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说“良知”
现在已经不讲究什么良知了，所以很难像描述惯常事物那样用简洁通晓的语言来描述它的深意。听到人们谴责“中国当代作家丧失了良知”，我的直觉是不管这个群体在自造的小圈子里把自己弄得如何热闹，但是从总体的社会伦理角度来说，他们事实上已经放弃了对社会和民众应当承担的责任，苍白肤浅，猥琐干瘪，蝇营狗苟，不值一提，至于这种我们很不愿意听的谴责在更高层面还蕴涵了哪些意义，实在是不得要领。不得要领怎么办？那就得学习，结果还真的有了一点儿心得。
良知是什么呢？简单说来，良知是一种社会与人的道德观念，或者说是一种道德责任感。孟子用近乎白话文的通俗语言做了这样的表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
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很明白。那么，良知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孟子曰：“仁义礼智信，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已！”（《孟子·告子上》）王阳明觉得孟子说的很好，进一步把良知概括为“非由外铄”“人皆有之”“不假外求”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是人对善与恶、是与非、同情与厌恶的一种道德意识。我们可以认为这些表述都很好，契合了人们内心对社会本性和人的健康人格的理解和期许。
“良知”在西方哲学中也是非常重要的话题，几乎所有思想家都在他们的论述中关注了它，我们甚至可以从西方文化的渊源《圣经》中看到这样的描述：“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新约·罗马书》）这里的“是非之心”希腊语原意就是“良知”，而这里“良知”的本意也与我们老祖宗的阐述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并不让人觉得陌生。
苏格拉底认为“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首要条件应当是“自知”；
柏拉图超越了他的老师，意识到一个人如果对政治生活的性质和范围缺乏一种深刻的洞察，那么，苏格拉底关于“自知”的要求就无法达到，他甚至认为个体生活与公众生活是相互依存的，如果后者恶劣、腐败，则前者也不可能完满，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于把人置放于邪恶腐败的环境中的全部危险的描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好的变坏，坏的更坏。”这就是说，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即使最高贵的灵魂也特别易于作恶；
卡莱尔从一个民族道德生活的强度和深度及其理智成就而不是从它的政治抱负中看到一个国家的真实的伟大；
黑格尔认为良知在是一种支配人的行为的普遍法则：“只有一个绝对命令，就是说按照一个你愿意它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去行动。”康德用诗一样的语言阐述道：“永远不要忘记人类历史中这样一种现象，即在人类的本性里存在着一种对更美好事物的喜好和意欲，这种更美好的事物是任何政治家都不能通过对历史的总结来进行论说的，因而它是不能被预知的。”（康德：《学院的论证》，1798年）值得一提的还有海德格尔的“良知”观。这位存在主义哲学大师令人惊叹地把良知称之为“呼唤”，用他的哲学语汇表述，是“此在”唤起本己“能在”的一个过程(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能在”是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可能性”，海德格尔说，有了这个“可能性”，人才具有一种“选择的自由”……我理解，海德格尔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道德意识的个体性原则。
任何学问即使是艰深晦涩的学问也是为现实人生服务的，否则学它何用？于是有人试图基于现实人生对良知进行解释，提出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曰“知耻”。“知耻”在中国传统美德中占有重要位置，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说过“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话，把“耻”列为维系社会、国家存亡的支柱之一。知耻是道德的自觉，有羞耻心人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相反，人若无耻，就会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不可救药。这就是俗话说的“人无廉耻，无法可治”。二曰“知愧”。“知愧”就是知道惭愧和内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焉。知愧的前提是知道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所谓愧则有悔，愧则有疚，内心安宁从此遭到破坏，整日处于恐惧之中，这惩罚并不算轻。知愧而忏悔，知愧而努力，良心的安妥比任何物质利益都值得珍视。三曰“知恩”。“知恩”就是常怀感恩之心。日月生辉，雨雪滋润，大自然哺育了万物生灵；
父母养护，师长教诲，亲朋们扶助着我们成长……人生在世，谁能够离开社会而生存？谁没有受过别人的恩惠？“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倘若连这起码的感恩之心都没有，那一定极为糟糕透顶了吧？我觉得这些谈论都很好，对于愚钝无知的我很有启发。
但是我在这里想到一个问题：“良知”真的犹如孟子、王阳明所言“非由外铄”，纯粹是一种自我产生、自我定向的道德意识吗？“良知”真的像海德格尔说的那样意味着人类个体无一例外具有一种可以进行自由选择的可能性吗？“良知”真的可以在“知耻”“知愧”“知恩”之中自我完善，成为天地之间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观吗？假如这个世界有一种力量，完全不懂得什么“道德意识”的“自我定向”， 至少在客观上敌视和阻止人类个体进行健康的道德选择，并且也完全不知道什么知耻、知愧、知恩，它像怪兽一样头顶天穹，脚踩大地，“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真的就来了，这时候你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他该怎么办？良知该怎么办？这不是耸人听闻，这种力量早就来了，它就在你、我、他身边，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里，就在我们总是试图坚守的良知面前。
