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第一章中解释自己对于罪犯身体的兴趣，特别提到恩斯特·康托洛维茨对国王身体的精细研究带来的启发。随着福柯引发的热潮，人们开始重新注意康托洛维茨与他的《国王的两个身体》。这部“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以其广博和精深，不断激发着各专业学者的想象力，再加上作者颇为传奇的事迹，使其人其书都值得向中国读者引介。
一
起初，恩斯特·康托洛维茨看起来不像是要做学问的样子。
一方面，家族的酒水生意极好，产品行销欧美，随着上一辈创业者渐渐老去，年轻人要预备好接班。恩斯特在大学的专业是经济学，还被父亲安排到汉堡实习，处理坦噶尼喀的果汁订单。另一方面，他的高中成绩并未显示出天分，拉丁文和希腊文笔试不及格，没人会想到有朝一日他要写一本满页脚注、大段引用古典语言的书。
从海德堡大学毕业后，康托洛维茨也没有要走学术之路的意思。这位衣食无忧的公子加入了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的圈子。
格奥尔格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他反对日益失去活力的自然主义，在德国诗坛开辟了唯美和象征主义的风格。“一战”前，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战争》的诗作，对德国的命运表示悲观，而战争的结局正应验了诗人的预言。于是，格奥尔格在战后被奉为先知。
格奥尔格相貌奇崛，个人魅力极强，致力于建立“教育的共同体”，鼓吹一个精神性的“秘密的德国”。他吸引了一批年轻人，形成一个封闭性相当强的“小圈子”。加入圈子的人都要经过这位老师亲自挑选，被选中者将接受个人指导。成员有年轻的诗人、学者，也有出身贵族的青年，其中包括日后行刺希特勒的施陶芬贝格。
格奥尔格崇拜英雄，策划了一系列“传记”，交由弟子们撰写，传主包括歌德、尼采、拿破仑、恺撒等。他十分看重中世纪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皇帝腓特烈二世，遂命康托洛维茨作传。
当时，康托洛维茨二十七岁，只在大学接受过很少的史学训练，也无学界前辈指导。好在家境优渥，无须担心生计，更可以四处探访古迹、搜集资料。两年后，他开始动笔。按照另一位圈子成员贡多尔夫（Friedrich Gundolf）的说法，康托洛维茨为这位皇帝“着了魔”。一年多之后，初稿草成，随后是修改。在格奥尔格的大力推动下，这部篇幅达六百多页的传记于一九二七年出版。
尽管作者是一位默默无名的年轻人，但《腓特烈二世传》（以下简称《腓传》）立刻热卖。评论者纷纷对该书流畅的叙事和生动的人物刻画表示赞赏，而书中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倾向也十分打动苦于魏玛共和国政治疲弱的德国大众。
不久，这部传记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当时的德国史学界坚持实证主义，强调史家须避免个人情感，以档案材料重建历史事实。《腓传》热情的言辞和文学化的人物描绘令专业史家深感不安。一九二九年，中世纪史学界的权威布拉克曼（Albert Brackmann）发文强烈批评《腓传》的史观和方法，指责该书被格奥尔格圈子的“教义”主导，混淆神话与现实，以当下的情感渲染古人。于是，康托洛维茨与之展开一场论战。除了澄清书中一些情节的历史证据外，康托洛维茨指出，史观的差异是双方的根本矛盾，他追求的乃是“历史写作”而非“历史研究”。他同样追求历史真实，但辅以必要的历史想象，而非仅仅执著于“纯粹的事实”。
这场论战延续到一九三。年的德国历史学家大会。不满三十五岁、没有任何学术职位的康托洛维茨面对近四百位参会者做了题为“中世纪历史呈现的限度、可能与责任”的报告。康托洛维茨指出，十九世纪的伟大史家，如兰克、德罗伊森和蒙森（都是实证主义者），作品都有上佳的文学性。历史客观性有天然的限度，“历史呈现”意味着史家必须动用历史想象力填补空隙。他还指出，史家不可能是完全“中立”的，必定带着某种立场写作。从日后史学理论的发展来看，他的这些观点极具前瞻性。
与此同时，康托洛维茨着手为《腓传》编制一本“附卷”，希望最大程度地回应学界的质疑。他在德国古史研究会的图书馆里辛劳地工作，寻找和考订各种历史证据。一九三一年“附卷”出版，詳细解释了《腓传》所使用的历史材料，并加入几篇就特定问题所做的研究性文章。虽然有少数证明仍嫌不足，但已经足够回应对《腓传》学术性的质疑。这部由全无注释的正文和纯粹注释的附卷组合而成的传记也成了学术传奇。
这可能是康托洛维茨重要的转型期。正是通过学术考据的历练，他从文人转向了学者，学术兴趣也与日俱增。在图书馆，他还结识了一些学界朋友，包括对他相当赏识的馆长凯尔（Paul Kehr）以及罗马史大家蒙森的孙子小蒙森。不久，在格奥尔格圈子的影响力、凯尔馆长以及机缘的共同作用下，康托洛维茨未经资格考核即进入法兰克福大学任教。随后，在一九三二年取得了中世纪史教席教授的职位。
康托洛维茨晚年曾对《腓传》表示担忧，并阻止出版社再版，因为已经有些人把这部传记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与纳粹相联系。后来，也有人据此指控康托洛维茨是纳粹。纵观他的一生，这个论断实在是离谱。
二
算起来，康托洛维茨一生出版了三部著作：《腓特烈二世传》，在伯克利出版的《君王颂》（Laudes Regiae），以及在普林斯顿出版的《国王的两个身体》。不过，下面要谈的却不是《君王颂》，而是康托洛维茨在离开伯克利之前自费印刷的一本小册子《根本问题》（The Fundamental Issue）。
康托洛维茨逃离纳粹德国前，收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邀请。经过一番颠沛流离，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终于踏上美国的土地。但伯克利的任命书迟迟不来。校方一直拖到最后一刻，还是不愿授予教席，只肯提供一年期的试用岗，还要“学者紧急救助委员会”负担相当部分的薪水。此后数年间，校方“骑驴找马”的态度令康托洛维茨不得不每年为职位奋斗，其间有一年甚至几乎失业。直到一九四五年，才终于获得了终身教职。
然而，好景不长。一九四九年，加州大学爆发了一场严重争端。
