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会”前后，中国国内记者公开场合提出的多数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金融危机下中国政府有啥“改革新招”出台？而现实生活中，普通中国民众很多却不再对改革寄予乐观期望。前不久一次国际研讨会的休息间隙，清华大学两个博士生问我：为什么这些年来对“改革”两个字反感的国人越来越多？“改革”似乎变成了一个负面的东西？
我反问：你们啥时候开始发现“改革”在引起公众的反感？主要是在哪些阶层中获得这个印象？他们说，我们开始时接触的大多是社会的精英分子，包括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也包括少数文化水平较高的官员。后来接触的社会层面多了，就发现在普通阶层中，无论白领也好、蓝领也好，尤其是那些不占拒高位的白领人士，对改革也非常反感，且越来越强烈。
两位博士生的疑问，我无法当时立即回答。后来我有意识的问了国内一些学者，他们说，可能是我在国外呆的时间太长了，不知道对“改革”的印象越来越负面和反感的思潮，不是一两年了。这种社会情绪有很大的普遍性。
回顾改革的早期，中国社会大部分阶层却不是这样的。问题的症结何在？我的观察是：在于那时候中国高层部分领导人具备“我们是向老百姓还债”的改革观，由此而制定的措施是给普通民众以实惠，但这可贵的“还债”观后来消逝了。
我花了不少时间从各种资料中寻找线索。多年前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饥饿引发的变革》提供了安徽和四川的资料，作者曾当过《瞭望周刊》的总编辑。他在书中记述，1970年代末中国的高干中大部分人不愿为改革冒险，虽然他们也目击了社会经过毛泽东近30年、特别是文革十年的折腾所造成的惨痛后果——只有少数几个高干愿意为改变这种状况冒风险推动改革。
这些愿冒风险改革的少数人的心态，归结为一点就是“向老百姓还债”。“还债”观念被万里、赵紫阳重复了多次，也被胡耀邦和习仲勋重复了多次。这四位的分工，胡负责党务，习是主要助手；
赵负责行政，万是主要助手。所以“还债”观在早期主张改革的第一线领导人心中很强烈。“还”什么“债”？就是还激进的“左”的政策折腾了全中国人民近30年的血泪之债。在民主制社会里，如果一届领导人的政策瞎折腾，是比较容易把“债”大部分还掉的，因为有定期选举。而在毛的独裁制度之下——其酷烈程度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空前——还债基本上不可能，除非他去世。
毛之后，万里被派到安徽，去了几个县调研，滁县，和县、无为、定远。这些地方在历史上虽然也穷，但没有穷到1970年代末的那种状况。万里在农村的调研方式跟现在的干部不一样，他乘辆小面包车，几个人下去，不打招呼，随时停下来，能够看到基层的实况。他到定远时已是冬天，农家锅里都是野菜没大米，看他们的房子，四处漏风。走进一户农家，万里的秘书跟老人讲，领导来看你们了，有什么要求可以老老实实讲。老农说，我们苦干一年就想过年的时候能吃顿饺子。万里听了这话感叹地说，《白毛女》中杨白劳家那么穷，过年时还能吃上饺子。解放这么多年了，老百姓现在的要求比当年杨白劳都不如！
进另一户农家，屋里的老人看着万里一行，麻木的坐在那里动也不动。万里想跟他握手，对方也没动静。后来，那老人弯着腰，抖抖的起来，大冬天老人居然没有裤子穿，光着腿。老人的两个女儿也不能站起来，也没裤子穿，天冷她们冻的实在挨不过，蹲在锅边把腿窝在灰里取暖。看到这些，万里泪流满面，说没有这些人哪有我们？解放快30年了，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连裤子都穿不上，我们有什么脸来见他们？我们欠老百姓的债太多了。
这就是为什么当年万里能冒那么大的政治风险在安徽推动分田单干的改革，是为了还债！书中记载赵紫阳1970年代末在四川也有类似的沉重。赵对新华社记者说，“天府之国”到了文革后期，已经成了全国搞得最差的地方，不知有多少女人被拐卖到外地。赵从民政部门得到的数据，仅仅文革后期几年，差不多40万四川姑娘被卖出去，十几斤粮票就能换一个老婆。采访赵后，记者从成都乘火车到乡下，途中遇到解放军的一个连指导员。军人说，他是出差路过四川，来顺便看看连队里川籍士兵的家。说不上几句指导员哭起来，说，那哪是人过的日子啊！大部分人家没有家具，没米下锅，衣不遮体。有个战士的父亲看到指导员从那么远来看他们，一定要留吃饭，但家里没粮食，跑遍了周围，才从另一个村子借来半把挂面。这位指导员讲，看看这些战士的父母，我们一天到晚在连队搞政治思想工作，一天到晚讲社会主义优越性，回去怎么跟他们交待！
1995年12月24日，被软禁已六年半的赵紫阳在家中跟他的老乡谈心时说：我们欠中国老百姓太多，我们在还债啊！那时搞改革，胡耀邦有一样的还债情结。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1970年代末习仲勋被派到广东主持工作，在广东紧邻香港的边界线视察时，当地干部向他汇报说，地方上阶级斗争非常激烈。怎么激烈？有很多人受海外敌对势力宣传的毒害，偷渡去香港，有的人被抓回来了，还有的抓不回来了。习讲，他们逃出去不就是为了把肚子吃饱吗？不就是为了过好日子吗？如果我们这边政策对头，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他们干吗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渡啊！责任在我们，不能怪老百姓。