“陈行之先生，你说的那种力量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的回答是：权力。
2.《闻香识女人》之惑
为了使话题不至于枯燥乏味，我们先说一说电影。
尽管智力与精神不断被《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夜宴》之类无聊庸俗的所谓中国大片侮辱和蹂躏，看电影仍旧是我一个很要紧的爱好，这里我要说到美国影片《闻香识女人》(Scent of Woman)。
这部由马丁·布莱斯特导演、艾尔·帕西诺和克里斯·奥康纳共同主演的经典影片于1992年问世，讲述伯德学校年轻学生查理(克里斯·奥康纳饰)与另一富家子弟乔治无意间目睹了几个学生准备戏弄校监的过程，查理为了得到一张感恩节回家乡的机票，来到退伍军人斯雷德中校(艾尔·帕西诺饰)家中做周末兼职。斯雷德中校曾经是巴顿将军的副官，经历过无数次战争，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双目失明，失去生活目标的他也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准备最后享受一次美好生活，然后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带着查理出游、飙车、吃佳肴、跳探戈、住豪华酒店……极尽享乐，幸运的是，善良的查理发现了斯雷德中校的意图，竭力阻止了中校的自杀行为，帮助斯雷德中心恢复了活下去的勇气，他们之间也萌生出父子般的感情。
穷学生查理回到学校，恼怒的校监垂斯克千方百计威胁诱导，要求他和乔治说出制造恶作剧的人的名字。对查理来说，说出来，就将继续学业甚至被保送到哈佛大学读书；
不说出肇事者，不但到哈佛无望，甚至还将承担被学生委员会开除的严重后果。说还是不说？出卖还是不出卖？对于查理这位年轻的学子来说，成为了哈姆雷特“活着还是死去”式的艰难选择。在学生委员会召集的听证会上，富家子弟乔治妥协了，模棱两可地指出了肇事者，但是纯洁正直的查理艰难地选择了守卫良知，没有出卖同伴——面对校监垂斯克气急败坏的追问，查理的回答是：“对不起，我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
这当然会引起校监的敌意，查理的厄运几乎无可避免。恰在这时，斯雷德中校出现了，在学生委员会表决之前，这个饱尝人间沧桑的老退伍军人为查理做了精彩的辩护，这段台词无数次感染过我：“垂斯克先生，你不知道什么叫破坏规矩，我应当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破坏规矩——要是五年前，我会拿火焰喷射器把这个无耻的地方变成一片火海！可是现在我太老了，我累了，我他妈的还是一个瞎子！破坏规矩？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我经历过无数战斗，我看见许许多多查理这么大的孩子胳膊被炸断了，腿被截肢了……那真是一幕一幕的悲剧。但是，即使那样的悲剧也不能跟我现在看到的悲剧相比，因为我看到了良知被肢解了，丑陋的灵魂瑟缩在一个安全的角落里，就像是一个废人。是的，你凭借手里的权力，当然可以把这个青年人像落水狗那样送回他在俄勒冈州的老家，但是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你们泯灭了他的良知，欺辱了他的灵魂！为什么？只是因为他不符合你们伯德做人的标准？只是因为这个？！伯德，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但是你们玷污了它！你们伤害了这个孩子，你们只配被称作伯德的混蛋，你们——哈瑞、吉米、特伦特（搞恶作剧而又不敢站出来承担责任的富家子弟），不管你们坐在哪儿，去你妈的吧！……我刚一来到这里，就不断听到有人说：‘伯德是未来领袖的摇篮’，但是，支架断掉了，摇篮还能够存在吗？伯德作为未来领袖的摇篮，它垮掉了，已经垮掉了。你们这些自认为培养未来的领袖的人，看一看你们在培养什么样的领袖？我不是法官，不能说查理今天的表现是对还是错，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垂斯克先生，他没有为了自己的前途出卖任何人！朋友们，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正直，这就是勇气，这才是一个未来领袖所应当具有的品质！现在，查理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选择了代表着良知和责任的路，让他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行吧！这孩子的前途就在你们的手中，学生委员会的委员们，他会前途无量，相信我，千万别毁了他，保护他，支持他，我保证，总会有那么一天，你们会为今天做出的决定感到骄傲，我保证。”
我还记得当年从电视上看到本片获得多项奥斯卡奖时的情形，颁奖者好几次高声颂扬出《闻香识女人》这个片名，由于对故事一无所知，我当时很奇怪：这究竟是一部什么影片？怎么取这样一个香艳的名字？于是等着我国翻译介绍过来，但是最终没有等到，我还是花十块钱买一张盗版DVD才终于看到这部精彩、深刻、感人的影片——看这样的电影才是真正的美的享受，直到现在，每当心情烦躁了的时候，我也总是习惯性地把这部电影再看一遍，心情居然真的能够好起来，就好像眼前这个晦暗的世界也和电影中的世界一样，焕发出了思想和人性的光辉，我们的灵魂被沐浴了。
心情好起来就难免想一些事情。改革开放以来，国门逐渐打开，对国外文学艺术作品已经不像以往那样草木皆兵了，突出表现在引进了一些即使在国外也可以被称之为先锋之作的电影——我们的胆子似乎突然大了起来，既不怕色情（虽然有些过于露骨的镜头也被适度删节），更不怕暴力（有的电影宣扬的甚至全部是暴力），尺度很宽很宽。奇怪的是，负责掌管进口影片的宣传文化管理部门并没有引进《闻香识女人》这部获得多项奥斯卡奖项、在全世界都产生巨大轰动效应的电影，难道有坏人遮蔽了他们的耳目，没有听说过也没有看到过它？宣传文化管理部门一向极为注重通过文化产品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难道他们没有看出这部电影对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有一种的巨大启迪作用？如果他们听说过并且也已经看过这部电影，又是什么东西阻止了他们做出引进的决定？他们在顾虑什么呢？是不是负责引进影片的宣传文化管理部门官员的脑子有问题，就像人们调侃时说的“进水了”之类，所以才没有引进？
一个人要是绕在什么问题里，很难自行解脱出来，我继续冥思苦想，结论是：不是“宣传文化管理部门官员的脑子有问题”，而是我的脑子有问题，“进水”了。一个人的脑子“进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这个人差不多完全傻掉了，成为了群体中的“异类”，一个让人觉得“有些怪怪的”人，所以我很重视：我怎么就会突然傻掉了呢？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脑子里的水挤出来，重新进入到正常人行列，像正常人那样感知这个世界呢？看样子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能回到现实世界，从有意味的社会事件当中获得启迪，或许还有救。
