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在抑制通货膨胀中的有效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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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存款准备金政策以其货币乘数效应可能导致的巨大经济影响,成为多数央行慎用的货币工具。2007—2017年,我国存款准备金率调整达40次之多,其调整的效果已经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学术界对其有效性亦有诸多争论。文章从存款准备金调节CPI有效性的角度出发,通过两者历史数据变化趋势分析、线性回归与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存款准备金率对CPI调节具有滞后性,且二者并无显著的因果关系。
  [关键词]存款准备金率;CPI;有效性;因果检验
  [DOI]10.13939/j.cnki.zgsc.2018.12.049
  1 研究背景
  目前大多数国家开始通过再贴现或者公开市场操作等发行基础货币,如英国、加拿大、瑞典等国家[1],而我国依旧将存款准备金制度作为央行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在金融工具日新月异的今天,存款准备金制度是否依旧能够有效抑制通货膨胀,有待商榷。
  国内外学者对存款准备金制度有效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产生了相应结论。Fedman反对央行频繁使用存款准备金政策,认为央行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很难调节社会中的货币供应量。李泉则从电子货币出发,对我国1993—2011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电子货币不仅增强了货币乘数的内生性,而且放大了货币乘数效应,使得货币政策的可控性和有效性大大降低。[2]但赵越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得出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对我国控物价、保增长都具有显著作用这一结论。
  由此看来,尽管有许多学者已经反对存款准备金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显著作用。因此,本文就存款准备金率调整能否有效调控物价进行实证分析。
  2 实证分析
  2.1 数据说明
  2.2 存款准备金率与CPI指数存在长期较弱的稳定关系
  选取2007—2017年的存款准备金率与CPI指数分别为自变量与因变量,为消除异方差性,对两列时间序列数据分别进行对数化处理,而由于CPI指数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因此进行季节性调整,处理后的数据序列分别表示为X和Y。[4]通过最小二乘法回归后可得到:
  Y=4.673-0.014X
  (0.021)(0.007)(1)
  从式(1)看出物价指数R2=0.021,根据最小二乘法估计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CPI没有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对上述方程的检验,是在经过一次差分后残差序列才是平稳的,即两序列存在长期上的较弱的稳定关系。
  2.3 存款准备金率与CPI无格兰杰因果关系
  如果一个变两个的变化预示着另一个变量也要变化,则表明两者有格兰杰因果关系。取滞后阶数为2,表示两期内的相互影响的关系。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由检验结果可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不是CPI的格兰杰成因,但接近格兰杰因果关系,意味着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如果有变动,物价指数会出现变动,但效果不够明显。
  3 对策
  3.1 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体系
  首先,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明确准备金政策目的和预期作用,将存款准备金制度制定者的职责范围具体化;其次,要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用法律的形式赋予其管理存款准备金的权利与义务;然后,要确定具体的管理方式、考核制度与监测机制,维系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正常运转;最后,若金融机构拖延、逃避等违反缴纳制度,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实施奖罚分明的执行条例,将惩罚制度明确具体化。
  3.2 实行多种货币政策组合
  由于仅仅提高或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障碍,其他国家目前使用存款准备金政策的频率已经大大降低,转而以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等进行经济运行的调节。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例,央行可以选择在恰当的时间卖出适度有价证券,而当金融机构或者其他社会部门及个人买入有价证券时,通过票据的交换和结算,都能缩小金融机构的放款规模,减少社会中的货币供给量。与此同时,证券价格会因供应量的增加而有所下降,使得市场利率上升,信贷成本提高,从而达到有效抑制社会中投资过热的目的。[5]
  3.3 发挥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政策导向作用
  2014年4月至今,央行实际进行了7次定向降准,主要下调了农村金融机构和一些符合规定的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鉴于这些商业银行审慎经营,而且服务于“三农”以及小微企业领域。[6]定向调节存款准备金率发挥着积极的信号导向作用,鼓励金融机构支持对农业以及中小企业的融资活动,响应国家促进农业发展和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号召,既提高了信贷量,盘活银行资金,又使得农业和小微企业获得资金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推动了农业与小微企业的发展。
  3.4 积极稳妥地推进利率的市场化改革
  利率市场化能够有效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当利率由市场决定时,央行制定的货币政策才可以在市场上迅速转变为价格信号与数量信号,从而实现真正有效的间接调控。2013年7月19日,央行宣布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上下限,允许金融机构自主确定贷款利率的水平,我国由此进入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新阶段。[7]对于央行的此项举措,潘向东认为,尽管放开贷款利率的上限使得金融机构放宽对小微企业的贷款要求,但当贷款利率上行时,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也会随之提高。因此,要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步伐,令存款利率也实现自由浮动。[8]姜超则认为,取消贷款利率下限的象征意义重于实际意义,标志着利率市场化的持续推进,在长期来看,将大大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参考文献:
  [1]管若伊.中国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调整效应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6.
  [2]李泉.电子货币发展对货币乘数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1993—2011年数据的实证检验[J].兰州学刊,2014(2).
  [3]赵世相.国际油价波动对G20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5.
  [4]孙舞媛,伍海军.我国CPI季节调整模型预测[J].统计与决策,2017(14).
  [5]王鑫,李敬.公開市场业务对股票市场价格的影响[J].兰州财经大学学报,2016,32(1).
  [6]齐子漫.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6.
  [7]白洁.浅谈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J].进出口经理人,2016(1).
  [8]李祥玉,薛小玉.构建与大国金融相匹配的资本市场——专访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J].金融博览:财富,20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