动。如下文所述，这些发展大会在国际层面为各国妇女提供了讨论社会性别问题，交流思想，分享知识及影响国际发展努力的平台，从而给国际妇女运动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在以往半个多世纪，除了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促进妇女发展的机构化进程外，国际发展领域尤其是联合国系统促进男女平等的制度化安排还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清晰可辨的发展路向：
（一）利用国际立法框架保护和促进妇女权利
除了《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而外，联合国在上个世纪50到60年代初通过了一系列涉及男女平等的国际公约，其中包括联大1949年通过的《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的公约》、1952年通过的《妇女政治权利公约》（这是保护和促进妇女政治权利的第一个法律文件，这也是首次在国际文书中宣布联合国成员国在履行男女平等原则上负有法律义务）、1957年通过的《已婚妇女国籍公约》、1962年通过的《关于婚姻的同意、结婚最低年龄及婚姻登的公约》以及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一些专门机构也通过了一些涉及妇女问题的特定文书。譬如，国际劳工组织1951年通过的《同工同酬的公约》规定了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1955年它还通过了《产期保护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0年通过了《取缔教育歧视公约》。
20世纪70年代WID运动兴起之后，联合国加强了保障妇女平等权利的举措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妇女的法律地位。1979年12月18日联大通过了时常被称为“国际妇女权利法案”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该公约确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家庭生活中的基本权利以及签约国消除这种歧视的国家行动议程。截至到2006年8月，已有185个国家，即90%以上的联合国成员国已批准加入了该公约。缔约各国受其条款的约束，而且必须承诺至少每四年提交一份履行公约情况的国别报告。批准上述多边条约表明缔约国参与了全球民主化进程，而联合国推动的国际政策框架亦成为各国制定本国公共政策的参照。世界各地的女权主义者则以这些国际人权公约和国际文书为“武器”推动缔约国遵守国际立法标准。
（二）借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及各种全球发展大会的东风动员国际舆论并发起全球性行动
1975年联合国首次召集了专门针对妇女问题的国际会议，由此掀开了妇女运动全球化的新篇章。133国家约2000名代表出席了6月19至7月2日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妇女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墨西哥宣言》和《实现国际妇女年目标世界行动计划》。同年联大批准了大会议程，并根据此次大会的提议宣布1976-1985年为“联合国妇女十年”，其主题被确定为“平等、发展与和平”。1980年7月14-30日即“妇女十年”中期又围绕就业、健康和教育三个经典主题在哥本哈根召开了第二次世界妇女大会。来自145国家的1500代表参加了官方大会，并最后通过了《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后半期行动纲领》。紧接着1985年7月15-26日在内罗毕召开了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即审查和评价联合国妇女十年成就世界大会 。157个政府代表团的2000多名代表到会，还有约700多个非政府组织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了大会。这次大会通过的《2000年以前内罗毕提高妇女地位前瞻性战略》以平等、发展与和平为总目标，为2000年以前实现男女平等、妇女参与发展及维护世界和平提出了具有明确目标和措施的行动框架与指南。内罗毕大会的空前盛况昭示着WID运动的巩固与拓展。自此之后妇女问题在国际发展合作图景中也愈加凸显了。
女权主义理论与国际妇女运动的交汇最明显地体现在1995年9月4-1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189个国家约17，000人参加了官方会议，另有3万多人参加了非政府组织论坛。大会一致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确定了12个优先关注领域以及国际社会、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私有部门和个人促进妇女发展和赋权妇女的战略目标和行动计划（United Nations，1996）。跨入新世纪之后，联合国又举行了北京大会五周年和十周年评估大会。前者即2000年6月在纽约举行的第23届妇女问题联大特别会议；
后者为2005年2-3月在纽约举行的妇地会第49届会议。这两次大会都进一步确立了贯彻执行《行动纲领》的后续行动。
在上个世纪90年代，联合国召集的一系列发展大会也都把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当作解决当今世界最具威胁性的一些社会、经济与政治危机的关键所在。女权主义理论家和实践者的一些关切事项因而被国际发展界当作优先关注目标。例如，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992年6月在巴西召开。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成为全球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蓝图。它承认环境可持续性、减贫与社会性别公平之间的关联性，并确认了妇女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议程》共计40章中有33章都提到了妇女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1993年6月在奥地利举行了世界人权大会。该大会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承认妇女的权利是普遍人权不可剥夺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把对妇女的暴力界定为人权问题。1994年在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确认，增强妇女权力和改善生育健康与权利是解决人口与发展问题的两大基石。它的《行动纲领》用了整整一章（即第四章）的篇幅浓墨重彩地阐述了“社会性别平等、公平与赋权妇女”的问题。1995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首脑大会则确认，男女平等和社会性别公平是消除贫困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上述各种发展大会的后续会议也都继续重申并推进这些理念。