这样，我们就要说到14年前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的一件事情——它也是一部电影，不同的是它不是艺术家的虚构，而是真实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惨剧。
3.克拉玛依，我的克拉玛依！
1994年12月8日晚，克拉玛依市最好的剧院“友谊馆”座无虚席，聚集了来自本市7所中学8所小学15个规范班（先进班）的少年儿童。他们到这里干什么来了呢？原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教委的领导同志到克拉玛依市验收“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教育”和“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工作来了——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上级领导来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下级权力岂敢怠慢？克拉玛依市教委对上级领导的殷勤招待自不待说，送钱送物也未可知。为了使领导同志更加喜悦，克拉玛依市教委还精心组织了一场专门为自治区教委领导同志的汇报演出。
所谓“汇报演出”，不但需要演员，更需要观众作为烘托，一如我们经常为了缺少听众的报告会（譬如“英模报告会”）、缺少观众的专题演出（譬如仅仅具有宣传功能的专场演出）、缺少欣赏者的体育竞赛（譬如前不久召开的“残奥会”的很多比赛场次）充当观众去剧场或体育场“填空”。在此种情况下，所谓“观众”尽管是由一个个有生命、有灵魂的个体组成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已经不再是人，仅仅是数字了，甚至还可以说，这些人仅仅具有改变视觉效果的道具意义：你像颜料一样涂改了观众区的颜色，使之变得好看了，这就是你来到这里的全部功能。
“克拉玛依市7所中学8所小学15个规范班（先进班）的少年儿童”目前显现的就是这样的功能，所以剧场“座无虚席”，热闹而拥挤，到处都是被抽象成为数字的学生的喧哗，到处都是“数字”们的欢声笑语。克拉玛依市教委的领导同志很满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委的领导同志也很满意，演出就在这种欢乐祥和的气氛中开始了。这时候，“友谊馆”里共有学生、教师、工作人员、验收团成员及当地领导796人。
我不知道演出内容，但是根据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情，却可以想象天真的孩子们做了哪些表演。比如，2005年4月30日下午，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他就读过的西安后宰门小学，就有小学生表演舞蹈、《三字经》朗诵、腰鼓、百人团体操等丰富的文娱节目。我印象最深的是可爱的孩子们在大人教唆下带着动作深情地朗诵道：“……两岸的小朋友手拉手儿把歌唱，爷爷啊，您回来啦！您终于回来啦！您的母校热情欢迎您！爷爷啊，祝您健康、幸福、快乐！”所以我想克拉玛依市“友谊馆”的那场演出说不定也有这样的诗朗诵：“克拉玛依市的小朋友手拉手儿把歌唱，自治区教委领导啊，您们来啦！您们终于来啦！克拉玛依市的少年儿童热情欢迎您！爷爷们啊，祝您健康、幸福、快乐！”假如我再借用当时对于连战访问后宰门小学的媒体描述，那么，我可以给读者勾勒这样一幅感人场景：“很多人都被充满激情的表演所感动，流下了热泪……”
但是发生了意外：6时20分左右，舞台第7号光柱灯烤燃了幕布，燃烧极为迅速，火焰从舞台向剧场顶部蔓延，在一片惊呼声中，本能驱使学生们向剧院出口涌去。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让历史记住的事情：主持演出的克拉玛依市教委的一位官员站到台前大喝一声：“学生坐着别动，让领导先走！”
学生们出现了短暂的犹豫。孩子们并不知道，在如此危急的时刻，“短暂的犹豫”意味生死两界！孩子们不知道的事情，大人是知道的，教委的领导同志更知道——就在孩子们“短暂犹豫”的时候，坐在最前面、离火源最近的官员们就像兔子一样从座位上跳起来，往剧场出口窜了过去。大火顷刻间把剧场整个吞噬了，从烈焰中蒸腾的毒气把学生和老师成片熏到在剧场里。
本次火灾共造成326人死亡，大部分是8岁至15岁的学生。
当地政府以及更高级的政府，就像任何灾难发生以后所做的本能反应那样，首先向外界严密封锁了消息，我上面的引述不是来自媒体的即时报道，而是来自灾难发生几年以后甚至是十几年以后亲历者的描述，正是这些描述，基本上还原了被官方遮掩的事件真相，使我们看到了很多官方不希望人们看到的细节。
我举例其中一个细节。
大火燃烧起来以后，一位女官员姿态优雅地窜进了女厕所，马上把门反锁住了。这位女官员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把有毒烟雾阻挡在门外，以免灼伤其柔嫩的呼吸道乃至于威胁到生命安全；
二是阻止逃生的学生拥挤进来，挤占已经为她所有的生命空间。如果我们权衡这两个目的的重要性，那么，第二个显然重要于第一个：假如有学生进来，哪怕是一个，都会导致有毒烟雾侵入，那就意味着女官员有生命之虞。学生成为了比毒雾更加可怕的死亡威胁，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无数学生拍打厕所央求女官员开门，女官员仍旧以一个共产党员特有的坚定沉着姿态应对，就像“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那样冷酷无情地不为学生们的哭喊哀求所动，死死按住门闩，进行着惊天地、泣鬼神的生死保卫战。共产党员是任何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人，那道生死之门最终还是没有打开，女官员保住了性命，代价是：厕所外面堆了一百多具孩子的尸体。
据说灾难发生以后，伤亡者亲属由于对克拉玛依市政府对善后处理工作不满与政府发生了冲突，把遇难孩子的照片和生平简介摆放或悬挂在克拉玛依市主要街道友谊路两边的树林里，连续几十天举行静坐示威。他们的行为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和理解，很多市民前往观看助阵而且给静坐的人们送去食物……但是关于这场灾难、关于这场灾难之后遇难者家属的诉求，除了克拉玛依市部分民众之外，外界没有人知道，人们从报纸、广播和电视画面杀个看到的全部是领导者的关心体贴，是遇难者家属对党和国家感激不尽，虽然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记者在火灾发生之后不久到克拉玛依采访，满含义愤地制作了电视片，但是这部电视片没有通过政治审查，也就没有播出……偶尔有一些探讨灾难发生原因的文章，也充满了对“不可抗力”的描述——所谓“不可抗力”就是人力无法阻止，无需什么人来承担责任，“怨的话你怨老天爷去”。
