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简要回顾了建国以来中印双边政治、经贸关系发展的历程，针对中印关系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就现阶段如何“面对老问题，建立新思路”，推动中印双边关系的发展提出了若干构想和建议。
[关键词]中印关系；
发展；
构想
中印两国都是世界文明古国，又是山水相依的邻邦。几千年来，两国间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两个毗邻的大国能够在几千年来总体上保持和平共处，这在人类历史上和国际关系史上都是罕见的。
在当前阶段推动中印双边关系的发展，有三件事是重点：第一是交流互信，这是所有改善赖以发生的基础和土壤；
第二是加强经贸领域的互相依存，这是两国关系成长起来的营养之源和茁壮之本；
第三是中印边界争端的解决。虽然中印关系中有边界争端、西藏问题、中巴友好和安全问题四大结症，但病根是边界领土争端。这一问题解决了，其余结症则或者自然化开，或者不致影响大局。据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和构想。
一、发挥NGO的独特作用
中印两国国内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是加强两国交流互信的一个重要渠道。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在解决国家发展中面临的一些社会问题时，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和人口大国，因此两国在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如就业、教育、环保等问题。在这些方面，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是政府工作的积极补充。印度在这一领域的各项做法值得国内借鉴，两国间相通领域的非政府组织的交流空间很大，其意义也显而易见。例如，“在印度，为贫困人口提供信贷的任务也主要是由非政府组织来实现的”。印度的希耶达希姆家族基金会每年用100万美元助贫救残，SHARE组织专门为农村贫穷妇女提供小额信贷，BASIX组织专门为穷人、小农、小企业提供扶贫贷款。“印度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国家，贫困人口的比例很高，政府不可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彻底解决这些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没有足够的资金，不能雇佣过多的人力，这种因素促成了印度政府对非政府组织志愿者资源的重视。随着印度科技能力的发展和提高，印度兴起了新的扫盲运动，印度人力资源部充分利用了几千个当地非政府组织，动员了1000万志愿教员。”[2]在协助解决当地就业问题方面，印度的非政府组织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比如印度自我就业妇女协会(SEWA)。在环保领域，非政府组织也是环境正义的维护者。中印两国的非政府组织面临许多相似的问题，有很大的交流合作空间，如果精心培育，可以成为中印民间友好的强有力的纽带。
两国非政府组织的交流与合作还可以发挥外交“第二轨”(Track Two)的作用，提供一种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十分看重的“早期预警”功能(early warning)。1994年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加利对非政府组织在这方面的作用给予较高的评价。他认为，非政府组织的重要作用有三个方面：预防外交，维和和冲突后缔造和平[3]。
因此，必须对非政府组织的重要作用给予充分的认识和积极评价，尤其是在全球事务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的今天。非政府组织在强化中印两国人民友谊方面的重要作用有待充分利用和深入开发，2004年12月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发生了地震海啸，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世界为之震惊，国际社会开展了广泛的救助活动。我国政府也向印度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笔者试想，如果能在两国政府的领导下将这些援助的一部分通过两国的非政府组织渠道展开，可能会在援助的广泛性和深入性方面收到更好的效果，起到更加细致的帮扶作用，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在印度民众中间树立更加完美的中国人民的友爱形象。
二、生态政治领域是双边合作的一个楔入点
中印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各自在发展本国经济的过程中都面临着环境恶化、能源消耗、水资源缺乏等一系列生态问题。这些问题正在日益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单靠一个国家自身的努力是不够的。我们不妨将人类在未来所面临的这一困境称为“生态恐怖主义”，不难想象它的破坏力将远远超出目前世界所有的恐怖事件之和。而几乎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他意识到与否，都在日常生活中成为这个主义的一分子并为这一主义“点滴”行动着。“生态恐怖主义”与目前所有恐怖主义最大的区别恐怕就是，“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成了威胁我们自身生存的恐怖分子”。随着生态问题的突出，生态政治将从低级政治上升为高级政治。中印两国的人口占了世界总人口的1/3，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既是双边的，又具有国际意义，是推动两国关系良性循环的有力楔入点和常效作用点。
三、利用国际组织的广阔平台
全球化有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和最明显的表现：这一基本特征就是“在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的推动下，世界正在被塑造成一个共同分享的社会空间；
在全球一个地区的发展能够对另一个地方的个人或社群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4]；
全球化最明显的表现是通过单个国家的努力所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日渐增多，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面对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的作用将日益凸显。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国际组织包括国际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间组织。中印两国同为发展中国家，两国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存在着相同或近似的观点。例如，在对世界多极化趋势的认识，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作为当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起国，中印在推动多极化进程、捍卫发展中国家权益等方面有着诸多共同语言。两国在国际军控、裁军、反恐、环保等领域的国际组织方面的合作，是增强两国间互信的一个广阔平台。
四、扩展多种形式的民间交流