我认为，正是由于在改革初期，中共高层里一些人有强烈真诚的“还债”情结，他们组织第一线的工作，才使得在改革早期出台的很多政策是“以民为本”，尽管当时并无这个提法。这些人之所以有此情结，是他们经历了党内几十年乱斗直到文革的残酷洗礼，重新拾起了他们在青年时代投奔革命时的理想主义——为老百姓谋福利。
按理说，1949年后“为人民谋福利”应该是一个基本政策。然而，毛眼里是没有作为“人”的民众的；
他眼中的人民就是实验室里的小白鼠——而毛越是把人民拿来做社会实验，就越是把人民挂在嘴上作宣传。即使在他统治之下几千万人被饿死，毛仍然坚定地说“我是不下罪己诏的”。在这点上，他和斯大林一样。1930年代斯大林强迫农民集体化的做法——我看了一下，发现毛学他很多。我原以为强迫集体化和大跃进完全是毛的创新，后来对照了很多细节，发现斯大林是毛的主要榜样。斯大林以后亲口对丘吉尔讲，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他们至少消灭了一千万“富农”。什么富农，就是不听话的农民。写这部斯大林传的作者说，在斯大林眼里没有受害者，只有阶级敌人。这跟毛一模一样，在毛眼里没有受害者，只要不是无条件顺从他的人，就是阶级敌人。
所幸的是，早年参加中国革命的人中，一部分人并未放弃基本的道德和理想，只是这些道德和理想在毛泽东时代被一次次的运动打压下去。毛之后的那几年，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由较有理想的共产党人在第一线主持工作，推动改革。所以那时“改革”二字颇得民心，能够产生良好的综合效益，包括政治的、道德的、经济的、社会的。这是一笔可贵的遗产。
不过，大部分官员文革后主要考虑的，是怎么补偿自己和家人在那十年中所受的折磨。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向老百姓还债，而是要纳税人对他们还债。但是，因为有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等在一线主持工作，有着强烈的向老百姓还债的情结，所以那时候大部分政策的出台，以民为本的倾向虽然不能始终占上风，却是重要的正面趋势。
什么时候向人民还债的情结消逝了呢？就是1989年的那场悲剧。正是这场悲剧使得那些带有还债情结的人，陆续失去了主持工作的权力。该悲剧又使得中共里的毛主义者有了上升的机会，这之前，邓小平对于文革时期的极左分子很警惕。1989年以后，又让这些人回到权力位置上。因为那场悲剧，使得这一派人的理由变得似乎更有说服力，那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人民是不可信赖的，他们一有机会就会犯上作乱，对他们不能手软。
1930年代投身革命的老共产党人胡绩伟说，毛治国的特点是把丧事当喜事办。什么叫做丧事当喜事办？三年大饥荒饿死那么多人，很多干部感觉内疚时，毛却绝不让它变成丧事——他最欣赏的一句话就是，三年大跃进，缺点是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把丧事当成喜事办，讲白一点，就是把老百姓的丧事当做统治者的喜事来办。1989年悲剧后，毛主义的这种观念又在党内抬头。
这是个非常关键的转变。从此开始，改革的基本取向不再是向中国人民还债了，而是越来越变成“改革”旗号下的“照顾”——照顾对维护“稳定压倒一切”、保住自己权利最重要的那些个人和团体，让他们去拿到最好的那块肉。所以从那时开始，改革中的分肥趋势变得愈益突出。我不是说在1989年以前中国民众对改革没有抱怨，对改革中出现的腐败和官商勾结，那时候也有抱怨和抗议。但那时候在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人中间，还有一些理想主义者，努力想通过制度方面的改革来让以民为本的改革目标能够保持下去，制约把改革弄成分肥的企图。
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很多困难。这些天来中共党内的一些老理想主义者又在呼吁要深化改革。但在我看来，要害不是改革深化不深化，而是改革的取向。如果改革的主持者，不管是现在的还是未来的，能够有一种向中国人民还债的观念，哪怕在过去的执政中，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有错误有毛病，那都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你能够在民间的痛苦呼声、批评和抗议中找到纠错的方法。但是，如果你的改革失去了以民为本的取向的话，哪怕你眼前看到的是再多的不满、再严重的不公平和民间悲剧，恐怕都不会采取果断的纠错措施，而是学毛的高招，把一切问题归于“阶级敌人搞颠覆”。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应该好好正视改革初期的道德和精神资源。奥巴马上台以后，他也要找到美国政治传统中富有理想主义的、在国家困难时有强大的召唤力和整合力的精神资源，奥巴马于是回到林肯，几次三番的从林肯那里寻找启发。如今，中国在“改革”面临质疑和鄙视，在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乃至中产阶级的眼里——中产阶级严格讲起来，也是过去的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即使在他们的眼里，“改革”也越来越成为负面的字眼。要扭转这个趋势，就要从过去曾有过的、真正好的东西中吸取道德资源。这个资源就是我强调的“向中国人民还债”的观念。只有这样才能在制定具体政策的时候以民为本，才不会把改革变成一个分肥的过程，而是变成一个持续富民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