事情毕竟太大，而且即使是傻子也能够从这件惨绝人寰的灾难中看到权力的责任乃至于权力的罪责，真相仍旧不为官方所控制，像火灾“毒雾”一样在大地上蔓延，这件惨绝人寰的悲剧才有了这样一个结尾：“14位官员因为渎职罪受到法律制裁”。什么“制裁”呢？有期徒刑，刑期最长为7年（上面提到的那位躲进厕所的女官员被判刑4年）。我不是法律专家，没有资格对刑期说长道短，但是，我又伤心地从《星期天泰晤士报》上看到这样的报道：“所有被判刑的14人都在服刑2到3年以后获释。”
我最初的反应是惊愕，怀疑是反动的西方资产阶级对我们党和国家进行恶意诽谤，但这确实是真的：“所有被判刑的14人”的确“都在服刑2到3年后获释了”——这几乎等于是在确证说克拉玛依大火的确是“不可抗力”造成的“自然灾害”， 没办法的事情，无需什么人承担责任。
我坚决不能认同这种说法,即使有人认为陈行之脑子进水了，肿胀得水桶那么大，我也不能认同这种说法，这是因为，在我对这件事的考察中所关注的自始至终不是什么如何认定事件的性质，因为事件的性质已经由事件自身认定了，无需多谈；
我关注的甚至也不是对权力罪恶做怎样的鉴别和审判——在326条陨落的生命面前，即使枪毙100个丧尽天良的权力者，又有什么意义？
我关心的是：在这惨绝人寰的一幕发生和发生以后，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我们极为珍重、指望它支撑这个晦暗世界的伟大良知到底在哪里？！它遭遇了什么事情？！
4.克拉玛依官员怎么就成了克拉玛依官员？
社会与人一样，分别具有不同的伦理特征，犹如我在《个体人格与政府人格》中论述的那样，政府作为人类组织的一种形式，和人一样具有不同的人格特征，正是这些特征决定了社会、政府不同的性质和形态，不同的运转方式。
就人类个体来说，涵盖在人格中的良知，意味着某人拥有通过其内心世界获得的价值观念，在这一点上，王阳明把良知概括为“非由外铄”的自然品质是有道理的。但是，人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复合的社会自我，没有纯粹的自然自我，“任何社会和群体都是众多个人的集体表现，任何个人都应当被视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他没有超然的个人的存在”，人的“道德生活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整体”，“个人和群体在道德思想方面的的联系与别的方面的联系是相同的，个人的良知和社会的良知不是彼此隔绝、互不交融的东西，相反，它们是同一事物（社会伦理）的两面。在人为隔离的情况下，譬如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某个特定人的身上，道德生活可能被认为是个人的；
但是当我们注意到某些共同的侧面时，比如公众对于某个道德问题的见解，则会被认为是普遍的。”这就是说，任何人的自我都存在于一个巨大的社会共同体中，它不仅不是“非由外铄”，相反，它“必由外铄”——所有社会性因素都将作用于那个被称之为“自我”的东西，人类“个体良知的每一个判断都是社会性的，是社会影响综合作用的结果；
社会良知又是无数个体良知的集合体。”（［美］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一个人成为这个样子而没有成为那个样子，必定分别经历过极为复杂类似于物理或化学反应的过程，不管过程多么复杂，有一点可以肯定，社会永远是把自然人变成社会人的重要因子，即使是一个坏人也是如此——霍顿把我们认为是“坏人”的人称之为“退化者”：“退化者和我们一样是社会中的人，他在退化的群体中一定会受到那个群体的影响，是那个群体培养了他的良知（的状态和质地），群体信奉的原则必定是他所信奉的，他不会顾及别人怎样评价这些原则。如果某所大学有酗酒、赌博、考试作弊等坏习惯，那么，新入校的大学生也一定会成为酗酒、赌博和考试作弊的人。”（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克拉玛依官员成为了克拉玛依官员。
为了叙述方便，我必须给那位断喝“学生坐着别动，让领导先走”的官员取一个名字，我们就将他称作马伊。
马伊三十多岁，皮肤白皙，性格绵软，柔弱如女性，在家里是一个知疼知热的好丈夫，尽职尽责的好父亲。他大学毕业以后在克拉玛依市教育局谋了个差事，工作勤奋努力，还入了党，“大家都说好”，然而也就仅此而已，没有什么值得向各奔东西的同学们夸耀的东西。
后来，一位退休了的教育局副局长嘱咐说：“小马啊，你很年轻，得有远大理想和抱负呀！”
马伊不解其意，问，前教育局副局长笑而不答，良久，才俯下身子对马伊说：
“你要想方设法当官哩！”前教育局副局长掰着手指列举了一千三百八十六条当官的好处。
马伊茅塞顿开：“老局长，你说的对着哩！我何尝不想当官？可是咋样才能当上官呢？”
前教育局副局长凝神看着额头上满是汗渍的马伊，仿佛在思考要不要把天机泄露给这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
马伊的眼神中充满了焦虑和渴望。
“你记住，”老局长伸出一根手指，“只一条：永远不要得罪你的上级，你要想办法让领导满意、舒心。就是这。”
“就是这？”
“就是这。”
马伊很聪明，很快弄清了其中三昧，从来不得罪上级，总是想办法让领导满意和舒心：逢年过节总是忘不了去看望领导；
领导的孙子过生日，送上一个红包；
跟领导外出视察，跑前跑后，打理得细致周到，还有本事神不知鬼不觉地安排领导到不便说出的场所“放松放松”……老局长的话迅速应验了：马伊得了一个小官位。
得了官位的马伊早已经不是“大家都说好”的马伊，他就像熟谙自家屋子里的摆设一样熟谙了官场规则，这意味着这个踌躇满志的年轻人还将进一步上升，于是，聪明人就像赌徒一样把宝押在他的身上，提前进行感情投资，现在，马伊身边也有了绝对不得罪他、想方设法让他感到满意、舒心的人，逢年过节也有人来看他了，儿子考上高中，竟然有很多人送来了数目不菲的礼金。
“多亏了你的教导呀！”老局长弥留之际，马伊跪在老人家床前泪流满面，“多亏了你老人家的教导呀！”
老局长看了看成为教育局副局长的马伊，就像看到陌生人那样愣怔，然后，侧过脸去，把眼睛闭上了。马伊下令厚葬了老人。这件事成为马伊的美谈，甚至出现在地区报纸上，意思是马伊副局长道德高尚，极为敬重曾经培养过他的上级领导。
这件事感动了克拉玛依市教委的一位姓魏的副主任，就把马伊调到了自己身边，马伊继续做老局长教导他做的事，魏副主任也感觉很满意，很舒心。
未已，魏副主任调自治区教委当副主任，临走之前亲手把权力交到马伊手里，马伊感激涕零，道：“魏老，从今儿开始，你就把我当作你的儿子，你让我干啥我干啥，哪怕去杀人放火。”
魏副主任像父亲那样笑了起来，拍着马伊的手，说：“说的什么话？杀人干啥？放火干啥？你对我的最好报答是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我脸上也有光彩不是？”
“是是是。”
“你好好干，”离开克拉玛依那天，魏副主任对来为他送行的马伊说。“这世事么，归根结底还得你们年轻人来干……”
“我不年轻了。”
“你多大？”
“四十七了。”
“真的么？四十七了？”
“四十七了。”
“不要紧，小马，不要紧，你好好干，等我干不动了，我等你接我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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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伊什么都没说，但脸上的所有器官都生动地显示出忠诚和感激。