最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9月由189个国家首脑参加的联合国千年高峰会议。这一里程碑般的国际会议将上述各种全球大会的不同目标和主题整合起来并签署了《千年宣言》。根据该宣言，一年后联合国正式提出了2015年前要实现的可衡量的八大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这是当前所有国家及主要发展机构都认可的一个全球发展蓝图，其中的第三个目标即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和赋权妇女。而今越来越多发展人士已意识到，没有目标三的实现，其他目标的实现将不可能或者说是要大打折扣的。对社会性别问题的关注无疑拓宽并加深了对人口、人权、环境、健康等各种发展问题的理解。
（三）加强分性别统计与数据的收集、分析和传播
妇女在世界发展中的能见度同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系统不间断的努力有莫大的关系。早在妇地会1947年召开的第一届会议上，它就通过经社理事会要求各国政府配合进行妇女法律地位和妇女境况的年度调查。基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大量统计调查,联合国揭示，妇女占世界人口的一半,劳动时间占全世界2/3,得到的收入只有1/10，而占有的财富还不到全球1/100。这一粗略估计是震撼人心的，迄今仍被人们广泛援引，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旧适用于当今世界。90年代以来的联合国统计分析进一步揭示，在全球13亿生活在每天所得不足一美元的极度贫困人口中，70%是妇女；
世界上2/3的文盲也是妇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5：4和37页；
United Nation，1996）。
在分性别数据的统计方面，联合国秘书处的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在全球有关政策与国家行动之间起了桥梁作用。继1986年首次出版了《妇女在发展中作用的世界调查》报告之后，它先后以不同主题分别在1989、1994、1999和2004年每隔五年推出一份妇女在发展中作用的世界调查报告。经济与社会事务部还积极协助各国按国际标准收集和公布分性别数据。从1991到2005年，它还分别推出了四本关于世界妇女状况的综合性数据报告[12]。
始自上个世纪90年代，社会性别统计与分析开始渗透到国际发展机构的理念与运作之中（Miller and Razavi，1998）。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例，在可持续的人类发展框架下，这个组织从1990年起每年发布一份主题各异的《人类发展报告》。除了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缩写为HDI)外，始于1995年，它又创新性地在报告中增添了社会性别发展指数(gender-related development index 即GDI)和社会性别赋权测量(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即GEM)，用以衡量人类发展中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状况并进行国家排序。GDI与HDI使用的变量相同，它们都试图测量一个国家在预期寿命、受教育和收入方面取得的成就，但后者考虑到了男女之间在人类基本能力方面存在的差异。GDI采用的三个指标是：长寿而健康的生活（用出生时预期寿命来衡量）、知识（用成年人识字率和小学、中学和大学综合入学率来衡量）、体面的生活（用估计的收入来衡量）。GEM则侧重于反映妇女社会参与的三个变量：政治参与和决策权（用女性拥有议会席位的份额来衡量）、经济参与和决策权（用女性在立法者、高级政府官员、管理者及专业技术人员中所占的比例来衡量）、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权（按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的妇女挣钱能力）。GDI重在测量妇女和男性在人类基本能力上的不平等，而GEM则着眼于捕捉男女在参与政治经济决策上的不平等。虽然这两个指数只捕捉住了妇女生活的某些侧面，但在以往十多年已被女权主义理论家和实践者广泛应用于政策讨论、研究与倡导活动之中（Dijkstra, 2002）。分性别统计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妇女的生活与发展，增加妇女的能见度，而且也为国际机构和各国政府提高妇女地位并改善其处境提供了决策的依据。
（四）以项目为载体直接促进第三世界妇女发展
如前所述，妇女/社会性别与发展范式的生命力正在于其实践性。妇女发展界的学人和实践者往往将从学术研究得来的知识同基于发展实践创造的知识结合起来。她们令人信服地揭示，纵然妇女在许多国家通过立法途径享有了很多政治经济权利，但妇女实际状况的改善却并未完全与政策立法的进步同步。她们因此倡导必须超越法律赋予的平等权利切实去改变边缘化妇女的境况。正由于诸如此类知识基础的扩展，全球妇女发展的努力才得以逐渐超越了其确保妇女权利的传统战略（Jain，2005）。
事实上自70年代中叶以来，各种国际发展组织在“平等、发展与和平”的主题下资助形形色色的妇女发展项目。尽管相对于男性而言，发展对于增强妇女的社会与经济权力收效甚微，但不容否认，WID政策在改善妇女物质境况方面已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Geotz，1997）。当前，许多发展机构主要围绕《行动纲领》确立的12个关切领域资助开展各种类型的项目[13]，(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其中许多也立足于将立竿见影的短期目标同长远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历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汇集的各国“社会性别发展指数”和“社会性别赋权测量”来看，这种进步显而易见，尽管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发展还很不平衡。除了上述几个主要方面,一些国际机构也在制度与机构安排的其他方面另辟蹊跷。
四、结束语