2004年4月6日，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所长班纳吉应邀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演讲，在被问及“在中国和印度将来的合作中，最优先考虑的是什么”时，他回答道：“我觉得首先应该是中印两国人民或机构间有更多的互动交流。尽管中印两国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重大冲突，但是中印两国人民之间一直缺乏深刻的互动交流。这是我认为应该首先重视的。”这位印度学者的见解是很深刻的。这种相互交流的缺乏仅就一事就可见一斑，中印这两个世界人口最多的邻国迟至2002年3月28日才直接通航(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北京——新德里航线)。
近年来，两国的民间交流有所增加。较典型的事例就是“中印名人论坛”(EPG)会议的召开。名人论坛是一个民间性质的论坛，旨在增进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发挥重要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同时论坛也是两国政府的重要咨询机构，是两国间现有的官方渠道的重要补充。
虽然两国之间的民间交流已经逐步得到改善，我们还是应该看到，两国各层次的交往较少，相互了解和信任还不够，民间交流的空间和形式有待进一步扩展。比如说互相加强留学生的互派，加强企业家交流与合作，召开中印经济发展与合作学者研讨会，增进旅游业的合作，开展环保、动物保护方面的互动与交流，加强文化、教育、青年交流，举办青年联合探险，佛教徒互访，增加媒体交流等等。
五、积极开展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发展
2002年1月，中国总理朱镕基访问印度，在班加罗尔发表了即兴讲话。他说到，印度的软件第一，中国的硬件第一，软和硬结合起来，我们就是世界第一。2003年6月下旬，印度总理瓦杰帕依访问中国。在两国总理会谈的过程中，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争取双边贸易额在2005年达到100亿美元。这一目标已经实现。然而总体而言，两国的贸易额仍然较低，同两国的经贸合作潜力不相称。
2003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到了75.9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3.6%。2004年两国双边贸易额超过了100亿美元。虽然中印双边贸易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近年来的贸易额都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但双方的贸易额与两国关系的经济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是极不相称的。存在的问题主要是：①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互补性不强；
②在纺织品等低附加值的产品上竞争较强；
③除软件业外，在能源与高科技领域的贸易合作不足；
④印度关税仍然居高不下，并限制我国公司的招标范围；
⑤反倾销问题；
⑥我国一些公司在对印度不了解的情况下便匆忙进入，导致投资贸易失败。面对新世纪发展中印双边贸易的必然趋势和大好机遇，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主要方面：首先，要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扩展两国在制药、家电等高附加值的商品交易额。其次，要在海洋、环境、农业和能源等高科技领域找到双边贸易新的突破点。再次，要抓住机遇积极参与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开拓工程承包市场。最后，要重视开发两国的教育与旅游合作资源。“在当代条件下，经贸关系不发展，尤其民间的经贸往来不发达，国家之间或政治实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和安全关系是不稳固的、可逆转的。”“中印关系所以起伏很大，也有类似的原因。”[5]鉴于此，我们应集思广益，多方开展渠道提高中印之间经贸合作的规模和水平，使之成为两国政治关系向前积极发展的推动力量。
六、解决两国边界争端要坚持原则、创造条件，不以领土问题滞碍经济关系发展，最终互谅互让，尊重现实，理性解决。互谅互让是两国人民最终都能接受的方式。
中印之间存在争议的领土分为东、中、西三段，总面积约为12.5万平方公里，约近三个半台湾。对于这样大一块面积的争议土地，任何一方想要独自占有的想法恐怕都不现实并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军事争端，这是稍有理性的人略一思考就能明白和接受的。在这一点上，我国的态度一直都是极为理性的，然而印方的想法却很极端。
为使其非法占领的东段双方争议土地“合法化”，印度采取了“四步走”的做法：第一步，1950年将其改名为“东北特区”，并设立“北部和东北部边境委员会”管辖这一地区。第二步，1954年印度政府又将其改为“东北边境特区”，归外交部管辖，这仍意味着有待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其归属问题。第三步，1972年这一地区再一次改名为“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使印度的占领“合法化”大大前进的一步。第四步，1986年12月，印度又将这一直辖区升级为“邦”，从而完成了占领的表面“合法化”。目前状况是，东段由印方实际占领，西段由中方管辖，边界问题仍处于冷和平状态。
边界问题在短期内解决的可能性不大，同时，受两国国家利益的制约，双方之间在可预见的未来发生有计划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很小。在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未形成之前，我方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方针应是：“他不犯我，我则不动；
他若犯我，我则不让。以实力求解决，以友好促对话，以交流促发展。”最终既照顾历史，又考虑现实，公正、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使中、印两国人民的感情和利益都得到合理的考虑。顺利和早日解决边界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从长远看是一种双赢的而非零和的博弈。中国古语云：“合则两利”。几十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努力和推动下，边界问题已不再成为两国发展其它双边关系不可逾越的障碍，两国关系开始逐步走出“冷和平”的状态，朝着相互接触与谋求关系正常化的主流迈进。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印关系将步入一个新的稳定发展阶段。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国家间关系日益呈现非零和博弈的21世纪，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也面临良好的机遇，两国政府和人民有责任在前人的基础上为中印友谊谱写新的篇章。“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愿中印两国友谊像奔流不息的河水一样，越重山、渡暗礁，汇入理性的汪洋，造福于两国和世界人民。
参考文献：
[1]张敏秋.中印关系研究(1947-2003)[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34.
[2]王杰，张海滨，张志洲.全球治理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73.
[3]Statement by the Secretary General，Boutros-Ghali，at the UNDPI47 Annual Conference of NGOs，We the Peoples：Building Peace，New York，20，September 1994.
[4]戴维·赫尔德等著.杨雪冬等译.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
[5]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2003：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