克拉玛依市教委副主任马伊没有食言，的确干得不错，他主抓的“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教育”和“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工作进行的有声有色，他打电话亲自邀请老领导魏副主任前来检查验收。再有七个月魏副主任就要退休，也就是说，关于马伊的职位安排问题，他一定有了很具体的想法，马伊很想打探一下老领导的心思。
马伊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会议接待工作很周到，再加之事关重大，他特意建议为自治区教委的领导同志在“友谊馆”安排一场演出，还别出心裁地设计了少年儿童为领导同志献花的情节。
演出开始以后，主持会议的马伊害怕有什么事情需要他指点，没有到台下去和领导同志坐在一起，而是坐在舞台右侧一张长条桌后面观看演出。当少年儿童朗诵“克拉玛依市的小朋友手拉手儿把歌唱，自治区教委领导啊，您们来啦！您们终于来啦！克拉玛依市的少年儿童热情欢迎您！爷爷们啊，祝您健康、幸福、快乐！”的时候，他从帷幕边缘看过去，看到坐在前排位置的魏副主任笑容可掬，心里也甜滋滋的，琢磨着魏副主任也许明天就会跟他谈安排问题，心里十分爽快。
没想到这时候出了事。
大火刚烧起来，马伊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忙让人灭火，火扑打不灭，并且迅速蔓延，剧场里一下子乱了。马伊看到魏副主任也站起来打算往外跑，很多学生拥挤在他身边，于是他站到台前，指着魏副主任身边的学生严厉叫道：“学生坐着别动，让领导先走！”
学生们出现了短暂的犹豫，趁这功夫，魏副主任窜出去了，马伊尾随而去。他感觉到脚底下有很多学生的躯体，但是，一种接近魏副主任，也就是接近权力的来源的欲望，驱使他奋勇向前，没有停下脚步……我们的想象到此为止。
我们当然应当谴责马伊为了追逐官位在危急时刻良知泯灭，才发出那一声断喝，但是假若我们把他放到我所描述过的社会背景中，你不觉得还有一种东西应当为此承担比马伊更大的责任吗？
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极权主义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或者换一句话说，是权力至上、“利出一孔”的社会文化结构，决定了几乎所有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而没有那样发生。卢梭说得更加直率：“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
不管你怎样做，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性质把他们造成那个样子。”（卢梭：《忏悔录》，第九章）
为了更充分说明这一点，我们的话题恐怕就要扩展一下，说一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事情，而且要说得远一些。
5.先祖的遗训
春秋战国的政治改革家管仲因为辅佐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儿被称之为“春秋第一相”，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第一可敬可爱的好总理。这位总理究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以至于得到了这样高的评价？
管仲说：“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
出二孔者，其兵半屈；
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
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引文出自《管子》）意思是，国家要有统一的至高无上的政治经济法律手段，控制人民任何谋求精神价值和物质利益的渠道，你这个国家将天下无敌；
倘若有了两个渠道，你的国家权威就会减半，战斗力大打折扣，这时候你就必须小心了；
倘若很不幸地有了三条渠道，那么，你就无论如何不能兴兵打仗了，没有人会为你卖命，你肯定会输掉战争；
倘若更不幸有了第四条渠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管仲同志直言：你死定了。
如此可怕的结果又隐藏在什么样的逻辑关系之中的呢？管仲进一步解释说：“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隘其利图，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引文同上）意思是，这可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你要是一个有很高政治智慧的君主，就要严格控制或堵塞人民获利的渠道，形成给与不给、贫困与富足都取决于君主的局面。这种局面一矣形成，民众自然会拥戴你为日月，亲近你如父母。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记取了先祖的嘱托，把所谓的“利出一孔”奉为维持统治的金科玉律，管仲的思想绵延两千多年而不失其价值，直至今天（请读者注意这四个字），一个人的最高存在价值只能体现为国家力量（在我们这篇文章的语境中，就是马伊上面的权力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委和克拉玛依市教委负责人）的认可和褒奖，其他没有任何实现个人价值的通道。
鲁迅先生是一个洞悉中国社会奥秘的人，他在小说《狂人日记》中塑造的“狂人”对他所生活着的世界充满了戒备，有一种深刻的直觉：“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一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的许多论文和杂感都充满了对权势者摧残弱小生灵的愤慨和反抗，五四精神在鲁迅那里才真正被赋予了一种令人振聋发聩的质感。在传统文化重压下，人实际上从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人”遗失在了苍茫浩渺的历史长河里，尴尬地处在两种处境之中：一种是“做奴隶而不得”；
一种是“坐稳了奴隶”。
无独有偶，李大钊在分析中国的社会情状时也指出，“观以伦理，东方亲子间关系切，西方亲子间关系疏。东方以牺牲自己为人生之本务，西人以满足自己为人之本务。固东方之道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之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更观以政治，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政治，有世袭之天子，有忠顺之百姓。政治现象毫无生机，几于死体，依一人之意思，遏止众人之欲望，使之顺从。”（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刘再复先生在分析五四运动精神成果时指出，中国社会“种种的‘吃人’显示了国民身上根深蒂固的弱点：主性与奴性，姑且称为主奴根性。所谓主性，是指那些无视基本人权，横行无忌，虐杀无辜的劣根性；