对妇女/社会性别与发展范式的历时性梳理表明，女权主义发展思想与实践业已在主流国际发展界赢得了重要的一席之地。从WID崛起前“社会性别盲”的主流发展，到WID运动中专门设立针对妇女的项目（把妇女从主流发展中剥离出来），再到关注社会性别关系（考虑发展项目对男女两性的不同影响），最后到90年代中叶以来的社会性别主流化努力，它们无疑都是世界妇女发展进程中的一座座里程碑。然而无论是以渐进改良为取向的“妇女参与发展”，还是更激进的“妇女与发展”和“社会性别与发展”，抑或作为当下全球核心战略的社会性别主流化，它们显然都不是解决妇女发展问题症结的“万灵药”。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作为制度化了的权力话语，妇女/社会性别与发展的思想已渗透到联合国系统、其他国际发展机构及各国政府制定的政策和实施的项目之中，影响着世界各个角落妇女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在许多社会，妇女发展话语还融入了主流意识形态，因而化作了国家权力话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特别是自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提出社会性别主流化以来，女权主义思想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机构化和制度化进程就变得更加巩固了。由于学术研究和实践干预双管齐下,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性别关系已发生了很多戏剧性变化。妇女发展亦已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主流发展理论和干预模式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正如社会性别研究难以打入主流人文社科研究一样，妇女发展也往往徘徊在主流发展实践的边缘。尽管消除性别歧视和男女不平等早已成为正当的权利，但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不管在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也不论妇女作为个体还是群体，她们仍面临摆脱弱势地位的重重障碍。妇女虽然是发展图景中不可或缺的能动者，但对妇女生活和工作的研究与干预还尚未普遍被当作发展实践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Martinussen，1997）。在世界各个角落皆被全球化浪潮裹胁的今天，发展有时反而加剧了社会性别分层，并加大妇女与男性之间的发展鸿沟。
历史不厌其烦地教诲世人，提高妇女地位、促进男女平等能收“一箭多雕”乃至多米诺骨牌的效应。然而，即便在有冠冕堂皇政策和立法框架的国度，妇女在发展中所经历的不平等和不公平依旧司空见惯，因而时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像主流发展一样，妇女发展毕竟不只是一个技术过程，从根本上讲主要还是一个政治过程（Escobar, 1995）。惟其如此，促进妇女发展的努力不能仅靠改变妇女的状况来实现。其关键还在于以整合性方式消除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各种制度性和结构性不平等。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全球妇女发展，无数迷思尚待破解，沉默等待打破，政策有待探讨，干预需要实施。全球范围内促进妇女发展之路依旧艰辛而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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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Young, Kate. Gender and Development, Nalini Visvanathan (eds.) The Women, Gender and Development Reader, London and New Jersey: Zed Book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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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Genealogy, Discourse Power and Women’s Development:
Gender Theories and Practice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HU Yukun,Guo Wei, Dong Dan
（The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omen/gender and development paradigms emerged in the early 1970s. Not only are they embedded in the trajectories of mainstream development, they deconstruct as well as go beyond of the latter as well. The field has been at the intersection of development studies and women’s studies, nurtured by powerful scholarly foundation as well as some emanciapting social movements. They have consequently developed an unique system of knowledge,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gender theories and practices in the circle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rom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pectives. It also describes the process of systemat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feminst development discourses and interventions, as well as their tremendous impacts on the development agendas, policies, and program/projects of vario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 goverments and NGOs.