所谓奴性，是指那些自甘为奴隶、泯灭自我和良知，甘心情愿处于非人的地位或处境的劣根性。无论为主或为奴，它们都典型地体现了对‘人’的扑杀、压缩、抑制。在由主子与奴隶组成的世界，不允许真正的‘人’的存在；
在弥漫着主奴根性的文化氛围里，不允许个性精神存在。这个世界只认识两类怪物：一类主子，一类奴隶，而不认识真正意义上的人。”（刘再复 林岗：《传统与中国人》，第108页）
纵观历史，横看现实，我们都会发现，我们很顺利地进入到了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归纳出来的“历史主义”的通道：一切个人和社会的行为都服从和服务于某种历史（权力者的意志）目标，所有的起点都服务于这个终点。波普尔首先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发现了历史主义的脉流，经过一番梳理，这股脉流竟然延续到了现代社会的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波普尔令人信服地证明，人类文明中的某种毒素始终没有从社会肌体中消失，它们流淌在人类生活的血液之中，引起时断时续的高烧或者低烧，在某些部位造成溃疡甚至瘫痪。
刘再复先生提出了“权力伦理化”的概念，能够很好地佐证和延展波普尔的观点：维持宗法统治，“需要一套完整的有益于宗法制度的伦理体系去灌注个体的灵魂，让众生通过道德自觉主动认同现存秩序，是赤裸裸的权力关系转化成为文质彬彬的伦理顺从。”（刘再复 林岗：《传统与中国人》，第126页）这种顺从正是造成社会肌体产生溃疡和瘫痪的条件。
今天，任何在体制内生存的人都知道，在“利出一孔”的权力状态下，人际关系往往是扭曲的，因为所有人都必须无条件面对最终的裁判者——权力，所有人为了利益最大化都得使出浑身解数阿谀权力，为了占据一个好位置，即使是道德高尚的人也会把自己变成小人，不择手段地把同类踩到脚底下去，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无法判断浸润着你的友谊究竟是毒药还是珍馐？向权力者出卖朋友成为晋身的家常便饭。所谓“祸从口出”并不是说你说一句话就死了，而是因为有人把你的话告密给了权力者，权力者对你施以了合法伤害权，“公事公办”地把你给办了，所以，我们总是不断看到有人或者十分清醒或者稀里糊涂地遭遇不测。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要求小小的马伊保持道德的高洁？你又如何要求这个想过好日子的人恪守良知，不去当主子而是去当奴隶？！
在“利出一孔”的社会结构中，人只能被社会强力所弯曲，证实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只能消失在动物性的利己主义选择之中。在这种文化浸润下，小小的马伊又有多少选择空间呢？几乎没有。如果他想像模像样活着，甚至还想出人头地，那么他必将选择卑鄙，在危急时刻必将泯灭良知。我们甚至可以说，选择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自主的含义了，它变成了一种强制，一种规定……这就是制度的力量，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这时候再来想一想那个在伯德学校大放厥词的美国退伍中校斯雷德，就会觉得那个家伙绝对是一个异类，一个让我们无法理解的人——不是无法理解他的信念、他的勇气、他的不同凡俗，而是无法理解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够容身于被我们深深恐惧着的社会？
我们还可以发出这样的诘问：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能造就斯雷德这样的人，却成批成批地生产着马伊？在一个据说被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民族群体中，良知为什么反倒逐步丧失了栖身之所？如果说造成这一切均源于被鲁迅鞭挞过的所谓传统历史文化，你有什么理由只让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同志、管仲同志，甚至于“赵太爷”者流来对目前这种令人精神窒息的社会状况负责呢？你能闭住眼睛不看现实吗？
我们继续考察。
5.良知：何人看守？何人泯灭？
现实很让人沮丧，犹如我在文章开头所言，“现在已经不讲究什么良知了”。这不是臆想，也不是没来由的错误判断——既然我说到了文学，说到了中国当代作家，那么，我就把这个领域也作为一个观察孔，进一步论证究竟是何种力量在纵容和蔓延着对良知的泯灭。
我是一个作家，一个写小说的人，本来，文学话题应当成为我的主要话题，但是最近两年我却很少谈到它，主要是厌恶。我说“智力与精神不断被《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夜宴》之类无聊庸俗的所谓中国大片的侮辱和蹂躏”，指的是最应当承担起护卫良知和责任的这个行当出现了大规模谄媚、庸俗与堕落，某些电影（以《英雄》为代表）甚至公然喧嚷与历史流向和公众渴望背道而驰的有害价值观，某些电影（以《夜宴》、《十面埋伏》、《无极》为代表）则用宏大场面展示杯水风波，把一些不值得赞赏和尊重、甚至令人极为厌恶的精神垃圾拿来，试图让观众去赞赏和尊重。我们当然可以认为中国影视作品不乏优秀之作，譬如《活着》、《秋菊打官司》、《看车人的七月》、《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但是中国影视的主流，仍旧缠绕在意识形态喧嚷（譬如花费纳税人大量资财拍摄的所谓“主旋律影片”，既有战争题材，亦有以所谓的“英雄模范”先进事迹为题材的影片）和畸形的审美境况（除了展示色情、低俗和堕落之外别无所有的影片）之中，严重脱离生活，胡编乱造，塑造出来的人物就像用驴皮雕琢出来的皮影道具一样轻飘，没有血肉，不具备任何精神价值。
社会是一个系统，社会文化作为子系统的状态直接渊源于整个社会系统的状态。当《英雄》公然颠覆古往今来的中国人民对于反抗暴政的理想主义幻象（因为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说出所谓为了“天下”而“不杀”暴君之时，已经不是张艺谋作为导演的个性化艺术选择，它反映的是一种社会价值系统对一个才华横溢的伟大导演的强制性胁迫。这就是说，不是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们创造了不尽人意的艺术品，而是一个制造精良、运转良好的社会系统鼓励和赞扬了有害的、畸形的、虚无主义的价值观，所以才结出了这样“有害的、畸形的、虚无主义的”艺术之果。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吗？
我认为很严重，因为这个问题远不在问题本身，它还蔓延成为了很多其他的问题，譬如：在一个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里，会出现一种被我称之为“社会黑洞”的社会天文现象：一切都围绕权力黑洞运转，没有任何物质（即使是光线）能够从它的巨大吸力中逃逸；
在这个可怕的被吸纳的过程中，道德将发生畸变，良知将被泯灭，人性将出现扭曲，一切都处在脱离常规的变形状态之中——在这种状态之中，除非那些信守“不自由，毋宁死”的家伙们，任何在正常意义上讨生活的人，哪怕再伟大的艺术家也不能不妥协，不能不被弯曲。
好，我们同情他们的妥协，我们也不责备他们被弯曲，那么，我们随后会发现什么呢？我们随后就会发现，在我们的世界里（无论艺术作品还是现实生活中）找不到斯雷德，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看不到他的容颜，相反，我们在强烈的意识形态灌输下不断看到被艺术歪曲了的现实，不断看到苍白轻飘如皮影戏道具一样的失血人物在屏幕上晃来晃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不断看到良知像不具备任何反抗能力的人那样被冷落，被推搡，被蹂躏，被泯灭，直到有一天，我们终于看到许许多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灾难被权力和资本遮掩，终于看到被称之为“无冕之王”的记者被收买，直到看到在21世纪的中国竟然长时期存在着一种奴隶制的用工方式（山西黑砖窑事件），终于看到马伊毅然站立在舞台中央，向小学生们断喝“学生坐下！让领导先走！”终于看到数百条天真烂漫、尚未真正开始人生的生命扑倒在社会机器造就的价值通道上！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大多数坏事都是那些自认为正确的正常人做出来的，因为他们的良心受到了他所从属的那个群体的意识形态的鼓励和支撑——伟大的德意志民族不就是这样变得疯狂起来，投入世界大战的么？“在这样的时刻，个人对他自己的力量已感到一种深深的不信任。自由不是人的自然遗产，为了获得自由，我们必须为之去奋斗。如果人只是简单地顺从自然本能，那么，他将不会为自由而斗争，他将宁可选择依从，因为依要比自己去思想、判断和选择容易得多。这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不管人在个人生活还是在政治生活里，自由都经常被看作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光荣的特权；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人们会试图抛弃掉这种负担，这时候，极权主义的国家力量和政治神话就会乘虚而入，有意识地肢解自由，并进一步解除人们身上神圣的个人责任。”（［德］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
可见，良知被泯灭不是什么轻飘好玩儿的事情，它所造成的恶果像油污一样蔓延在大地上，到处都是粘稠和腥臭，你身在其中，不能不受浸染。我不说什么国家力量，也不说什么政治神话，仍旧只说我们这些芸芸众生过的日常生活：任何社会苦难和幸福都与所有人息息相关，所以，当我们看到马伊的卑微灵魂在寻求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一步步泯灭良知，将数百条生命送给死神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这里面含蕴着的社会学机理，它是浅显的，然而又是深刻的。任何一个读者，假如你是一个有心人，一定能够从你的日常生活中，从你的生存处境中，找到相同或相似的例证，这些例证会让你确信：陈行之说的还真有一点儿道理。
这么说，我们是面临一场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了？
是的，是这样的。
“在伦理学意义上，如果一个人的动机依赖于他自己的判断和他自己对什么是道德责任的确信，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自由的主体——按照康德的说法，自由等于自律。”（［德］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问题是我们失却了这个“依赖于自己的判断和自己对什么是道德责任的确信”的条件，我们不得不放弃作为人的最高特权的诚实和正直，我们不再是拥有独立人格的主体，我们过的是一种并非我们选择的生活，表演着被规定的仪式，用相同的方式感觉、思维和说话，我们把“我”遗失在了荒原之中，我们就像提线木偶，虽然在动，但是支配我们的并非我们自身的心智和灵魂，而是另外一种力量。我们遭遇了从未有过的精神危机。
这种危机不但在东方，即使在西方也存在，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没有没有危机的社会，也没有没有危机的群体，古往今来，人类就是在危机中完善社会从而完善自己的。胡塞尔认为西方社会的科学和哲学危机，甚至于一切当代社会危机都渊源于“欧洲人性的危机”（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我认为这个观点很好。胡塞尔认为西方之所以会形成危机，是因为欧洲失落了希腊的特别是雅典的伟大传统，结果造成他们关于世界的知识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却离这个世界作为总体的意义越来越疏离、越来越陌生。基督教神学家一般不把良知视为人的自然本性，他们认为，人的自然本性通常被理解为人的肉体欲望，所以它不是良知，而是恶的驱动力。那么作为人的良知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在传统的基督教神学中大致有两种解释模式：一种是奥古斯丁派，另一种是托马斯派。前者主张良知来自于圣灵和启示，良知是人的神性的中心，是上帝与人进行爱的交谈的地方，是“灵魂的火花”，是上帝的声音；
后者则主张良知是人的理性中的那种分辨是非的能力，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上帝造人的时候就赋予了人理性的能力，用《圣经》上的话说，人是上帝照自己的形象造的，良知是人之作为“上帝的肖像”的体现，人保留了良知，就是保留了上帝的肖像……说得很玄乎，让人不得要领。但是，如果我们简化一些，把这里的所谓“上帝”换成“社会”，一切就都简洁通晓了：良知是人的灵魂的中心，是社会与人的灵魂对话的地方，灵魂不可能永远抗拒社会的劝导，犹如基督徒不可能永远拒绝上帝的声音……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社会按照它自己的运行规律和状况创造出来的一种复合形象，良知只有作为“社会的肖像”的反映才能够被认识和理解。
我们就是这样理解斯雷德的，我们就是这样理解马伊的。
“各家有各家的难处”，我们何尝不是如此？西方难，东方也难；