Key Words:women’s development; knowledge genealogy; power of discourse;
feminist theories and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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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与妇女发展辩论和干预的不仅包括欧美发达国家的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也涵括西方国家内部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第三世界”妇女。其中许多人积极投身于国际妇女运动，并竭力将女权主义议程纳入全球发展战略。有别于表明男女生物/生理特性的性别（sex），社会性别（gender）是指男女两性不同角色、责任、义务及劳动分工的社会文化建构。鉴于妇女的弱势和边缘化地位，该术语在很多语境下被用来指代妇女。这个概念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被提出之后很快就被引入了发展领域。
[2] 起初是西方而后还有“第三世界”的社会科学家开始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发展研究这门学科几十年来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已成长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跨学科领域。其分支学科包括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发展人类学等等。发展理论本身颇为庞大杂糅，其中最负盛名的有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及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等。
[3] 再生产劳动（reproduction）含生物和社会再生产两个维度，主要指生孩子、带孩子、做饭、洗衣、搞卫生、挑水、找柴、购物等劳动。在很多社会，通常由妇女承担的这些无酬劳动很少被当作真正意义上的“工作”。
[4] 根据Moser的界说，实际社会性别需求指对日常生活中所匮缺的物质条件的需求。满足这种需求的途径包括提供饮用水与汲水设备，引进节能灶，提供技术培训等。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包括保障权利，确保工资平等，反对对妇女暴力，增强妇女对其身体的控制以及促进平等的性别劳动分工等。只有满足了对后者的需求才有助于使现存的两性关系趋于平等，从而改变妇女的从属地位。
[5] 在战后重建和前殖民地国家的非殖民化过程中，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1995年更名为世界贸易组织）先后成立。这三个国际金融机构在国际发展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20世纪80-90年代，它们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行结构调整方案，倡导私有化、自由化和财政和货币紧缩政策，以便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这导致了政府对教育、保健等社会部门公共投资和社会福利的大幅度削减。在公共服务严重匮乏的许多地方，妇女充当了事实上的“社会安全阀”，效率探讨因而深得许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青睐（Beneria and Feldman，1992；
Geotz，1997）。
[6] 意识到妇女的从属地位同她们被排除在正规市场之外有关，许多女权主义者因而也力主使妇女融入市场经济（见Razavi and Miller, 1995）。
[7] 就学术演进而言，大量女权主义者和包括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2002）在内的主流发展专家，都努力推动发展实践由关注妇女的福祉转为突显妇女的能动性和赋权妇女。女权主义学术的这一转向还表现为从记录妇女的工作和经济状况，到再现妇女的观点和“声音”。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期间流行的一句官方口号便是“从妇女的眼睛看世界”。
[8] 以行动为取向的赋权（empowerment）已成为发展尤其是妇女发展话语中的核心概念。赋权妇女是指以自上而下方式通过提高个体或群体对妇女从属地位的意识并增强其挑战从属地位的能力，来改变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的过程（Reeves and Baden，2000）。其主要活动包括增强弱势妇女获取知识、资源、网络及决策的机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以便使她们能控制自己的生活(Parpart et al, 2002)。
[9] 最负盛名的社会性别分析框架有哈佛框架、摩塞框架、社会关系框架、赋权框架、社会性别分析距阵等等。详见香港乐施会推出、坎迪达·马奇和伊内斯·史密斯主编的《社会性别分析框架指南》（2004）一书。
[10] 法国后现代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对发展研究生产了巨大的影响。受福柯的启发，一些社会科学家就西方国家在发展援助过程中借助于发展话语与实践建构“第三世界”的权力进行了很多富有洞见的分析。这方面有影响力的著述可参见：Arturo Escobar. Discourse and Power in Development: Michel Foucault and the Relevance of His Work to the Third World, Alternatives, 1984, Vol.10; Arturo Escobar.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James Ferguson, The Anti-Politics Machine:“Development”, Depolitic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Power in Lesoth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0; Wolfgang Sachs.(ed.) 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 A Guide to Knowledge as Power, London: Zed Books, 1992; Jonathan Crush (ed.) Power of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1995;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 Chandra Mohanty (eds.)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11] 联合国在中国设立的多边发展机构主要有世界银行(World Bank)、世界粮农组织(FAO)、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UNIFEM)、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ESCO)、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人口发展基金(UNFPA )以及国际劳工组织(ILO)等等。较有影响的致力于中国发展的双边国际捐赠机构主要包括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AusAID)、加拿大国际发展署(CIDA)、日本国际合作署(JICA)、挪威国际合作署(NORAD)及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SIDA）等。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拯救儿童基金会(Save the Children)、亚洲基金会 (Asian Foundation)及乐施会(Oxfam)是活跃在中国发展界的几个知名的非政府捐赠机构。
[12] 该系列报告包括：《世界妇女状况（1970-1990）：趋势与统计数据》、《世界妇女状况1995：趋势与统计数据》、《世界妇女状况2000：趋势与统计数据》及《世界妇女状况2005：统计中的进步》。前三个报告反映了妇女和男性在生活各个领域的状况，第四个报告审查并分析了国家在与社会性别相关的关键性社会经济领域收集与报告分性别数据的能力。
[13]《行动纲领》确立的12个关切领域分别是：(1)妇女与贫困；
(2)妇女的教育与培训；
(3)妇女与保健；
(4)对妇女的暴力；
(5)妇女与武装冲突；
(6)妇女与经济；
(7)妇女参与权力与决策；
(8)提高妇女地位的机制；
(9)妇女的人权；
(10)妇女与媒体；
(11)妇女与环境；
(12)女童。
本文刊于《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