社会难，我们更难——当我们的社会在权力的深刻作用下距离人类普世价值越来越遥远的时候，我们还能够保存多少人性、保存多少所谓“非由外铄”的良知呢？面对着一座座无法逾越的权力结构的高山，我们不禁像李白唏嘘蜀道之难那样慨叹：“噫吁戏，危乎高哉！”觉得无法攀爬，其实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情。这是我们，王阳明先生又如何？假若先生活到现在，也面对着这座高山，气喘吁吁的他还有能力坚持他的观点吗？他还能够对这座山视而不见，清谈什么良知之“非由外铄”吗？假如我们再不客气一些，跟老人家引用海德格尔之说:“把良知引向到知、情、意这些灵魂能力之一，或把它解释为这些能力的混合产物，面对良知这类现象，套以分门别类的灵魂能力和个人行为上面的游移无据的框框，在存在论人类学上何其简陋不足，可谓有目共睹。”(《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25页)老人家将用什么样的语言辩驳海德格尔的主张呢？这时候如果他想到在此之前自己亲口说过人人有良知，良知“不假外求”，是“尔自家的准则”， “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他是不是得羞愧得嚎啕大哭？
该结束本文了。
我们还是回到开头，回到电影。
电影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是从属于某种社会文化的，它的价值观念更是直接渊源于社会文化价值观，在崇尚民主、自由，把个人尊严和价值看的重于一切的美国，出现一部《闻香识女人》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而这部电影与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严谨表述是官方倡导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核心是集体（国家、政党、团体乃至于“单位”）尊严和价值永远大于个人的尊严和价值，任何个体都必须让步于权力，譬如那个叫查理的孩子，必须为了伯德学校和校监的尊严放弃自己的尊严，出卖他的同伴，出卖友谊，出卖良知……可见，《闻香识女人》是一部与我们的文化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影片，宣传文化管理部门的官员不用多么高的智慧，仅仅凭着本能就可以做出反应：绝对不能让斯雷德的声音回旋在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上空，绝对不能，否则，党不答应，国家不答应，“单位”也不会答应。宣传文化管理部门的官员坚守了应当坚守的东西，他们把这部电影阻挡在国人视野之外是对的，他们既没有渎职也没有失职，他们十分优秀地履行了自己的责任。
我已经说过，在我们的意识形态语境中，党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任何个体的人的东西都必须服从于这个目标，包括道德，包括良知，甚至包括人性，这不是我的个人判断，这是历史一再证明的规律或者说原则：在革命历史尤其是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在意识形态鼓动下，曾经出现大量发生在情人、父子、同事、朋友、夫妻间的出卖和背叛，作为意识形态反映的小说、戏剧、电影等文艺作品，更是对而这种令人心痛的出卖和背叛进行不懈的赞扬和鼓吹……所有这些如果仅仅意味着“过去”，我们或许还可以不那么在意，革命年代自然有革命年代的价值观，疯狂年代也自然会有与之配套的精神疯狂。但是，假如你注意到我们活着的当下，在本应当获得极大解放的人的精神之上居然仍旧横亘着一种超越于人的存在的目标——波普尔谓之为“历史主义目标”——并且深刻地作用着我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就不能不酌量酌量了。
酌量什么呢？酌量良知是否能够抗衡意识形态蛊惑。假如不能，良知若何？意识形态又若何？在我看来，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如果你是一个看重人生意义的人，就不能不想方设法为它们寻找答案。
假设你也和伯德学校的学生们坐在一起，看到那个叫斯雷德的美国退伍中校对泯灭良知的力量表现出震怒，听到他关于“你们这些自以为培养未来的领袖的人，看一看你们在培养什么样的领袖”的质问，你将做何感想？会不会想到现实生活中人们在权力高压下发生的种种道德畸变乃至于良知泯灭？会不会想到你在“单位”因为正直而得罪了领导、被身边所有人遗忘和蔑视的恶劣处境？会不会想到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牺牲者遭受的冷漠、折磨乃至于肉体被灭失？会不会想到当社会和人需要一种力量与权力抗衡，或者说渴望被护卫的时候，人的良知却像老鼠一样瑟缩到角落时的种种丑恶行径？会不会想到在一个需要有人呼喊正义的社会事件中，懦弱的人们（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大学教授、新闻工作者等等本应当负有承担社会责任的人）可耻地选择沉默，在客观上纵容不正义横行的懦夫行为？会不会想到权力能够让一个柔弱的人举目四顾而无助，只能铤而走险拿起武器杀人的情形？
你会想到的，因为，归根结底，不是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宣传使你成之为人，而是社会、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使你成之为人，你必将能够超越羁绊，把思想的触角伸向意识形态无法禁锢的地方，看到人所看到的一切。
这时候，美国那个色情的、堕落的、疯狂的退伍中校斯雷德就会显现出崇高的道德意义——他在社会权力重压下仍旧像人那样站立，认为查理“没有为了自己的前途出卖任何人”，是显示出“正直和勇气”；
他宣称正直和勇气“才是一个未来领袖应当具有的品质”；
他鼓动着一种你平时想都不敢想的观念：所谓“权力者”并不天然代表正义，相反，在他们的本性中往往带有野蛮残忍的特性，正是这种特性使它们与良知水火不容，良知拘束他们的作为，限制它们扩张，他们必将排斥良知、泯灭良知。这同样不是他们的自主选择，而是一种本性使然，即使他们厌恶了这一切，权力者的身份也必将使他们在这条既定的轨道上狂奔，即使想停也停不下来。他们不得不两线作战：一方面对自我，想方设法不让自己被良知禁锢，以便由着性子做一个很幸福的坏人；
另一方面对他人，千方百计不让良知阻碍权力对社会进行疯狂攫取……这是不可调和的斗争，永无止息。斯雷德对良知的信诺，如果说还有什么更为直接意义的话，那就是使他们的这种斗争更加艰难而不是更加容易，他在客观上延宕了他们的艰难……良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呵护，生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更美好，社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更健全，世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让善良而柔弱的人感觉更值得留恋。
（2008-10-26）
陈行之注：
本文是系列文章“极权主义微观生活谈片”第二篇，第一篇为《权力状态下的道德畸变》，第三篇为《权力状态下的人性扭曲》，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